往年清明，我们一家在公公婆婆的带领下，回距离市区二十来公里的农村老家去扫墓。在广东，扫墓也称为拜山。
所拜之先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所以也没有那种“欲断魂”的感觉。吸引我的倒是丈夫那些年纪尚小的堂弟堂妹们。虽然我的客家话讲得不地道，可是听是没问题的，听着他们用别扭的粤语亲亲热热地叫着“大嫂”，我心里甜甜的。除杂草是婆婆和婶婶们的事，放鞭炮是丈夫和叔叔们的专利，而我，多半是跟着那群孩子在山岗上采野花，摘野果，偶尔追追从灌木丛中出来散步的野兔，虽然常常被弄得一身黄泥巴，可无拘无束，其乐融融。
今年清明，因为到上海学习而未回去拜祖。上海的清明有点冷。虽然有拂堤的杨柳，雪白的粉红的樱花在枝头怒放，可那空气中仍然流动着清明特有的庄严肃穆。走进培训主办单位为我们预订的宾馆，总有一种说不清的压抑道不明的悲戚萦绕心头。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我明明在漕宝路，却总觉得像是十四年前住过的古柏路那家宾馆。于是，当年《少年文艺》主编郑马老师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眼前。记得他是那么和蔼可亲，会粤语。他还说他是我的老乡，祖籍在澳门。在文学发展方面，他说我很单纯，建议我写童话和诗歌，而我是个心事太重的人，一直沉浸在自己灰色的思绪里不能自拔。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一事无成，愧对先师。
到上海的第二天，我见到了在沪工作的同学娅菲。聊天时，她无意中提到了一个人，说他已经去了。我没有她预想的那样大惊失色，却是出奇地冷静，也不继续追问他的情况。其实，这个消息于我，无异于刮了十二级台风，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固执地对自己说：那一定是谣传！
尽管毕业后再没有联系，但他曾是我的好朋友，实习时的最佳拍档。我常想起他在坟前为我采下的那朵洁白芬芳的百合花；想起和学生玩游戏时他总是“英雄救美”般地替我解围；想起发烧的夜里，他曾爬铁门外出给我买药；想起他毕业时不轻弹的男儿泪！想起毕业前，他曾说过，这一辈子，他将终生不娶，要收养像亮亮（亮亮是我们实习时班上一位孤儿）那样可爱的孩子，共渡一生……都说好人一生平安，他是那么善良，那么真诚，让我怎么能相信他已离去呢？
那几个晚上，我一直在做噩梦，一会儿是张国荣坠楼，一会儿是三毛上吊……从梦中惊醒后，除了恐惧，更多的是感到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常。
这个清明有点冷，冷风中，我的偏头痛又复发了，一疼就是七八天。
2007年4月作于上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