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记●
韶关市区武镇街38号院，不是我们的祖屋，但却是出城后成家庄后代的温情家园，是成家庄亲人常相聚的小屋，特别在文革期间，这个温馨小院成了成氏子孙的避难所，所有无家可归的孩子都投奔到这里，在这里享受天伦之乐。这所不是祖屋的宅院，因为住着一个家族的长者，一个带领全家和族人投奔革命的领路人，就变成了一个凝聚亲情和革命情谊的地方，变成了已经不复存在的“成家庄”，这里没有辈分亲疏之分，只有温情和平等，自由和关爱。这里留下很多值得回味的故事，成家庄的子孙不管走得多远都牵挂它，思念它。因为这里住着一对饱经磨难又慈爱宽容的老共产党员，因为在这里，我们领略过浓浓的亲情，感受过深深的呵护，经历过最痛苦和最快乐的无数日子。
●老式别墅的来历●
一座老式而别致的别墅曾是我家的宅院，它坐落在浈江河畔小街的38号，我们称它为38号院。
这条街很短，不用一支烟的功夫，就从街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院子的一头过了马路就是军分区大院，另一头过了马路就是地委大院，这短短的小街就有四栋这样的老式小院，可是，真正称得上别墅的唯有38号院。
这座别墅属于地委，解放初期曾做过专员公署幼儿院，后来，幼儿院搬到新建的飞机楼，这栋别墅被闲置多年，小楼房灰尘密布，院子一片荒凉，直到我们搬进去，它才有了生气。
这栋别墅的结构很独特，北面三间卧室的外墙形成围墙，窗户外是别墅的外花园，解放后划归国家，成了公众休闲之地，东墙外是一个机关大院的礼堂和操场，南墙外是一条死胡同，胡同那边是一排密集的民居。临街的围墙和窗户都用带尖的铁丝网网住，给人留有几分神秘和深严的感觉。别墅里面分前院后院，前院较小，像一条较宽的过道，靠墙边种满高大的夹竹桃，花朵密密匝匝地从围墙探出头去，很是诱人。
后院很大，北面是厨房和厕所。南面有一间木板房，是属于公家的仓库，常年锁着。南面墙根还有一排木屋，共有四间板房，平时闲置，客人来了就成了客房。文革前，每周六晚隔壁操场都放电影，文革时，偶尔会有一两场。每到放电影，墙头就成了我们观看电影最好的位置，被我们称为楼座。在那里我们欣赏过无数部至今仍称为经典的电影故事，从那些电影片里得到过深刻的艺术熏陶。文革那些年，南墙根那排木屋就成了姑娘们的集体宿舍，一个房间打通普可以住七八个人。 前院围墙的北侧是两扇木门，左门有一个信箱的投信口，右门上角有一个门铃，邮递员每天都会把平信和报纸从门外投到信箱里，有了挂号信和汇单，邮递员才会按响门铃。记得母亲每次收完邮件，都要给邮递员送上一杯水，感谢绿色使者捎来远方儿女们的消息。
进了前院，上五六级台阶才算是进了前门。前门原来有一个大铁闸，大跃进时拆去炼钢铁了，中门也有一个铁闸，已锈蚀得拉不动,终日敞开着。前门两侧各有一个木格窗，我们经常爬上这个窗户看墙外的动静。
进了前门是一个很大的厅堂，两边各有两间一样大的厢房，进了中门北侧那间二十五平米的房子，是父母的卧室兼客厅。我和姐姐的卧房是南面一个大露台改成的，和饭厅一板之隔。饭厅和父母的卧室隔了一个六七平米的过道，过道摆了一张躺椅，父母常常轮着坐在上面看书读报，我们只有父母外出时，才坐上去享受一番。有时我们把它搬到后院，坐在那里呼吸散发在院子里的清香。
别墅原本是木地板的，可是已经腐朽得不成样子了，搬来时换上了废弃的红地砖。这地砖上面尽是水泥石灰，任凭您使劲的铲，不停的刷，也无法清除掉。母亲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又在位，只要她开口，换上新地砖是件很容易的事，可母亲说，公家的财物能省就省，不可贪图奢华。
●文革使小院发生了变化●
文革前，家里只有父母和我们姐俩。文革到来，家里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文革还没全面铺开大哥就靠边站，侄女建军最早被送回我们称之为避难所的温情小院。母亲因为大哥受到冲击，变得焦灼不安，凡是来自北京的信，她都颤抖着手拆开，关起门来反复阅读。每每从房间出来，母亲的表情都是痛苦的。大哥比刘胡兰还小就入了党，跟着东江纵队北撤以后就一直从事机要工作，是我党的密码专家，进了中央机关也没改行。他能有什么问题呢？这运动来得实在太突然太凶险了，一夜间，世界就完全变了样。
以前，别墅的大门白天用小铁栓扣着，到了晚上人全睡下后，父亲才会把一根粗大的木栓架在门的两端。文革来了，大街小巷一片杀声，一会一群红卫兵挥着木棒，皮带，高喊着革命口号，从别墅门口呼啦啦的直奔地委大院，一会一队造反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别墅门口杀去军分区。不愿我们受到影响,总是把躲在门缝看热闹的我们拎回屋里。从此，大门整日上着木栓。
横扫一切害人虫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见人就揪，只要您还在位上，只要您有这样那样所谓的历史不清问题，只要您让他们看着不顺眼，您都有可能在某一天被他们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很多人把自己和革命舵手的合影，功勋章，劳模证书贴上墙，希望获得一张免于揪斗游街炮轰油炸的通行证，可是无一幸免。父母在文革前退下来，因此躲了一劫。
父母虽然躲过了批斗的灭顶之灾，但造反派还会三天两头的叫他们写检查和思想汇报，还要回原单位吃忆苦餐或陪斗。造反派每次都像押犯人那样押着母亲回单位吃忆苦餐，说她是培养资产阶级黑苗苗的罪恢祸首。58年母亲去北京参加过全国群英大会，这所母亲呕心沥血创办的干部子弟幼儿院得到过最高荣誉。母亲和总理合影过一张全体代表照，可是却不见挂在墙上。我问母亲，照片呢，何不拿来挂上，挡挡灾？母亲慢条斯理答道，当年提倡节约每一个铜板搞建设，我没舍得花钱，就没要照片。我听罢大声嚷嚷：您把照片留到今天，谁还敢要您写检查，要您吃忆苦餐啊！母亲批评我，人不能学得这样投机。更何况所有这些荣誉事实上都不能抵住造反派的疯狂。
只要母亲或父亲掩上卧房的门，我和姐姐就知道，他们又在写检查了，只要别墅的门声大作，我们就知道造反派又要来闹事了。父母那年已六十岁，身体日渐衰弱，已经不起太多折磨，我们怕他们被带走，怕造反派象批斗走资派那样批斗他们，怕他们被活活的折磨死，怕他们写检查写瞎了眼睛。可是我们无法制止这些行为再次发生，唯有变得格外小心翼翼和乖巧，不让父母因我们的顽皮再添愁绪。
每次父母被造反派叫走，我和姐姐就会一直跟在后面，母亲不时回过头来用目光制止我们。那目光无畏而又坚决。我和姐姐只好抹着泪回到温情小院，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焦虑不安的等待母亲回来。直到母亲神情疲惫的推开院门，我们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姐姐问母亲这忆苦餐是什么味道的，母亲说，比起闹革命时所吃的那些粗糠野菜好些。我总是在心里嘀咕：好笑！那些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江山的老布尔什维克，用得着去吃这种五味不全的忆苦餐，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红色江山吗？
●小院依然散发着浓浓的书香●
居室后门下了台阶有一条盖了瓦顶的露天走廊通向厨房。厨房很大，灶台也很大，有一口象农家烧水做饭的大锅和一口很古老的云鼎锅。我们逢年过节才偶尔用用这大灶台，平时在煤炉和父亲自己垒的柴炉煮食。文革期间，来避难的孩子最多的时候，父亲就在大锅做饭烧水。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又是官宦子弟，很多日常生活的小事都用不着他亲历亲为，可他却习得多门手艺，对日常生活技巧十分精通。他会打仗会带兵，会教书会制图，会讲故事会烹饪，还会种花剪草，饲养家禽。平常百姓的各种生活本领他都深得要领，并亲历亲为，就像一个全能的英雄。我佩服父亲，他不仅热爱生活，还懂得生活，懂得在逆境中创造快乐。
母亲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上都是读书人，她的祖父是清朝朝文官，父亲和舅舅同在北京大学读书，她的母亲开私塾教人读书识字，叔叔是当地有名的大律师，自己则毕业于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她有很深的诗词天赋，从小就喜欢写诗作赋。加上又是个孤女，幼年丧父，不到五岁便远离家乡，寄居于山东济南舅舅家，因此写出来的诗，颇有几分林黛玉的韵致。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对独立自由的向往和追求的内心滋味，被母亲的诗句刻画得惟妙惟肖。我从母亲写的诗里感受到她丰富而深沉的内心世界和极高的文学素养。但母亲不善乐曲，父亲也一样，他有着美男子伟岸俊俏的身材和容貌，却不会唱歌和跳舞。不过他们的生活交响乐弹奏得非常和谐，动听，尤其是那支厨房交响乐。他们不需要排练，不需要对谱，只要一套上围裙，就洗菜的洗菜，备料的备料，掌勺的掌勺，添火的添火，那种默契，那种心领神会，那种恰到好处，那种圆舞曲般的浪漫情致，全体现在他们的劳作和那一道道别出心裁的菜肴里。
随着文革的深入，打砸抢也升了等级，我们家的大人们挨斗遭整的也多起来。没完没了打砸抢，没完没了喊口号，没完没了揪人，没完没了刷大字报相互攻击，使我对这场“革命”产生了几分怀疑，渐渐的，心存恐惧变成了消极抵触，我和姐姐去北京上海广州串联回来后就自动摘下红卫兵袖章，逍遥在家了。好在父亲很有预见，相信知识永远都打不倒，也不可能打倒。文革硝烟初起，他就拎着一个麻包袋带着我和姐姐到他学校的图书馆扛回来一麻包袋图书。父亲说，你们把这麻袋的书读完，就知道读书对你们的用处了，别以为文革了停课了就不需要知识了。从此这袋书做了我们失学在家的好伙伴。
母亲是知识女性，父亲博学多才，经纶满腹，可是几个哥哥很小就送到部队没读什么书，父母因此把读大学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自幼，父母就在精心雕琢我们。我们还不识几个字时，母亲就开始给我们读《古丽亚的道路》、《卓娅和舒拉》、《钢铁练成是怎样的》，和我们讲《红楼梦》、《雷雨》、《甲申三百年祭》以及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和我们讲雨果、普希金、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讲鲁迅，巴金，曹禺、丁玲，冰心。母亲希望我们从小学会勇敢自强，更希望我们有一个扎实的学习基础，父亲则在数星星的游戏中开启我们的数学脑袋瓜，讲科学世界里的奇妙。然而，文革一来，全国停课闹革命，父母的梦就破灭了。看着我们耗在家里，课也不上了，他们很是痛心。
为了我们的读书兴趣不要让文革毁了，母亲反过来让我们给她读书，我们偎在母亲膝下，聆听她对我们朗读的评点。母亲躺在过道的椅子上，闭着眼睛静静的听着我们轻轻的读书，这时，整个小院充满了温情和书香。哪怕院外的血腥杀戮咄咄逼人，危机四起，也掩不住弥漫在小院上空浓浓的书香味，赶不走我们的啷啷书声。那时候，读得最多的是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及《红楼梦》的葬花词，我们读罢，母亲便一句句向我们解释，教我们欣赏其中的美妙，间或，还轻吟她年轻时写的诗文。
我和姐姐是在父母膝下闻着书香长大的，所以尽管我们失去读大学的机会，但我们却不比别人读的书少。至今，我都非常留恋动乱期间父母给我们营造的这份安宁和读书氛围。
那天，一群红卫兵翻墙闯进我们的院子，把书架的书踢了一地，还把我们藏在床底下的一麻包袋书拽出来。他们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穷凶极恶的勒令父亲烧书。父亲目光冷峻的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听凭红卫兵怎样嚣张就是不动手。我怕红卫兵打父亲，就和姐姐一起很不情愿的把书一本一本扔到火坑里，看到自己喜欢的书我们就偷偷放下。父亲一直表情严肃的站在我们的身边，死死盯着我们。我们那时才十四岁，弄不清楚父亲写在表情里的话语，以为他怪我们不听话，又要给家里惹麻烦，不由的加快了烧书的速度。等红卫兵走了，我听见父亲用别人难以听懂的家乡话愤愤的说了一句，这和焚书坑儒有什么两样？这时，我才明白才我们都弄错了父亲目光里包含的意思。随后父亲用老迈的双手，把没烧透的书一本一本捡了起来，并用衣袖小心翼翼的揩拭干净。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书是宝贝，是焚不得的，尤其是父亲书架上的和他精心给我们挑选的那些书，都是父亲留给我们成长的精神食粮。
●温情小院弥漫了一股火药味●
搬进来的时候，父母领着我们在后花园种下了十二棵柚子树。地下的石头很多，树坑挖不深，十二棵树成活了四棵，每棵还没盆景高大。倒是院子里的两棵无花果和石榴叶茂果硕，一到丰收季节，甜甜的无花果和石榴就成了母亲招待亲友的佳品，也成了我和亲戚加同学的三个堂兄弟解馋的美味。院子里靠近后院台阶的一角种满桂花，茉莉花，月季花，红枣花，向阳花，花卉不名贵，却千姿百态，芬芳满园。后院的假杨梅树下是一个用木头搭建的猪圈，父亲把它改作鸡圈，里面养了鸡和鸭子。他还在另一角搭了个小木屋，养了几十只信鸽。父母退下来的日子丰富多彩，虽然，所有祖业已被父亲当作党费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家乡已经无屋无田，可是，父母的生活依然散发着浓厚的田园气息。
父母的卧房和饭厅的窗前各有一棵石榴树，一棵开黄花，一棵开红花，开黄花的结出果实，开红花的不结果，叶子都格外油绿，花也格外香。每到晚上，月影漫移，凉风轻拂，多情的石榴树将它美丽的枝蔓伸到窗台，散发出淡淡的香味，给我们幽深的院落添了一抹温情。我最喜欢坐在窗旁的石阶看花开花落，听雀鸣鸟唱。不用看日历，只要看那花开花落，我就能说出春夏秋冬。
文革开始，别墅搬进了几户人家，有一户是母亲原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她一来，温情小院就弥漫了一股火药味，这家伙每次经过过道就狠狠的给我们的躺椅一脚，到了厨房就把我们的锅碗瓢勺弄得乒乓响。侄女建军一来气，就堵在过道门口冲造访派头头喊，干吗踢我爷爷的椅子，干吗砸我家的锅碗瓢勺，您跟它们有仇还是跟我老祖宗有仇？这时，母亲就会把建军拽到屋里，还把我和姐姐也叫去，约法三章。母亲说，她是在找岔挑起事端，我们的言谈举动稍不留神随时都引发争斗，这样不仅于事无补，还会惹出更多祸害，殃及所有被审查的亲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忍，必须忍。母亲平时并不限制我们什么，自从温情小院住进了造反派，母亲就总是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们不能随便说话。只要我们打开话匣，口无遮拦时，母亲就会用严厉的目光叫我们打住。想想，如果造反派头头不高兴了，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能把温情小院砸个稀巴烂，家里的亲人就连栖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只好忍气吞声看着造反派头头在我们的温情小院横行霸道，欺善作恶。也就是这时，我们又学会了一种人性品格和生活智慧，那就是坚忍。
有一段日子，温情小院天天都有好几拨叔叔阿姨进出，他们的神情严肃警觉，父母把他们迎进屋时会给我们打手势递眼色，我们就会机智的搬张小板凳坐在别墅的门口，就像地下党一样，为他们放风。造反派头头一来，我们就五音不全的唱起“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叔叔阿姨和父母的谈话随即就改变，任造反派头头再使滑放刁也找不出茬儿来。我由此感到一种光荣，同时又领略到父母当年在地下交通站工作的机智勇敢。这些叔叔阿姨都是父母的战友，老部下，有些是父亲介绍入党的，有些是父亲派到地下党组织的，有些是母亲带到香港地下交通站的，他们来是要父母亲给他们的历史做证明。幸亏我的父母亲文革前一年就不工作了，逃过了一劫，不然，叔叔阿姨的证明材料就没有人给他们写，他们一定会被造反派打成假党员，叛徒。
不管当时说真话有多难，父母都本着说真话的立场为叔叔阿姨写证明，哪怕这些人里面有些曾经伤害过父母，做过对不起父母的事。
黄叔叔是我同学的父亲，当年由母亲亲自带到香港华南分局地党交通站。造反派来过多次，每次都旁敲侧击，要母亲把这个叔叔去香港地党说成叛变，母亲不但坚持其没有叛党的事实根据，还拒绝在假材料上签字。任凭造反派如何威逼她都义无反顾。父母这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畏威逼的凛然举动，永远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感动我们
事后，我才领会到母亲为什么如此决绝，宁死不写一份假材料，假证明，那是因为，父亲被人诬陷锒铛入狱的冤辱使她痛恨作假，痛恨颠倒黑白，无视事实，她深知一纸诬陷之词就能毁人政治生命，致人于死地。如此龌龊害人的事，哪怕刀搁在脖子上父母都绝不会做。
父母去世的时候，告别仪式特别隆重。长长的队伍里，我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是到过温情小院请父母亲写证明材料的叔叔阿姨，是父母尊重事实，说真话的证明材料使他们幸免诬害。他们紧紧握住我们的手，用无声的语言表达了对一对老布尔什维克深深的敬重。
除了外地的造反派不定时的来到院子里闹事，住进院子里的造反派也经常制造事端，搅乱院子里的生活。每天院子里的人都要手捧红宝书，面对墙上最高统帅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早晨还要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那天造反派头头又在温情小院发号施令了，命令我在伟大领袖的像前画上表忠图案，以示大家更加形象的表忠心。我花了一个上午，在画像下画了一溜金灿灿的向日葵，寓意我们的忠心朵朵向阳开，造反派一直板着的脸有了一丝笑意。当年，大家就是这样毕恭毕敬的非常虔诚的将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捧上了神坛。父母每天都非常准时的来到别墅大厅，摘下围裙，整理好头发衣装，领着我们扭动腰板，挥动手臂的又跳又唱，不管那舞姿多么丑陋怪诞，都不会有人敢去评论和窃笑。我总是很怕父母不小心闪了老胳膊老腿，就对造反派说，我替他们跳，我一天跳上它十遍。造反派冲我大声吼道，忠不忠看行动，您这狗崽子就是事多，她抄起木棍就要向我打来。母亲把我拉到身后连对造反派说：这孩子不懂事，我们一定严加管教，这忠字舞我和老成一定自己跳，自己跳。为了保住温情小院，母亲总是不惜牺牲她的尊严。
●收留了一群有家难归的孩子●
常到别墅来的还有我三叔的三个儿子。他们和我姐妹俩一般大，又是同一所幼儿园，小学，中学长大的，所以我们特别亲，特别有话题，特别能逗乐闹腾。他们家住地委大院，叔叔被关进牛栏的那段日子，他们天天往院子奔，不用打招呼，不用约时间，温情小院就是他们的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果，哪一天不见他们，父母就会唠叨，他们该不是出什么事了吧，就会站在门口等了又等。我们也一样，总盼着兄弟们的到来，因为他们一来，我们就有好吃的，就能围坐在温情小院的树荫下，听父亲给我们讲乌托邦，讲三国，水浒，西游记，就能边帮父亲打蜂窝煤边听父亲教我们摆煤阵和数学方程式。父亲常常领着我们一起侍弄他的“海陆空（鸡鸭鸽子）三军别动队”和花花草草。
父母总是笑眯眯的看着我们在院子里海阔天空，变着法子闹腾。有时候，我们的闹腾充满破坏性：把长在树上的假杨梅用风枪全打在地上；爬上围墙勾下毛毛虫树叶，用废弃的瓶盖压出一枚枚勋章，贴在胸前；盛饭菜的盘子让我们用筷子支起来，栓上长长的麻绳，在地上一字摆开，逮鸟儿；漂亮的公鸡羽毛被我们剪成狗咬状。我们还在霜雪天把娇贵的波斯猫摁在大木盆里洗澡，波斯猫稍有不从，我们便绳子伺候，把它的四只脚吊起来，如果大公鸡反抗我们对它戏弄，我们就饿它，如果鸟儿不来，我们就把盘子踢得叮当响。实在闲得慌，我们就分成两队打水仗，把水龙头当枪使，非把衣服全弄湿了，有人举手求救了才罢休。
父母从不制止我们如此闹腾和恶作剧，他们心里一定是这样想的，与其让我们在外面造反翻天，倒不如让我们关在家里顽皮捣乱。所以，父母不仅任由我们如此疯玩瞎闹，还流出赞赏的目光。东林的枪法最准，挂在树上的假杨梅一枪一个，绝没有空枪，不愧是学校体训队的射击高手。东德逮鸟儿最耐心，可以在厨房的门后守候老鼠和蟑螂，一坐就是一天。他的战利品总是最多，有一次还把一只老鼠给逮着了，把蟑螂纷纷击毙了。他的文静好学很讨我父母欢心，父亲总是喜欢和他下军棋摆煤阵讲天下事，但他也没有少和我们一起恶作剧，搞“破坏”。不过，有时候，我们的闹腾又是颇具建设性的。我们搭鸡棚，种瓜果，洗沟渠，刷厕所，擦地板，剪花草，每天乐此不疲。那些日子，我们家窗明几净，地板一尘不染，瓜菜禽蛋自供自给。自称世外桃园，乌托邦。
我们家族由父亲带上革命道路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文革当中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女有的有家难归，有的流离失所，有的无人照看，都一一投靠到我们家来。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个瘦瘦小小的漂亮小男孩，他怯生生躲在母亲的背后，不敢与我们说话，母亲抚摸着小男孩的脑袋，很是怜爱的对我们说，这是四叔的儿子雄年，你的堂弟，他就像三叔的三个儿子一样亲，以后，他就在我们家住下，他年纪小，您要让着他，照看好他。原来，他们是逃出来的。我的四叔是佛山地区一所中学的校长，红卫兵说他是叛徒，要抓他，叔叔得知连夜带着全家逃走，雄年送来我们这，还有两兄妹送到婶婶老家。叔叔婶婶便离乡背井，东躲西藏。父母在日常生活特别护着这个堂弟，因为他小，因为他无家可归，成了有父母的孤儿，我们对他格外好，到哪都带上他。
血亲永远都是血亲，雄年很快就融进我们这一群失学的成家庄兄弟姐妹当中了，跟着我们爬墙，逮鸟，打水仗。也许玩不出什么新花样了，雄年和东德便在抽屉里翻出了我们的绣花夹，坐在厨房的门口，穿针引线，一个在父亲的围裙绣了个“为人民服务”，一个在母亲的围裙上绣了个“要斗私批修”。那手艺绝不比姑娘的差。母亲一面赞叹不已一面摇头：哎，这些聪明的孩子，要能读大学，一定很优秀！可惜啊!
出后花园的门墙上，父亲用一把长尺画了一个一米八的标尺，上面的刻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半个排的名字。我们每隔几天就要站在标尺下量量画画，全部的童年快乐和成长，都伴随着自己的高度刻在了温情小院的门墙上。那时候，我们不知道童年时期的男孩没有女孩长得快，东奇总是不服气的问，干吗长来长去也没女孩高，我们答不出却得意洋洋，总是笑他落后我们一大截，从此，每次量高他都趁我们不注意悄悄把脚垫起来，可是不管他使尽怎样的招数都无法赶上我们。父亲总是站在一边笑呵呵地看我们比高低，有时干脆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和我们一起逗乐子，他把自己的高度刻在墙上，说我们谁要是赶上他就奖励谁，引得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拼命跳，巴不得一下子就赶上父亲。那个刻满名字的门墙，不仅记录了我们的成长，也记录了父亲对我们的深情和关爱。
其实，父母在用他们博爱的胸怀庇护着我们这些过早卷入政治斗争的儿孙的时候，他们心里正承受着非常人所能想象的巨大痛苦。大哥在北京停职审查，三哥在广州被揪斗，二哥被押去游街，好端端的生活被搅乱了，是非对错全颠倒了，能不让人揪心？我们开始厌恶文革，谈论文革，思考文革，关在冲凉房，关在围墙下的小板房，发出我们微弱的声音。我们的思想也因此走向成熟。父母看出我们的变化，就把我们关在别墅里，不许我们外出，不许我们谈论这场灭绝人性的政治斗争。他们意识到我们对文革产生的抵触情绪会给这个家带来更大的灾难，更意识到，任何不同的声音都只能招来横祸，不能改变局势。在我们刚刚开始有思想时，我们的思想就被压制了，阉割了。我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什么都不能。我们成了哑巴，政治瞎子和言不由衷的两面人。
●小院来了一群红卫兵●
我们的温情小院最多的时候收留了比一个班还要多的落难少年，他们的父母有些是我父母亲的战友，有些是我的叔叔和哥哥。父母收留他们，不仅出于亲情战友情，更多是出于对生命的怜爱。后来，乡下舅舅也来了，他是来卸轻父母亲身上的担子。三个老人为我们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伞，为我们筑起一堵安全的墙。而他们默默的担忧却没有一刻停止过啊！父母为我们竭力营造的一方净土到底能抵挡多大的风雨?会不会有一天轰然倒塌，谁都无法回答。因此，忧虑没有一天停止过。父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造反派头头带着一群人，气势汹汹的在前院的门框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捣毁牛鬼蛇神窝，下联，抓尽乌龟王八蛋，横批：造反有理。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我们的别墅收留了一帮狗崽子，来来往往全是黑帮走资派。我们全被叫到大厅，父母肩并肩一言不发的站在中央，后面护着我们楼梯般大小的一群红色接班人，我们学着父母一声不吭，任凭造反派将大字报贴满屋里屋外。造反派一出门，我们和建军不知天高地厚的上去扯下了一张，三天后，我们把对联和余下的大字报也撕了个干净。撕大字报是很大罪的啊，可是我们已怒不可遏，忍无可忍！我挺得意地对父亲说，下回他们再来，我戴上红卫兵袖章迎接他们，父亲在我的脑袋上打了一巴掌，他这一巴掌意味深长。长大了才明白，在一句话就能置人于死地的荒唐岁月，沉默才是最好的回击。斗争是要讲究艺术的，保存好自己才能更好的保存身边的人。父母就是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家和身边的亲人们才忍辱吞声的。
连续几天，离家不远的军分区拥满抢枪的红卫兵。这天，突然一个冷枪打到父母卧室的窗上，接着门外枪声四起，把我们吓得直哆嗦，大呼小叫，四处躲藏。躲进床底，躲进冲凉房，躲进厨房储物间，我们还怕得浑身发抖，父母就从容撬开院子里的仓库，让我们钻进去。一整夜，父母亲没有合眼，果断作出一个谋划多天的决定，带我们躲到乡下去。
那一天，年迈的父母带着建军坐三轮车，我们几个徒步，早上出发，到了太阳西斜我们才在几十里外的一个乡村小镇和父母会合，然后继续前行。路上，父母一再叮嘱我们，一定不能说城里闹武斗的事，有人问起，就说城里住久了，到乡下见识见识。在老乡家住下时，天已经很黑了。刚开始，我感到很陌生，不知道怎样和农家孩子交流，心里总惦记着温情小院，但父母亲很快就和村里的老乡聊起家常，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老乡真以为我们是走亲戚的，对我们毫不设防。过去，我只是听大人说过，我的父母曾是个很出色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在家乡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母亲常常在村里利用教妇女识字，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父亲则辗转星子，英德，广州，番禺，负责地党的组织领导工作。没想到在文革的这一次武斗避难中，我竟然能亲身体验到父母亲在残酷的地下党斗争中所经历过的危难和风险，同时，还亲身感受到我的父母亲的确是一个经验丰富，沉着应战，临危不惧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能生长在这个革命家庭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
从乡下回到温情小院，我们的收容队伍又壮大了。大姐的两个女儿，三哥的大儿子，自己投奔老祖宗来了。他们来时个个蓬头垢脸，衣衫不整，满目惊恐，像无巢的落雁，像霜打的花朵。父母一个忙着下厨做饭，一个忙着烧水，给这些还不懂自理的孙儿洗头洗澡，做吃的。我们把我和姐姐卧房的窗外那排小板房收拾成营房，七八个女孩子打通铺，挤在一起，像过集体生活一样，床单拉得笔直，被子叠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弟兄们在院子里打枪逮鸟玩时，女孩就躲在这里讲故事，白天讲不完，晚上继续。建军和外甥女口齿伶俐，表情丰富，很会讲故事，每次都是她们两先开头，我们几个做听众。没几天就把肃反小说集的故事讲了个遍。建军还会即兴编故事，书里的故事讲完了，她就自编自说人间悲喜剧和惊耸故事，讲得我们要么哄堂大笑，要么一把鼻涕一把泪，要么毛骨悚然，大呼小叫。深更半夜，吓得不敢上厕所，便拿来面盆当尿罐，引来一片嘻嘻哈哈。尽管别墅的大门终日锁着，却锁不住我们的天性，我们出不去，就使着法子在院子里释放我们的童真。这群成家小女孩，天生五音不全，唯有建军，与众不同，有着一副周璇般的金嗓子，外国名歌200首，首首会唱，唱起来，字正腔圆，悦耳醉心，连那个造反派头头也忍不住要她再唱一首。此时，建军便学着她盛气凌人的架势，毫不示弱的还击：要我唱歌可以，你不许踢我爷爷奶奶的躺椅，不许让我奶奶吃忆苦餐，不许贴我家大字报。一连串的不许，气得造反派头头的脸青一块紫一块，我们则在一旁发出解恨的笑声。
姐夫是家里唯一的到病故都没有脱下军装的现役军人，原以为他不会有事，谁知他也突然被秘密关起来受审查，不到十二岁的小外甥女独自从佛山到广州寻找不知下落的父亲，途中吃尽苦头。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在东北的五哥也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臭老九，天天受审查。这时，母亲抽起了烟，刚开始，我们不解，姐姐还说母亲抽烟不好看，像女特务。后来，我们懂了，那是妈妈心里的难受堆得实在太多，太多，多的超过了极限，多得无以承载……
●我要用自己的方式保护温情小院●
父母从不在我们面前讲大人的话题，有些不能让我们听的事情常常是用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的家乡话讲的。所以，文革前，我对自己的身世毫不知情，就像我不知道父亲那段不幸的冤案。我只知道，我生在一个和电影《革命家庭》一样的大家庭，我对父母兄长充满敬意和爱戴。一天，我被同学拉去地委大院看大字报，才从大字报里知道，在我来到这世上时，母亲正忍受着被诬指和暴打的屈辱和巨大痛苦，父亲则因一桩骇人听闻的连南假案牵连，锒铛入狱，一直背着不公的政治待遇。
知悉这些与我所知完全两样的事情，我先是惊异，接着是恐惧，哥哥们一个个都挨批受整了，如果，造反派也不放过父母，把他们也抓起来怎么办啊！晚上，我躲在被子里落泪，泪水浸湿了枕巾和衣衫。不是父亲的冤案令我蒙辱伤心，是造反派的乱棍令我害怕，我怕他们把连南假案和莫须有的“地方主义”翻出来，当靶子再再扣上个莫须有的罪名置父亲于死地。说真的，我敬佩父亲，他在政治上蒙受了这么大的屈辱还这么豁达的对待生活，这么忠诚党的事业；我更为母亲感到骄傲，她在政治高压下，竟敢选择以死来宣示她对命运的抗争。我突然发狠，豁出命我也要保护好老父母。心我突然发狠，豁出命我也要保护好老父母。心想，谁敢把我的父亲从温情小院抓走，我就和他拼命！
第二天，我一早就把父母换洗的衣服洗干净了，和父亲的话特别多，母亲喜欢我和父亲说话，因为，女儿童真的甜言蜜语能给父亲带来快乐和慰藉。我一整天都跟在父亲的身边，仿佛一不留神，父亲就要被造反派抓走。我一点也不敢告诉父亲，我去地委大院看了大字报的事，我不能在父亲心里撒盐，我要用我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敬意和捍卫父亲的尊严。
很长一段时间，一到晚上，我就躺在床上，透过蚊帐的轻纱望着窗外的月亮想心事。只要想到冤案让父母亲蒙受的精神巨创和他们的满头白发，便有一种从心里透出来的痛楚勾出我的泪珠。自幼母亲都喜欢我把同学领回家里，可是母亲一定不允许我跟着同学到地委大院玩儿，如果哪天我不听话，去了，母亲的脸色几天都是阴阴的，以前我不懂，现在我懂了，那里藏着太多父母的酸辛和冤屈，她不想我们过早领略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和遭受歧视，更不想我们的童年不快乐。其实，我们没少到地委大院玩耍，我还扶在井边探究过井底的秘密，只是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口伤心井，它记录了我和姐姐的不幸身世。
那天，同学又来约我到她家玩，她们说地委大院的玉兰花儿开了，香气袭人，我拒绝了。同学扫兴的走了，母亲让我给她捶背，我握着拳头轻轻的捶打，泪水却一滴滴掉了下来。母亲看出我难过就说，院子里的桂花到了十月也很香，她还说，她喜欢看我笑的模样，甜甜的，很可爱。母亲有意把话扯开，却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母亲的话不多，柔柔的，但每一句都流露了她对我的寄望和爱护。她总是用慈爱的目光关注着我的每一个变化，她希望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变成一个能驾驭生活的坚强女性。母亲不仅教会我洗衣做饭和缝缝补补，还教会我忍让克己和善待他人。
我们在温情小院里一待就是两年，外面的世界依然硝烟四起，杀声阵阵，而我们的院子却亲情浓浓，一如陶渊明笔下安恬清幽的桃花源。父母的疼爱弥补了我们空掷光阴的迷茫。这种逃避运动的逍遥日子我们能维持多久呢？那刺刀见红的武斗和誓死捍卫的派斗什么时候才结束呢？那些被关起来的亲人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光明呢？谁也说不清啊，我一个小姑娘又能怎样？越来越多的迷惑萦绕心头，越来越多的不安浸满我的脑海，我越来越依恋父母和温情小院，就象千年古树上盛开的凌霄花。我不愿离开，我希望永远牵住父亲的手臂。我害怕一松手就被抛到另一个世界，害怕一松手，我的老父母就被绑走。我心里明白，我需要家的呵护，父母亲也需要我们的陪伴。
●上山下乡运动打破温情小院的安宁●
1968的年初冬，成千上万的失学少年象十二月党人那样被流放到荒村僻壤，每个“老三届”人都共同遭受了一次远走他乡的骨肉分离。
上山下乡的浪潮打破了温情小院的安宁，最先走的是我的两个堂兄，接着是表哥表姐们，后来是北京的侄儿，再后来是我和姐姐。
送别堂兄那天，公园的广场上站满了手拎行囊的中学生。有些人豪情万丈，有些人满目迷茫。不少人身边没有家长，我的叔叔婶婶都没能来送行。我同姐姐是唯一能来送行的亲人。刚开始人群中还能听到一阵兴奋的声浪，当大喇叭高喊：同学们上车啦，准备出发，刹那间，广场上哭声大作，我和姐姐也哭了，那哭声很童真也很悲壮，很震撼，至今仍时时刺痛我麻木的神经。那是任何年代也不可能有的集体哭别，是灵魂与灵魂在真是的碰撞中发出的巨大声音，它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揭开了一代人青春悲剧的序幕。
送走堂兄，我知道我们这些狗崽子是逃脱不了上山下乡命运的，便有了一种晚去不如早去的冲动。哥哥和侄儿从海南来信说，海南农场很快就改成生产建设兵团了，叫我们投亲靠友到海南也好相互有个照应。于是，我选择了去海南兵团而不是粤北插队。
这是一个凄清的冬夜，父母坐在我的床沿上，看着我们收拾东西。父亲最后检查我们的行包，抽出了我们要带走的一堆书，他劝我们文学的书就别带了，知识类的书可带一些，但我们还是偷偷的带了一套旧版竖式的《红楼梦》。
母亲说，您就要上路了，这一去有可能就是一辈子，不知您有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首先面临的是过劳动关生活关，这两关都很难，接下来您还会碰到很多很多从没经历过的艰难困苦，妈妈不希望看到您做逃兵。接着，母亲又反复提醒对我们不要过问政治，不要谈论文革，不要对任何人说自己的身世和家里的处境，话越少越好。夜已经很深了，院子里悄无人声，只有一盏灯还亮着，母亲毫无睡意，一直陪着我们。她万般疼爱地看着我们，叹息道：哥哥们还在审查，什么时候才能审查清楚谁也说不准。爸妈老了，不能再象小时候那样庇护您，今后的路靠您自己走了，您要一路走好啊…..千万别出错啊。这些温婉而又严肃的絮语是母亲临别的叮咛，我把它牢牢的记在了心里。
我们家的波斯猫是纯种的，全身雪白，两只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晶莹的光亮，漂亮极了。它的名字叫“成波斯”，它是温情小院的一个成员，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结下的情谊是永生难忘的。母亲不允许我们把波斯抱到床上，因为我和姐姐是过敏体质。晚上，再冷的天它都独个儿睡在自己的木箱里，或躺在我们脱下的棉袄上。它很自觉，无论怎样，都不敢跳上我们的床，只是当我们睡下，它会围在我们床前眨巴着可怜的眼睛，或向我们发出讨好的叫声。上山下乡的最后一天，它一直趴在椅子上，看着父母亲和我们作临别长谈，不时的发出几声哀婉的“喵喵”。晚上，它先是跳上姐姐的床，用爪子拨弄了一下她的秀发，然后就跳到我的床上，竟然依依不舍的躺在我的枕头边，不愿离去。我想，它一定是知道姐姐的过敏毛病比我重，没敢去打扰她。如果是往常，我会毫不留情的把它赶到木箱里，可这天晚上我没有赶它走，听着它宛若低诉的鼻声，半醒半睡到天明。这波斯儿通人性，懂感情，也懂得伤别离，而那些丧尽天良的造反派连俺家的波斯猫也不如。
●告别温情小院●
上路的那天，父母一清早就去买菜，两老亲自下厨做了我们最爱吃的肉末炒西红柿和煎蛋角。以往都是我给父亲盛饭夹菜的，这餐饭父亲不停的给我们夹菜，给我们盛饭，慈爱的看着我们把饭菜吃光，我看见母亲的眼圈一直都是红红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温情小院没有了以往的热闹，看着冷清的院子和卷起的铺盖，我的鼻子酸酸的，谁来陪伴父母，谁来为他们捶背洗衣收拾房屋？谁来给他们分担忧愁，制造快乐？我真的不想走！真的不想走啊！
这是一趟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车上很拥挤，车下却很冷清，只有我们一家人。父亲把我们的行包扛上车厢，已找不到座位，他在通往车厢的过道上用行包给我们圈了一方空间说，这趟车要六个小时才到终点站，累了就坐在行包上，到了广州哥哥嫂嫂都不在家，买船票，托运行李的事儿，就只有姐妹俩相互照顾了……父亲哽咽，一把将我们搂住，两行热泪撒在我们的肩背上…….
车身咣当了一下，父亲别身离去。列车徐徐启动，我透过车窗，看见父母老泪纵横双双站在原地，父亲的手一只扶着哭泣的母亲，一只手向我们深情挥动，脸上全是泪水。第一次看见父母亲如此悲伤不可自制，第一次领略孤雁离巢的难舍和迷茫，我和姐姐站在车窗前失声嚎啕，全然不顾周围的眼睛。这一去，飘洋过海，翻山越岭，何年何月才能回到温情小院？海那边何处有我的抱负，我的理想，我的追求？一种对前途的恐惧和幻灭袭上心头。我很后悔，后悔自己没有想好到底为了什么，就懵懵懂懂坠入一条没有前程的路。可是，我们能有选择吗?不,不能。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就是每个人都要绝对服从的号令。
我相信，父母的眼泪绝不是软弱的眼泪，这里除了离别之痛，更多的是对我们不可知的命运的忧虑。最后，母亲指指嘴巴，再次向我们挥手。我们不断的向他们点头，因为我们完全读懂了母亲这个动作的全部含义，深深记住了母亲最后的叮咛。
到了海南兵团，我和姐姐真的就成了哑巴，我们很少跟别人说话，绝对不谈过去，不谈家事，不谈文革。不了解我们的人总说我们心高气傲，不合群，不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可是，他们又怎么知到我们内心的苦楚呢？
温情小院因一群相依为命的少年流放他乡而变得寂寞，父母也因我们少小离家而添了一份牵肠挂肚。直到四人帮倒台，家人重获新生，放逐的少年回到城里，温情小院才恢复昔日的快乐，令人痛心的是大哥没有坚持到这一天，他死于文革的残酷迫害。
【本文拒绝转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