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练功，下午文化课，有语文、政治、音乐。教音乐的就是戴着一副眼镜、说话不急不躁的周克勤老师。我对周老师印象尤其深刻，我感冒发烧那次，是周老师带我去看病。排队、挂号老师跑前跑后，在内科门口好容易排队到医生面前，却让看小儿科，到小儿科又要重新排队，一向温和的周老师和工作人员争执起来，那是怕我发烧被耽误。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心里都热乎乎的。
音乐课，周老师教的耐心而认真。我上小学时曾学过简单的音阶，经周老师再从头慢慢讲来，很快就学会了识简谱，学会了最基本的练声练习。后来每天都要唱“慢板”起板过门，一板一眼仔细的唱，一直唱到下课，很烦。
课程排的太满，唱念课排在了晚上。怕影响别人，在地下室黄黄的灯光下学习唱段。特殊的年代，学的全是样板戏，《红灯记》最先学，学的段子也最多。白天太累，晚上唱着唱着，许多人就睡着了，唱念课改到了下午，文化课越上越少。
学习唱腔，陈淑敏学得最刻苦。一天晚上，我还没睡，被同学喊着去她的宿舍“看梦”，没听清楚干什么。到门口，同学先竖起一根手指在嘴上，让别出声。就见好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床铺——淑敏盖着被子闭着眼睛，断续而清晰的唱着“我家的表叔——，不对，不对。哆来咪——咪咪咪••••••”一遍遍从头唱。有个同学叫着“淑敏，接着唱。”她翻动了一下嘟囔着“还没唱完呢！”我们一哄而笑吵醒了她，她揉着眼睛说“恁们不睡，干啥呢？”接着又睡。“我家的表——叔……”唱声再次响起。
我不会说河南话，家乡也不唱豫剧，虽然属于河南省，语言和生活习惯却更接近山西、陕西，以前从来没听过豫剧，学了豫剧，也没觉得好听。直到在洛阳住了十多年以后，才渐渐品出了豫剧味，这是后话。为了过语言关，每天都练习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大段道白，而分组练习，我分到了“铁梅”组，练习的重点不同了。
后来有了留声机，大部分唱腔学会后，就听留声机，一个字一个字跟着“扣”。有一天刘良校长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又听留声机，又让我一遍遍唱，我自然有点犯怵。一紧张，高音变了味。校长问，你是不是在“变声”？我笑着点头。还问了我一些家乡的事，听我说演过戏，让我唱，我却说不会。听我说跳过舞，让我跳，我却说忘了。现在想来，我当时可能觉得都不是太拿手，就觉得我歌唱得好，老师却不问。
再次去校长办公室，已经是学期快结束了。记得那几天老师们都紧张起来，说要在大礼堂做一次汇报演出，然后就给我们每人画了一次油彩装（试装）。过了几天，说汇报演出不搞了，可能是临近年关，地委领导们抽不出时间。那天刘良校长又把我叫了去，好似拉家常，问我豫剧好听不好听，我说豫剧不好听。问我戏校好还是在家上学好，我说喜欢上学。还问我在家乡受不受气，我一直不理解。人到中年以后我才明白，刘校长真正是大好人。我父母曾到戏校看望我一次，校长问过我，说我的父母不太像农民，我说父母以前有工作。现在想到，在那个年代，老校长怕我回去受歧视呢。也许校长是真心想留我，现在还依稀记得，校长用儿童语言说，唱戏多好，上舞台、化漂亮妆、穿好衣裳、多光彩，我说：“我语文考100，算术考98，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校长沉默了一会儿，让我走了。
20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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