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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余县文协主席、女诗人胡燕锋寄来了她选编的诗合集《春天放歌——大余六人诗选》书稿，希望我写篇序言。我很爽快地答应了，不是我“好为人师“，而是我因文学而与大余结缘已整整十年了。
1993年，我与粤北一批文友创办了《经济文化报》，除了报道粤北的开放改革成就之外，还将目光扩大到与粤北山水相连的湘南和赣南。那段时间，我们到大余采访，对素有“梅国”之誉的这块红土地，便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95年，经何铭思先生倡议和推动，霍英东基金会开始捐款对粤北老区实施“文学扶贫”善举，韦丘老师和我们策划的第一项活动，就是组织粤北作家赴粤赣湘边老区采风。当年5月，我们一行20多人到大余采风三天，得到该县领导，尤其是宣传部长、作家刘开连及宣传文化部门同行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大家都写下了不少反映赣南革命历史和大余建设新成就的诗文。千禧年春，受霍英东博士、何铭思先生和铭源基金会同仁委托，韦丘老师率领我们在粤北捐建希望工程已进行了三年多之际，何铭思先生又叮嘱我们把“文教扶贫”拓展至他和战友昔日转战过的湘南、赣南老区。于是，我和诗友们又踏上大余这一块热土，为选址建校多次往返，并与该县部长作家刘开连和女诗人胡燕锋及其他文友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交流。我们为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坚守文学理想的执著精神所感动，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我们不但多次在《五月诗笺》、《青年文学》上发表他们的作品专版，协助该县举办首届铭源文学夏令营，还把“梅岭三剑客”刘开连、胡燕锋等的诗文合集，列入《粤北文学丛书》(第五辑)中出版。去年5、6月间，我们举办“红三角诗歌节暨五月诗社20周年”系列活动，又把海内外数十位诗坛名家拉到大余召开“新诗的革命传统与当代意识研讨会”……
胡燕锋是大余新一代作家的代表。她从清贫和寂寞中走来，经过自身十分艰辛的努力与拼搏，从一个山村姑娘，成长为“大余县十佳杰出青年”之一，成为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多部个人诗集，其作品多次在省内外获奖，大余县委宣传部、文联、文化局、妇联曾联合发文，号召全县宣传文化系统干部群众和广大妇女向她学习，并被破格录用为文化馆的创作干部。更难能可贵的，正如赣南老作家廖强哉在报告文学《梅岭三剑客》中所写的：胡燕锋“在超额完成馆里规定的创作任务的同时，又把心扑在培养业余作者、繁荣文学创作的神圣任务上。文化馆资金紧张，她四出‘化缘’，办起了文化馆的文学刊物《梅国文艺》，团结了一大批业余作者……”韦丘老师和我每次去大余，她总是带领该县的文学青年前来交流文坛信息及创作情况。虽然创作条件十分艰苦，她与不少作者至今仍在贫困线上徘徊，但他们不自悲不气馁不放弃，以顽强与坚忍笑迎困境，守望文学的高尚与美丽，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块红土地奉献出一批又一批“精神食粮”。应该说，摆在我案头的这一部《春天放歌》，就是胡燕锋与她的文友们所收获和奉献的新成果，实在太值得我们报以真诚的祝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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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余处于赣粤湘三省交汇之处，历来人文荟萃。苏东坡、朱熹、文天祥、戚继光、王阳明等历代名人，都曾在此留下数以千计的诗篇，明代“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列宁语)的《牡丹亭》及现代元帅诗人陈毅的《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等更是广为传诵。胡燕锋等大余新一代诗人，从历代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近现代光荣革命传统中汲取养份，沐浴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创作出富有新质的大量诗篇，虽不能说已达到如何高的水平，但毕竟是“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宋代黄庭坚《虞美人》词句》)，他们的作品如朵朵绽放的红梅，预示着一个诗的春天正一步一步走近我们的现实世界。
《春天放歌》选入了胡燕锋、王晓阳、彭古斌、曾凡东、钟时健、蔡鸿全等六位青年诗人的近作一百多首。这些诗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情感丰沛，艺术手法各异，大多显得韵味真挚、清新可读，绝无故作高深、晦涩作伪之弊。
作为诗集选编者的胡燕锋，并没有选入自己那些写故乡浩然山川、改革巨变的抒情诗及带有悲怆情调的爱情诗，而是集中选入了一些带有浓郁人生况味的哲理小诗，呈现了她细腻多思的另一个侧面。她赞赏“第一个踩出路的人/他的脚印是永恒的纪念碑”(《路》)；她称颂夜灯是夜色中的“灵魂”(《夜灯》)；她揭示“虚伪会使灵魂成为荒岛”(《灵魂》)；他批判“会喝酒/会抽烟/还会疯疯癫癫玩深沉/披头散发/口中念念有词 ”的伪诗人(《伪诗人》)……爱憎寓于形象之中，思考充满了诗意。她坦言思想者的“沉默”、“痛苦”，却坚信他们“有一个高尚的灵魂”。这首《思想者》，完全可以看作女诗人的“自画像”：她在生活中观察，在体验中沉思，在创作中寻求人生的真善美，发现并艺术性地加以表现，从而写出了一批又一批新作。
同样以写人生哲理小诗为主的蔡鸿全，则又显出有别于女诗人的另一种风格。他的诗善于从生活中常见的小景物，挖掘出新鲜的诗意与哲理，更多的则是从当代青年内心情绪方面着笔，抒写独特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等真切的憬悟。他写母亲、师友、恋人，他写乡情、亲情、爱情，“把平淡的生活激情投入美妙的节奏/高唱春天的歌”(《高唱春天的歌》)。他的诗善于把哲理寓于抒情之中，显得情韵醇厚、哲思悠远。“我是潇洒而又钟情的诗人/那么就用我全部诗稿/为你铺张睡床/好让你无忧无虑地入睡”(《诗人》)，短短四行，充盈着多么温婉悠长的情致呵，让人过目难忘。
王晓阳的诗作格调清新明朗，读罢如沐一抹“晓阳”，可谓诗如其名。他写青春，写爱情，写人生感悟，无不透出一股勃勃朝气。他的诗辑中最精彩的一首应是《秋之印象》，他把秋比作一位“无形的诗人”，这位诗人“将满腹经纶发表在/深山 野地 果树林”，而只有“勤劳的人民”“才理解/你诗作的无穷意境”。这意境是“睿智的眼睛”——“火红的秋叶”，是“奉献的最新诗经”——“累累硕果”所构成的，其最深刻之处在于：“让秋风果断删去树上旧俗的内容/无情的斧正/是为了来年更好的创新”。形象鲜丽，深挚动人，这一个秋诗人，让我们领略了多少人生的真谛!
作为经济尚欠发达地区的青年，外出打工成为其中不少人的选择。彭古城、曾凡东两位青年诗人，也属打工一族之列。与一般打工者不同的是，他们在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以自己青春的热情与智慧，创造着时代的精神财富。写诗既是他们介入生活的一种方式，更是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诗意栖居”人生理想(海德格尔语)的一种努力。因此，他们的诗作具备了更深的历史感和更多的现实感。他们写《民族魂》、《水城古墙》，写《请历史记住》；他们写《梅岭》、《古驿道》，写《十月——观国庆大典》，激情奔涌，格调高亢。他们也写《心中的渴望》、《真情付出》，写《你我之间》、《缘聚》。这些诗让人们看到：青春与爱情结伴前行，爱情在诗人心中总是那么神圣与鲜活。当然，出于自身打工的体验，他们的诗作也不掩饰生活中的无奈与阴影。彭古斌在《寂寞在外》题记中写道：“厂部停业，我通过朋友介绍，随新朋友到池江杨梅老城附近做家俱，食宿在外，深夜倍感孤寂……”接下来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独眠着黑夜/黑夜里/我捧着一本小书/借着昏暗如萤光的残灯/使劲地读着几行死板的诗句”。此时此刻，他“眼前浮现的全是/妻子的叮咛/儿子的嗲声”。一种凄怆的情调，让人不禁怦然心动。而曾凡东一首正面写打工者的诗，也坦言道：“我们是一群远来的打工者/建起了宽广马路/矗立的高楼/日夜缝制的衣裳/却有缘无份从我们身边淌过……”是写实也是抒情，真话真情，不加修饰也具备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法国大文豪雨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诗人可以凭藉翅膀飞上天空，但他还得有一双脚留在地上。”(《九三年》)诗离不开想象的天空，更离不开生活的大地。扎根乡土，贴近现实，歌唱生活，正是钟时健诗作的主要特色。他的《大余名贵花木园采风组诗》，让人领略了这个“中国花木之乡”的美丽风情，给我留下了鲜明印象。而堪称此合集最佳作品之一的《赠送》一诗，却更显这位青年诗人的艺术功力。初读诗题及前半部分，我以为这只是一首普通的写给朋友的赠别诗：“也许/我该送你一片枫叶/那一掌耀眼的鲜红/只衬出你秋的丰硕/也许/我该送你一束鲜花/那姹紫嫣红的绚烂/只映出你更加辉煌……”接下来还有“你扬起手臂/是你自信的巍峨”等等描绘与祝愿，一腔深情洋溢于字里行间。我仍在为朋友间的情谊而赞美之际，再读下去，直到最末两行：“再祝福你一声吧!/——一路走好，大余!”方才豁然开朗，恍然间禁不住拍案叫好：这是一首祝福故乡在新世纪“昂首阔步”的抒情诗。一个如此重大的题材，以如此深情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何等别出心裁的精巧构思呵!
灯下读着六位年轻诗人的作品，我蓦地想起宋人张道洽的《岭梅》诗：“到处皆诗境，随时有物华。应酬都不暇，一岭是梅花。”梅岭脚下的大余，梅花诗花齐绽放，何尝不是“到处皆诗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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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读罢这本《春天放歌》，我也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遗憾。
其一：大余像全国各地一样，目前正处在大开放、大改革、大发展的新时期。近几年我年年都要去大余几次，每次都感受到这块红土地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这本诗集中的反映不能说没有，但毕竟太少了，声音太弱了。深刻而真切反映现实生活变革及其对人们思想情感诸方面影响的作品，数量太少，质量也不如人意。是艺术视野太狭小，还是创作观念的误区所致?年轻诗友们不妨反思反思。英国著名女诗人丝妮德•莫里塞今年11月16日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走过这几个城市，包括看到的一切，感觉中国处在变化之中，中国正处在令人激动的一个时期……对于中国诗人来说，应该写作品反映这种变化。”(2003年12月3日《南方都市报》)一个初次访问中国的外籍诗人，尚且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何况扎根本土的缪斯的儿女呢?但愿遗憾，会随着放歌改革抒写巨变的黄钟大吕式作品的出现而逐步消失。
其二：从大余看开去，偌大一个800多万人口、18个县市区的赣南，连一本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也没有，仅存党报一个文艺副刊，还不能保证每周都正常出刊，文学园地着实太少了。这本诗合集之所以要尚不富裕的年轻诗人自费出版，实在是无奈之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少不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进先进文化的发展，而文学理应是文化中的重要一翼，应该得到我们的政府、各界有识之士更多的重视、关心与支持。当然，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作家诗人们也应更主动更积极地介入生活，贴近现实，把自己的创作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写出能够提升本地区文化品位的精品力作。一旦你的作品成为本地区的“形象名片”，主政者及社会各界也会更加重视和支持文学事业。如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学的生存环境也将得以改善。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让我们以热切真诚之心，寄希望于大余这一批年轻的诗友!
(2003年12月1-6日于粤北山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