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过了四十不惑的年龄了，然而在一种说不出的诱惑面前，我总是不能自持，稍有空闲，就见缝插针的溜去书城和书幽会，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真好，心仪时，自然是免不了投怀送抱的。
这次会面的是牛耕先生的《和圣人一起思考》这本书。牛耕先生我不认识，据书中介绍，知道他在北京四中毕业，当过知青下过乡，做了许多年编辑，并有缘和艾青、程思远等一些文化名流交往，熟络且亲切，能够面对面的倾听圣人和智者的教诲，很令我羡慕。牛耕先生后来下海经商，生意做的风生水起，算是儒商了。
简介完作者，我就直入主题，谈谈他的书，我的看法。牛耕先生关注的范围挺广，看问题颇有独到之处，我很佩服。比如香港回归中国交接升旗仪式，哪一段日子，作为普通人的我是欢欣鼓舞，为中国的强大，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其他也就没有想得太多太远。然而此时，牛耕先生思考的独到之处就显山露水了，让我见识了一回。他质疑：为什么交接仪式选在7月1日零时？此时正值午夜时分，阳盛阴衰，并不适宜人类活动。询问相关部门，媒体解释，这是为了不留政治空间。牛耕先生的钻劲上来了，那为什么不查查档案，看看清政府与英国政府几点几分签订的丧国辱权条约？然后选择那个时间举行交接仪式呢？一般来说，签订条约在零时的可能性是近乎于零的……。这一点我也认同，突然有些吃惊，自己的头脑怎么就一平如水呢？思想的惰性，在大脑安居了？看来不“强制拆迁”，恐怕很难触及灵魂啊。思想闹革命，夜不能寐。茫然星月，脑里轮动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谁的至理名言，忘了。读书入魔，越是不解越有挑战滋味？嗨，这家伙不知天高地厚，就这两瓶子醋也当酒，还真当一回事了呢。
为什么不可以是零时呢？中国传统文化就有“子时一阳生，午时一阴生”这一说法，初始的阳，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刻萌芽。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在世界响当当的，零的突破，零时，不正具有这划时代的意义吗？从媒介宣传的角度，亚洲、欧洲时差十几个小时，东方迎接黎明，西方日落西山，从业人员有充裕的时间向世界报道这举世瞩目的事件。如果交接仪式的时间定在卯时（早晨5时至7时）升旗，前期的准备工作都需要在漫漫长夜中进行，而这之前的时间，并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收看电视和新闻，也不能兼顾欧美观众的收视习惯，选择零时，是有眼光的，是开放性的。写到这里，我有些惭愧，我是受牛耕先生启发，却唱了反调，不过也不必自责，百家争鸣吗！
牛耕先生还有一篇《送礼的学问》，看了很有感慨。上世纪20年代，直系军阀总司令吴佩孚50岁生日，送礼者众。有几个人的礼物摆的上台面。地方官僚送一京剧名伶，同乡亦部下张宗昌送八个半尺高的金人。康有为则送一副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方过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 。最奇的是老部下冯玉祥送了一个瓦罐，装了满满的清水。吴佩孚对送礼人未作任何评价，只吩咐手下给康有为回了5000大洋。用现在的眼光，前面三人送礼也算符合身份，可以发扬光大。而冯玉祥先生“君子之交淡如水”之礼，肯定被现人所鄙视，甚至会被误为“精神不正常”。这个社会很多人对“虚名”已不感冒，更强调实惠实利，这对穷人不公，对善者不善，呜呼哉，社会真的进步吗？
我刚给牛耕先生鼓掌，又看他在文中说了另一件事。联合国50周年，中国政府将巨鼎作为礼物相赠。牛耕先生说：巨鼎是象征国家权力的，将巨鼎送人岂不怪哉？那不是将国家权力送人？哈哈，我以为，如果那巨鼎是稀世国宝，是文物，那万不可为。倘若那只是复制品，只是做工精细，让人在喜爱和观赏中，对中国人的智慧发出由衷的赞叹，倒也不妨。这比在国家困难期间，人民节衣缩食，大把大把的物资送给“同志加兄弟”，即使现在，仍有很多人在贫困线下挣扎，我们支援曾经的“侵略者”显出的慷慨大方气度，也让我对自己也怀疑了，是不是我们真的“小康”了？可以为世界人民做更大的贡献了，那就太好了，政府尽可以送，索性可以多送一些，但是稀世国宝巨鼎还是不要送，也是不能送的。
读了牛耕先生的书，感觉受益多多，表达了自己一些看法，这样的书读起来有意思，互动吗，千山万水只在纸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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