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七月，刚从高中毕业的我，立即从思南青冈坡回到原籍，乘坐绥阳至黄杨的班车，奔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
●一、心理准备●
一九九七年三月初，进入高二毕业班，心里没有一点学习的动力，脑海里时时映现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语句。为此，十天半月，我就从思南给居住在绥阳宽阔的大姐写信，请求为我联系落实上山下乡的生产队。
按理，本来我是可以毕业后直接上山下乡到基础条件好，地理环境优越的我的老家兴隆公社兴民大队第九生产小队的，那里生产生活都很方便。可是，想到好的环境是锻炼不了自己的。而且，由于粉碎“四人帮”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还未完全消褪，何况生产队仍住着三个从遵义来的女知青。鉴于此，我毅然决定到偏僻边远的山乡，即使条件艰苦我也无所谓。
结合读书周末砍柴、挑水的艰辛与困难，我每次写信都强调只要挑水方便，砍柴较容易就行，别的都没什么。为了满足我的要求，大姐几经周折，给我联系了宽阔区岩坪公社。
就这样，高中一毕业，我从思南回绥阳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县知青办公室办理上山下乡的手续，然后便风风火火购票搭乘客车开赴目的地——宽阔区岩坪公社。
经过几过小时崎岖山路的颠簸，好不容易班车才抵达黄杨。之后，又搭乘运粮的货车到了宽阔，再乘坐一辆江西35型拖拉机在蜿蜒的山道上随着突突的吼叫声艰难前行，好不容易才到达岩坪公社。
●二、心理反差●
就读高中一年半时间，是随自己的同胞兄长一起的。兄长是贵大物理系毕业的，毕业后就分配在思南县青杠坡中学任教。他除在该中学担任初中、高中的物理课程外，还兼任学校的收发工作。因此，从那时起，我就有机会接触报刊杂志，并从报刊杂子中获取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事迹，以及尚在初中期间，亲耳聆听上海知识青年夏美珍演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感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往已久，更何况各地的贫下中农都应当欢迎他们去！
傍晚，在姐哥涂家富的陪同下与公社书记周文举同志一道打着手电步入和坪大队岩坪生产队老队长张开华家。老队长头发花白，下肢残疾，入座后新队长张忠明从墙上取下乌黑晶亮的牛角走出屋外，随后便传来了“呜、呜、呜......”回荡山乡的声音。之后，便陆续赶来了打手电、大火把的男男女女。周书记、新队长见人已基本到齐，简短发言后，便把我介绍给了大家。我无话可说，从中山装里摸出“朝阳桥”香烟一支支地递给每一位。周书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毛主席的号召，大家要欢迎，要接收。然而，参会的人都沉默无语。老年的男子只管叭哒着旱烟，青壮年的男子吮吸着香烟，满屋的烟雾让人窒息。到会的女人有的缝补衣物、有的纳着鞋底或鞋垫。所有的人都对书记、队长的话语不闻不问，始终一言不发，时不时只听见咳嗽、吐痰的声音。此时此刻，我头脑一片茫然，仿佛从报上看到的和现实是切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如果有地缝，我就想立刻钻进去，销声匿迹。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会议就在沉默中结束了。
是的，自从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来，在外我们这样县份也涌现出象夏美珍那样先进的典型。但是也少不了象沈文龙那样作恶多端的人。由于知识青年从上海、贵阳、遵义等地不断的落户绥阳，加上绥阳本地的知识青年，渐渐地派别增多，打群架、寻滋事的也不少。一时间，老百姓对知识青年难免都有些后怕。
然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必走之路。于是，我们只好返回公社听候回音。之后，又经过书记的几次走访动员，好说歹说，终于做通了群众的工作，生产队才接收了我。从此，我便成了岩坪生产队的一名社员，成为当时我县最为偏僻边远山乡仅有的第二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比我早一年去的一名知识女青年，她去后就安排在公社学校任代课老师。不久，就招工回城了。
而我，从此就与那里的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日劳动在那片山地上。
那个年代，耕作仍很落后。采用的完全是原始的耕作方式，种子是传统的自留种，加上是集体统一劳动，没有明显的分工。锄土时都出土，播种时都播种。一年下来，除了分得一些玉米、稻谷、小麦、洋芋、红苕外，基本上没有现金收入。而我的入户，又得从本来就很穷的农民手中分走一部分，他们的确是不愿意的。在辛勤的劳动中，我才体会到了他们内心生出的想法。
●三、心理承受●
就这样，我没有想到我是来锻炼的。我只认为我也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我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我的身份是一个知青，但确切地说，我完全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为了给家人争光，为自己争气，天大的事我都自己撑着，从不哼一声苦，叫一声累。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生活是再简单不过了。每一顿饭，都是自己煮的罐罐饭。饭蒸好后，倒上一点菜油或酱油，然后搅拌一下，就这样填充着饥肠辘辘的肚子。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每天天还未亮，我就扛着锄头，伴着薄雾在自己的自留地上深挖、种植、锄草；或者挑着粪桶，去学校、公社、仓库等处挑清粪去给菜地施肥、灭虫、匀苗。渐渐地，那三分土地上相继有了白菜、萝卜、豌豆的绿叶拔地而出。看着自己精心哈护的幼苗出土，心里荡漾着由衷的喜悦。
于是，每天就可以摘下几片白菜叶，或做汤、或生炒，终于吃上了送饭的菜了。次年春天，白菜迅速生长，不得不将多余的菜叶做成酸菜，将抽薹的菜薹儿凉拌或做成菜薹饭，菜的品种也就多了起来。
早早地在自己的自留地劳作一两小时后，就得抓紧回到自己的住处，简单的做上饭菜，几口下肚后，只要听见“呜、呜、呜......”的牛角声响，便及时赶去参加生产对的劳动，以免耽误被扣掉工分。
刚下乡时的主要劳动是薅秧，当时尽管头顶烈日，但脚下仍是冰凉冰凉的水田。就这样一边和男女村民闲聊，一边挥动着双脚向前迈进。因为是薅头道秧，秧苗矮小，只要将水搅浑就行，还觉得十分欢快。薅二道秧时，秧苗已经分裂发蔸，而且长有膝盖高了，这时一边要搅拌，一边还得剔除伴生的杂草，腰要时弯时伸的，就有些费劲了。秧叶的划伤皮肤、蚂蝗的吸血那是常有的事，如果不小心让蚂蝗咬上了，不狠狠地击打两、三掌，蚂蝗是不会轻易掉下的。所以，每天下来，脚肚上难免不留下红红的手掌印。
由于山区土地贫瘠，而且大多数都是冷烂锈，没有足够的农家肥作追肥，水稻生长变化不大。好不容易才看到秧苗拔节、抽穗。终于等到水稻怀藵了，便将在学校《农业基础知识》中所学的水稻扬花时，可喷施磷酸二氢钾提高粮食产量的建议告诉生产队长，要求队长同意进行喷施。队长同意了，而且把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我，我不假思索也就应承了。可是，没想到喷施肥水极不容易，常规水稻扬花时节，秧苗已经差不多有人高了，我个子矮小，背上喷雾器下田，就没入禾苗之中。因此，只好向上高高举起喷头，艰难地在稻田中来回喷洒。一丘田喷完了，汗水伴着肥水，渗入被秧苗划开的皮肤口子，出奇地疼痛，眼也睁不开了。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停止下来，而是忍着疼痛，用手巾擦了一下汗水和肥水，勾兑好肥水以后便又背上喷雾向另一块稻田走去。
那一年、那一季的稻田都是我一人喷施的，没想到我的辛劳换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稻子快成熟的时候，每一株稻穗儿都没有倒伏，而且籽粒饱满，沉甸甸的连成一片。此时，生产队长笑眯了眼，社员群众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从此，大家都认可了我这样的知识青年。
收割的季节很快就到了，我作为主要劳力和生产队的男劳力一样参加到哒谷的行列。这些，我一点也不落伍，而且干起来有板有眼的。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农忙假，我常去附近的农村捡拾麦穗儿、谷穗儿。虽然拾得不多，但却因此学会了捆麦草、稻草的技巧。因为要是不会做这些事，那些农民是不会让去捡拾的。只有能帮他们做一些活，他们才会让下地捡拾。偶见没有拾到的时候，同情的他们也许还会故意留下几株让去捡拾，就这样逐步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农民不怕脏，不怕累的作风也潜移默化在我的心中。所以，对于农业生产劳动，见得多懂得也多体谅就更多。
然而，毕竟我是在县城生长的。虽然家庭条件极端恶劣，但是县城和老家的自然条件都比岩坪的自然条件优越，无论在县城或是老家当时都很落后，出门都很平坦，劳动起来都比较轻松，不觉得吃力。而在岩坪，出门后不是上坡就是下坎，山路也很陡峭。在这里生活习惯了的农民，挑是高肩担担、背是草架托物，这样，也就避免了行走的不方便，这些对于我来说就极其陌生。使用高肩，我托不上肩，试背草架，我站立不稳。于是我只好使用吊箩挑运谷物。年仅18岁的我挑着百斤左右的谷物行走在山间，不是前抵岩，就是后触坎，每走上三、五步都极其艰难，不是眼发花，就是脚打颤。豆大的汗珠直往外窜，那一前一后的两只箩框宛如压在肩上的两座山。就这样不知费了多少力，也不知流了多少汗，更不知跌了多少跤，才完成了水稻的收割。
接下来便是到岩上收玉米。吃罢早早饭，我背着背篼随着人们缓慢地向岩上走去，大约两小时左右才到达玉米地。玉米地都在半山腰以上的陡坡上，我们就穿梭在陡坡的玉米地中间来回收玉米，收一背就得将玉米背到稍微可以堆积的地方。太阳当顶的时候，牛角声响了，才可休息。这时，一家三、五口就聚在一起，取出了捎带的午饭充饥。见这一幕，我的肚子也咕咕直叫。可是，我什么也没带，就连水也没有。顿时，我不知所措。特别是大伙问我时，我显得十分难堪，因为我并不知晓应有这样的准备。于是，我只好谎称不饿，便悄悄离开了大家，去找水喝。因为秋日高照，娇阳似火，陡峭的山坡上根本找不到一滴水！这时，我想到了少年时，会在这时去砍玉米杆吃，玉米杆里的汁儿不但解渴极甜的！可是眼前的玉米杆都已经干得枯萎了，接连折断几棵都是干花花的，找遍了玉米地也没一棵有一点水分，望着眼前垂挂的玉米叶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
好不容易等大伙用完了便餐，过足了烟瘾以后，我才强打精神和大家一起又背着背篼重新开始收玉米。直到太阳快下山了，玉米才收完。尽管劳动了一天，因土地贫瘠，玉米都很小，稀、麻、赖也很多，真是广种薄收。大伙围在玉米堆周围，等着会计按劳力、人口将这些玉米分配完毕，天已经傍晚了。人们打着葵花杆和柏香把，慢慢向山下蠕动。我因没有带亮光，就夹杂在他们中间，借着火光举步维艰地挪动着每一步。不知是没有吃饭，还是下坡胆怯的缘故，虽然身上背着玉米，任然渗出一身冷汗。
不管怎样，我还是咬着牙关，硬撑着将玉米背回了目的地——我住的地方！
完成了秋收，又忙着秋种。于是，锄头和背篼就不离我的左右。因为我未喂养耕牛，所以犁土翻田属于男人干的活我就无先决条件，就只好与妇女农民一道，逐丘逐块的挖沟、打厢、细碎土地和打窝施肥等。种植秋季农作物的主要农家肥是用耕牛的粪便做底肥。所以，我们就背着背篼来回的背牛屎粪便，背着散发着浓厚的牛粪味的背篼，勾着腰一步一步地朝地里奔走。到了那里，然后就用手一捧一捧的放在土坑里。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双手捧着牛屎粪，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也别无选择，做农民就得样样去体会，事事去践行。在施粪中，直接抓摸牛屎粪并不稀奇，只是时不时地会抓到寄生于牛屎粪中的、足有大枣模样的又白又胖的老木虫，心里就会顿感颤抖。就这样，直到秋种完毕。
秋种一结束，寒意逐渐到来，转眼就进入了冬季基本农田改造时节。因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后的特殊时期，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没有完全结束，冬季改土造田照样进行。我便进入了公社的冬季基本农田大会战行列。整日握钢钎、抡二锤，在不断的号子声中劳作。或开山放炮、或搬运石头、或客土填方，尽管寒风呼啸，冻雨连绵，无论霜洒大地，还是飞雪漫天，冬季大会战没有哪一天中断过，我也自始自终和大伙战斗在一起。
冬季会战期间，还目睹了两件难以忘还的小插曲。
一件是参加了一次现场批斗大会。那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可仍然是集体生产劳动，“四类分子”随时都有被训话的可能，无故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都得挨批斗。当时，生产队一汪姓妇女因不假去新舟娘家走亲戚，回来后就被揪上在大会战上召开了公社数百人的现场批斗大会。大会由公社书记亲自主持，狠批了汪逃避劳动改造，进行反动串联的事实。汪在众人的面前低着头、弓着腰、披着蓑衣双脚不停地打颤......
另一件是由于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大家靠着肩挑背磨劳作，会战进展缓慢。公社书记在现场督促中发现有人劳动偷懒，出工不出力。于是，便召开了一次整顿劳动纪律的现场大会。会上，公社书记义正言辞地批评道，在大会战中，我们有的人劳动拈轻怕重、游手好闲，披着二马驹这里抽烟吞云吐雾、那里聊天东西南北。说他是知青，他又是农民；说他是农民，他的穿着不伦不类。是典型的土知青！
听到“知青”二字，我不仅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也胆怯了许多。但是，扪心自问，我自认为我的劳动是踏实认真的。队长叫干啥我就干啥，从不推三捡四，干活也不偷懒。常常丢了钢钎就抡锤，不是挖方就客土，没有一个说我游手好闲，得过且过，这是大家公认的！穿着比农民还要朴实，都是褪了色的中山装或者战士服，而且从上衣到鞋是补丁又补丁，从没有二马驹的衣服可穿。既不抽烟，也不谈天，就知道老老实实地干活，自省后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
原来，事后方知，公社书记是不点名的批评了我们生产队的一名回乡青年张忠文。他比我年龄稍长，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他时常披着一件带毛领的灰色的确卡二马驹。在大会战上，他总是手里烟头不离，一会儿这里逛逛看看，一会儿那里聊聊听听，俨然一个督促人们劳动的监工，的却很少见他劳动的时候。
谈到我的补丁，这的确是事实。我的一套战士服衣裤，那还是我初中毕业后，利用暑假去国防厂矿挑砖挣钱缝的。每挑一块砖，仅几厘钱的收入，期间还要被施工头目抽头。一个暑期下来，所得的收入就缝制了一套羡慕已久的黄色卡其布的战士服，战士服的上衣还缀有二姐找来的上有“八.一”字样的七颗棕色解放军专用钮扣。这套战士服从此就伴我读完了高中，然后又伴我上山下乡，颜色早已从深黄色变为浅黄色，而后又转为淡黄色了。就这样我穿的这套衣服和以前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缝补，穿破了补，补了再穿，反反复复不知补了多少个补丁。衣服是这样，鞋袜也是这样自己补，尽管缝补得不十分得体，但起码经过缝补总算可以遮肤避体，抵御一些风寒了。
下乡后不久，社会上就流传开应届毕业生与历届毕业生都可以同时参加中高考了。于是乎，所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回家温习功课准备应考了。尽管如此，我始终没有一丝动摇，仍然一如既往地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晚上就在暗淡的灯光（当时仅有110伏的低压水发电，每遇水源不足，白炽灯就是一丝红光。）下进行换洗和缝补。因下乡时没带书本（而且也没什么书本可带，仅带了一床被子和简单的换洗衣物），加上体力透支，根本没有精力去看书学习。虽然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都写信嘱咐我要用一定的时间学习功课，但我始终没有去做。一方面没有时间学习，另一方面手边没有书本可学，同时还考虑到当时我在高中仅读了一年半的书就毕业了。而且由于刚粉碎“四人帮”，这期间读书没有课本，基本上都是手抄本，显然成绩是很不牢固的。所以，对考试没有太多的希望。
不管怎样，这年十月，我还是参加了中考应试，考试结束后就及时回到了生产队参加劳动。出乎预料的是我居然在县城大十字榜上有名，而且听说成绩还比较优秀。得知这一消息，我心里十分高兴。想到就要离开农村，重新走进学校，然后走上工作岗位，我干起活来干劲倍增。可是好景不长，不知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还没完全结束，还是我家没有人缘关系可走动，别人都陆续高高兴兴走进了学校，我却迟迟不见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我想，我可能再与学校无缘了。好在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对读书也没有太多的祈求。于是，就更加卖力的劳动。
下乡半年后的年终分配，我不光分得了可供生活的包谷和稻谷，而且还分得了几十元的现金。这在当时劳动一天仅有两三毛的报酬的我来说，的确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因此，生产队的人都钦佩我，由此也改变了对我的认可和对知识青年的看法。据了解，这样的知青是极少的。这段时间，我不但没有向父母伸手，还给家里赢得了荣誉。家人都对我给予充分的肯定，我心里也很充实。
这半年时间里，我都在生产队里。其间，每月徒步一次到三十里外的大姐那里领取知青生活补助费外，就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也根本没有回过一次家。一是想到劳动可以换取收入补贴家用，减少父母的牵挂；二是交通条件及不方便，要回家，百余里的路程都得靠两只脚。仅有的一次回家是应考成绩公布后，因为必须到县城参加体检。记得当时正是飞雪满天的时候，我刚从改土造田的大会战上返回住处，公社妇联张开会主任就赶来通知我已经考上了，必须在明天到县医院参加体检。听到这一消息，我不知所措，甚至怀疑消息的真伪。为此，马上到公社打电话求证。求证是实后，我顾不上吃饭换衣，立马从岩坪一路小跑到达三十里以外的宽阔的大姐家里。刚到大姐家门前，我那十二、三岁的外侄儿见我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裤和浑身上下的泥水，而且还戴着遮挡风雪的一顶草帽，竟没有认出我，见我往屋里走时，还问我找那个。直到我进屋以后，我姐嘘寒问暖，外侄才如梦初醒。
趁我用晚饭的时间，大姐就去宽阔街上问了几个中考的人，都说明天得赶到县城体检。可是这几天大雪漫天，寒风劲吹，所有的交通已经中断，正愁无法及时赶到县城。于是，经初步确定，就由我带路，与宽阔、黄杨两地的十余名体检者一同徒步赶到县城参加体检。从那时起，我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次日零晨四时左右，我便起了床，随便吃了一点大姐为我做的便饭，等着他们的到来。大约零晨五时左右，所有人员都陆续到了。于是，我便打头阵冒着鹅毛大雪和刺骨的寒风出发了。又从宽阔返回岩坪，然后经杉木箐、过枧坝、到黄鱼江、抵小峰坎、奔金承，直到晚上快八点钟才到达绥阳县城。
沿途近一百里的路程，在那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我手持一根木棍，一边左右打探路的虚实，一边支撑着瘦弱的身体，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足有五、六寸后的雪地中艰难前行，我身后的男男女女也就高一脚、低一脚地踩着我的脚印紧随其后 ，一路前行。大约经过十五个小时的长途爬涉和挨冻受饿，历尽千辛万苦，在走过小峰坎后，心里才踏实了许多。此时一路同行的，不知是因为长途行走的原因，还是寒冷所致的缘故，有的脸发肿、有的腿发软，都有些支持不住了。好不容易到达我家时，均纷纷瘫了下来，没有了一点力气。
待我的母亲从邻居那儿借来面条煮好， 给每人一大碗时，眨眼的功夫，大伙都吃了个精光，汤也没剩一点，而且个个都说今天的面特别好吃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大伙长途爬涉中途没有什么充饥的，都特别的饥饿特别饿的原因；还有一个是我家母亲善于烹调，尽管没有什么佐料，经她的手后，都可成为可口的食物。一直以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极差，一家老小都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吃穿都靠母亲为缝纫社做些小工，锁扣眼、钉纽门、盘扣、挑辫等和二姐时不时的做些零工的收入以维持生计。所以，我的知青生涯中，我的父母根本无力对我任何经济上扶持，有的只是那谆谆的教诲和慈爱的希望与鼓励，这成了我一生的无价宝藏。
然而，虽然我顺利地通过了文化考试和身体检查，但是，因为历史的阴影，我的政治审查没过关。主要是我那一直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父亲解放时已经成人，曾和我的祖父母一起被划为地主成份（经无数次的申诉，父亲的地主分子帽子在八十年代中期才予以摘掉），因此，我还是失去了进校园的希望。
这样冬去春来，我已伴着时光流逝步入了新的一年。人们一样看着我在自己的自留地上劳作，我也同样与生产队的男女一样在集体的土地上耕耘。为小麦、油菜锄草、翻土、施肥，播下玉米、水稻、积极做好春种秋收的准备，不误农事。在紧张、有序、繁忙、辛劳的同时，很快又将迎来新一年的考试。夏收刚过，生产队长主张我回家准备，父母、哥哥姐姐写信鼓励我，要我返县城温习功课。于是，向生产队长告了假，才踏上徒步返家的路。
回到家里，虽然没有了繁忙的生产劳动，可是，那种长期租用别人房屋居住、寄人篱下的感觉好像比沉重的担子还要重。不到三十平方米的一间破烂不堪的木房，就拥挤着不同姓氏的两家十四口人，两家就随便用竹子隔了一下，相安无事地将就住着。韩家十人，我们家四人，行走常是侧身而过。我家我和我弟弟住在属于我们租住的楼上部分。由于房屋倾斜严重，楼面高低不平，楼板凹凸相间，稍不注意，自己的脚就有可能被卡或崴；头顶的瓦、阁稀密不匀，瓦片随时都有掉落砸人的危险。日出，遮不住太阳；雨至，就会听见满耳的叮当响；风吹，只好闭着眼睛，要不那飘然而至的瓦灰就会毫不留情的钻入双眼，苦不堪言，任泪水流连，然后相互吹着眼。在这般恶劣的环境下，我只能用别人遗弃的包装箱，搭着两块木板，铺上废旧报纸，放上昔日残缺不全的课本，自己摸索着开始了功课温习。说是温习，只能说是一种敷衍，无论谁在这样的条件下也无心看书学习。当时正值盛夏，坐在楼上就像在蒸笼里一样，不是汗水，便是泪水。就这样，我就生活在这样的天地里，即使难受，但也不能为父母增添烦恼，更不愿引来父母对我的责怪。
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多么漫长的时日啊！我在楼中透过垮掉的竹帘，看日升月落，呼吸着令人窒息的煤烟，品尝着刺鼻的辣椒味，任由哈欠声声，鼻涕飞溅......
当时,我最大的财富就是年轻。于是，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记忆，将时事政治倒背如流，一字不漏！
好不容易才盼来了又一轮的考试,凭着我读中学的基础和记忆,每一堂的考试我都发挥正常,而且相信成绩一定是很理想的。果然不出所料,张榜的名单中,一样的排在前面。吸取上年未被录取的教训,毅然将报考的第一志愿首先填报人们都瞧不起的师范学校,最末一个志愿是服从分配。希望能录取后读上两年的书,就能找到一份恰当的工作,然后用工作挣得的工资来慢慢改善一下生存的状况,逐步让父母从长年的辛劳中走出来。
考试一结束，我又想起了自己还是一个农民。于是，我不能坐等录取通知书，因为最终能不能被录取还是一个未知数，只有踏实劳动才会换得一定的收获。
为此，告别父母后，才凌晨四点左右，我就去饭店买馒头，以防长途爬涉中的饥饿。然而，接连去了好几次，到过几个店铺，都未见开门营业的迹象，只得抱着幻想踏上了返回乡村的路途。
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凭票供应。因此，家里除了大米、杂粮外，就没有可餐的东西，何况我们家并没有钱，好不容易挣的钱母亲也得精打细算一分钱瓣成两分来用。尽管一个馒头才二两粮票五分钱！即使有钱，店铺不营业也就没有别的办法。
从绥阳到岩坪，本来可以花费1.20元先乘坐绥阳至黄杨的班车，然后再步行60里路程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但为了节约珍贵的1.20元，我还是选择了徒步100余里的里程。那个年代，交通条件极为有限，从绥阳到岩坪不但没有开通班车，就连公路也没有,小峰坎公路隧道正在人工开挖中.我只有走路。由于我行走较早,到三十里外的黄鱼江时,所有的店铺都还未开门,根本没有可充饥的食物可买,只好忍着饥饿继续前行,又走了三十里路程到达枧坝,虽然这里是乡场,但刚好不逢场期,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回家吃饭去了,买馒头、饼干充饥的幻想终于化为了泡影。
走了六十里路程,沿途没有喝一滴水,更没有吃一点充饥的食物,前面还有四十里路还得坚持走下去。走出枧坝街上后,见到了从山坡上缓缓流下的一湾溪水,此时,那种对水的欲望便油然而生,想到可以解渴与充饥,我顾不上什么,爬向水源咕咚咕咚地猛喝了起来,直到肚子装了个饱,然后才又踏上了路。一路走,一路见水就喝,这四十里的山路由于沿途人烟稀少,几乎没有人家,而且是三伏天气,路上也就没有行者,我就独自强打精神,继续挪动双脚前行，希望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也不知什么力量的驱使，更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大的毅力，经过艰难的长途爬涉，好不容易终于用一步半步的努力，走山路、涉小溪、穿密林、爬陡坡，或缓慢移动双脚、或一阵小跑，忍受着疲劳与饥饿，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还好，虽然我前行困难重重，但我始终坚持往前走，除了喝水，中途没有哪怕一两分钟的休息。就这样，我赶到公社时，还没有用晚餐，休息一会儿后，我便在公社用了晚餐，才回到了生产队。
回到生产队，我顿时傻了眼。由于暴雨和雷击，我居住的房屋被附近一棵巨大的黑桃树劈头盖脑砸去了一部分，住房顶的瓦阁也严重损坏，打开房屋一看，我的衣服，棉被全是雨水渗透的痕迹。打开棉被，原来洁白的棉被，简直就象一幅浓淡相间的橙色山水画，同时，还散发着出一阵霉变后刺鼻的气味，让人感到窒息。
我居住的房屋是一幢年久失修的木结构瓦房。据说，房主不知何故早年在外地监狱服刑，其妻胡氏前去探视又一去不复返，生死不明。一幢三列两间的房子就这样闲着，所以显得破烂不堪。房屋全用马桑做柱头，这至少是建造百年以上的房子，而且由于风雨的侵蚀，不是裂口就是虫蛀，鸟雀甚至在腐烂的柱子里做了巢，整幢房屋楼穿壁孔。
尽管这样，大队还是充分利用。在我还未入住前，整幢房屋就只有一个年逾古稀的王少安老人，作为赤脚医生在那儿为本大队百姓诊病治疗。堂屋的那一间杂乱无章地放着诸如车前草、陈艾、陈皮、蒲公英、一支蒿等等之类的草药，小二间的前半铺是赤脚医生王老用作做饭，解决临时饥饿的火堂，后半铺则是临时睡觉休息的地方。全大队的人遇上伤风感冒等疾病，就可以到这儿看病取药，每付收费五分钱。
我下乡到这里后，前半铺就成了我们共同的火房，那后半铺便一分为二，一半任由赤脚医生王老继续使用，一半由我使用作睡觉的地方，面积仅有 五六平方米大小，容纳一单人床就没有多少空间了。因赤脚医生王老吃饭和睡觉不常在这里，他一大早就从家里赶来这儿候诊，有就诊的他就看看，该吃早饭了就自己烧火做饭，临时用餐，下午便回家里吃晚饭。他基本不在这里住，偶尔遇上天下大雨时，也住一天宿。所以，这里常住的实际就我一人。我没有烧柴林可以砍伐，就烧煤做饭，煤是从三十里外的地方购买来的。烧煤用的小灶是自己去供销社找的一个盛农药的木箱，然后又去找了一些黄泥、石灰、煤灰混合，用废专头砌成的。虽然看起来不美观，但是用起来还好用，烧起来火特别旺盛。煤是大姐从煤厂买回后从三十里外给我捎来的。这样我的燃料就不成问题了。就在我住处附近有一水井，几分钟就可以挑来一挑水，挑来以后就用水桶盛着，供我与赤脚医生王老共同使用。
后来，王老带了一个徒弟，这徒弟是他的外孙，名张忠勇，是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他的父亲在另一个公社就职，于是他就这样被安排在这里学赤脚医生。那时，要做这些也不容易。因为，做农活的确很累，能做上这样可以轻闲的事必定太少。当时，大队不做农活而可以挣公分的仅就代销店的代销员和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这两三个人。
于是，我又多了可以一起生活的伙伴。因张的家庭经济条件要好一些，他可以偶尔带上一些蔬菜供我们共用，时不时的还会带上糯米、猪油，然后煮一餐可口的糯米饭以改善一下生活。在那个年代，吃肉很难的。只有间隔两三个月区食品站的到公社收购生猪时才能屠宰一只供应给公社、仓库、供销社、学校食堂和交售生猪的农户时，有剩余的才有可能碰碰运气割上半斤八两的。所以，吃上一顿糯米饭也是很荣幸的。就是这样，我们三个不同姓氏的人就象一家人一样融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值得庆幸的是，离开生产队时，我捆把上挂风干的油菜籽已由生产队长帮忙给我打好了，然后妥为保管，并在我回队后及时给了我。他的乐于助人一让我感动至今。所以，虽然上山下乡三十多年了，但是只要我们相见就还是那样的亲切。
回队以后，我并没有对被录取入学抱有太多的希望，就象往常一样参加集体的生产劳动，秋收分配时，我不光分得了我用辛劳换来的粮食，还分得了一定的现金，这是集体给的。还有我那三分自留地，除了玉米长得挺拔壮实，获得喜人的丰收外，栽种的辣椒也硕果累累，一株株朝天辣红得妖艳无比，着实让人喜爱。后来，用这些辣椒做成的糟辣椒让我们家吃了好些年。每一次享用，都会获得父母，姐姐们对我辛劳的称赞。
没想到，第二次考试的结果，我照样榜上有名。之后，经过体检、政审，最终被我县唯一的一所中等学校——绥阳师范录取，成为恢复招生制度改革后的第二批学生，成了我所在的公社、我的老家和我家现在所在的邻居的美谈。
在收到录取通知以后，我所在生产队的人们，都争相前来道喜、祝贺，我在做了必要的收拾整理后，满载着辛劳的收获以及生产队全体人们的深情厚谊，搭乘一辆载粮的货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第二故乡，重新踏入了学校的大门，结束了短暂而又难以忘怀的知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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