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的一个下午。省人民医院保健楼13层的特护室。
我静静地凝望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护士长轻轻地拍着他的手，喊着他。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护士长指着我问他；“韦伯，认得这位是谁吗？”他艰难地侧过头，望着我。良久，点点头。很快，又合上了眼睛，脸上露出掩不住的愁苦之色。医生说他因脑血管病变，昏迷了十多天，经过治疗已基本脱离危险，但还讲不出话。
“韦伯”就是韦丘，东江纵队的老战士，著名作家。一位有着6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望着愁苦难掩、满脸疲惫的老人，一个口诵笔书了千百遍仍觉抽象的词语，此刻蓦然具象且清晰：鞠躬尽瘁。
我读懂了他的“愁苦”。在粤湘赣交界、被称为“红三角”的革命老区，文学扶贫、教学扶贫和红三角经济圈的推进，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做；清远、韶关、湘南等地的文学夏令营该筹备了，孩子们在盼望着他；新一年的奖教奖学资金，也要着手落实……能不能继续工作，他心里没底。甚至能不能活着出去，也是个问号。
他的愁苦，其实是一种责任感和深深的牵挂啊！
我了解他的疲惫。韦丘1992年从广东作协常务副主席的岗位上离休，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头两年倒颇有安度晚年的味道：每天6点钟起床，或写诗作文，或回复书信，9点钟吃早餐，然后读书、看报。参加文学活动，也是有选择的。那时候真悠闲。我们这些诗友到他家，他总是亲自下厨炒几味。菜做得好，刀工尤精。那时候身体真好。有一回在韶关参加文化活动，因为比计划的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结束，单位派的接待用车还没到，大家在江边等候。他见我推着一辆大“永久”，说；“打电话叫汽车不用来了，我搭振林的单车尾。”他体格魁梧，我又怕有什么闪失而有点紧张，把不稳车子。他跳下车说；“我来踩，你坐后面。”然后边踩边聊把我载到宾馆。
1995年，霍英东基金会和何铭思先生建立的铭源基金会开始资助粤北的文学、教育事业，特别是建希望小学之后，韦丘进入了忘我工作的境界。为了不辜负老朋友老战友的信任，每一间铭源希望学校他都亲自策划，亲自察看选址，参与招标，审阅施工图纸，到工地了解施工进度，检查工程质量。工程完工之后，又请资深审计师加以审计。有时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怎能不累！十年来，兴建了33间希望小学，扩建了7所中学。每年，他还至少有一次“长途旅行”：到红三角地区走一大圈，把50多万奖教奖学金颁发给希望小学的师生。
成年累月在山沟沟里奔波，不仅疲惫，还有伤与痛。
2000年5月，在考察杨梅山希望小学校址的路上，汽车滚下5米深的山沟，老人软组织挫伤。2002年，年近80的韦丘已跑了30多家希望学校颁发奖教奖学金，到清远凤霞中学时已疲惫不堪，但他仍然坚持把活动搞完。老人一回到家就病倒了，而且这一病就是几个月，好一阵子，连转个身都痛得钻心。
最令人难忘的是1996年清明节的晚上。清明之前，他已到始兴县奇心洞一带忙碌。那是他和何铭思等许多战友并肩战斗过的地方，奇心洞里掩埋着当年被反动军队杀害的数十位战友，不远处的半山腰上座落着残破不堪的一间小学。韦丘一边为新校选址奔波，一边和韶关五月诗社的诗友等候澳门五月诗社陶里先生一行的到来。4月4日下午，正是两个异地同名诗社相约在粤北会面之日。但整个下午都不见韦丘的影子。吃过晚饭，桂汉标社长叫上我和几位诗友，神情严肃地布置送车任务。这时才知道，韦丘同甘共苦46年的妻子李昭当天下午旧疾猝发，抢救无效，于傍晚时分逝世。往广州的火车票已订好，马上送老人上车。上韶关火车站天桥时，我和诗友们只是下意识地虚扶着他的手臂。下天桥时，渐渐感到沉重。下了天桥，找车厢号时，老人脚步已浮，我们全力扛扶才得以往前。清明时节空气湿闷，他额头上大颗的汗珠直冒，泪光闪烁。可以感受到老人此刻的沉痛，离广州越近，悲痛越深切。遗憾的是，他赶回广州时，妻子的尸体已移至殡仪馆。不能在爱妻临终前见上一面，成了老人心底抹不去的痛。
十年来，韦丘全身心投入文教扶贫，长期打“义工”——不领分文报酬，共产党员的“老黄牛”本色不改。更令人敬佩的是这头“老黄牛”身上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他倾情文教扶贫的同时，关心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坚持读书看报，更勤于思考。他说文教扶贫虽扶了“智”，也扶“志”，但是，还差一块坚实的土壤，差一股有源之活水。扶贫如输血，只是一种阶段性的手段，最终目的是本身能逐渐“造血”。于是，后来有了“红三角经济圈”的概念。2003年2月，由霍英东先生策划召开的“白天鹅会议”，完善了红三角经济圈的组织机构和章程，标志着以南沙为依托、打造红三角经济圈的计划进入实施阶段。从章程和《解读红三角》一书中20多篇专家、学者的论文和考察报告来看，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已相当充分。可以想象，这一股经济的“活水”，将超越“扶贫”的层面而形成新的造血功能，为革命老区1600万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卓越的贡献。
韦丘老人忘我地工作，身边的人无不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实际上，两年前已有苗头：皮肤疱疹反反复复，免疫功能明显下降；经常咳嗽，烟、酒都戒了。2005年的大年初三，他没有像往年那样到韶关参加五月诗社例行的新春诗会。我隐隐感觉不妙，好几位诗友都有相同的预感。
走出韦老病房的许多日子里，老人的疲惫和愁苦之色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唯有默默祈祷。
四月份，传来了好消息。韦老恢复了语言功能，身体逐渐康复，已回家休养。6月28日，又接到桂汉标社长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参加8月2日在南沙举行的采风和研讨活动，并说韦伯表示要参加。
接完这个电话，特护病房里韦丘老人的情形再次浮现在眼前。“鞠躬尽瘁”——再次具象而清晰。
【本文发表于2005年8月17 日《南方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