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韶大青文会《地平线》问
一、在您年轻的时候，下过乡，当过知青，在起初的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您是以何种方式接触文学，并最终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答：我学习诗歌创作始于在广东丰顺县汤坑中学（现改名为丰顺中学，是梅州市重点中学之一）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那时我负责学校少先大队的墙报和班级黑板报的编辑出版工作，那时绝大多数同学只以文章形式投稿，墙报板报版面不活泼，为改进版面结构，我开始学习写押韵的“顺口溜”式新诗。此举使同学们觉得新鲜，也受到辅导员老师的赞许，使我成了那时的“诗歌发烧友”，连上学放学路上都在推敲诗句的押韵、形容词的使用、结构的巧妙简洁……真正的创作并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始于在乐昌九峰林区当知青之时，因为青春在实际生活与青山绿水间磨练，有太多太多的感受，故以诗抒发情怀。正值1972年，停刊多年的文艺杂志纷纷复刊，有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从而激发了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创作的热情。处女作《九峰山下新农民》（组诗）发表于1972年《广东文艺》试刊第四期，其中的《春播》一诗被选入1974—1975年度的广东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
二、在您走上文学之路之初，是否遇到过一些阻碍，遭受过某些挫折，面对着这些阻碍与挫折，您是如何应对并最终战胜他们的？您的信念来源是什么？
答：学生时代学习写诗，其实还谈不上是“创作”，当时只是想把自己负责的黑板报、墙报办得生动活泼一些，吸引更多同学阅读。为了这个朴素的心愿，自然就会不断地扩大阅读，勤于观察体验，勤于动笔实践。这种带着一定目的性的写作有个好处，从实际需要出发，不断地在某一时段集中时间和精力，学写某种类型的习作。记得1965年刚考进北江中学高一级，我就被吸收为学生会《北中校报》的编辑。“一二九”纪念日前一段时间，学生会准备举办朗诵纪念活动，我们要办一期专刊，除了大多数学生通讯员写的文章之外，还必须为各班级提供便于朗诵的诗歌文本。那时学校算我写新诗比较多的，但对朗诵诗这一品种自己也没有写过。为了完成任务，我立马搜集了许多朗诵诗，尤其是集体朗诵诗的文本，从中学习借鉴写作手法，后来写出当时“比较满意”的《一二九之歌》。经过这一次的学习实践，基本上掌握了朗诵诗的写作要领。又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办小报、杂志，为了活跃版面，开始学习讽刺诗的写作，从图书馆搜罗了许多“反右”时期的旧报纸，剪贴了几大本讽刺“右派”和五六十年代许多国际题材的讽刺诗，甚至解放以前“国统区”的讽刺诗如《马凡陀山歌》等，从具体文本中学习琢磨讽刺幽默的表现技巧。这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为我在七八十年代在全国许多报刊发表讽刺诗作品打下了基础。当初遇到的困难是诗集理论集比较欠缺，学校图书馆适合的书也很少，有时省下零用钱到书店也买不到。强烈的求知欲让我想办法从旧报纸中去多方搜寻，养成了剪报成集的习惯，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自己剪贴而成的好几大本各类诗的学习参考“书”。
能这样想办法去学习钻研，是我始终认定：学到了东西将会终身受用！
三、在您获得一定的成就，您的作品受到了一系列的肯定之后，名利给您的文学创作甚至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答：从喜爱、兴趣到为了办好自己负责的报刊而自觉学习，再到所写的作品能被公开出版的报刊发表，实际上当时并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可言，文革期间没有稿酬，文革结束后的七八十年代开始有稿酬也是象征性的。至于“名”好像离基层草根作者而言也是遥不可及的。不如说更多的是肯定了自己努力的价值，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更符合实际心态。老实说我不认为自己有多大才能，随著写作时间的延伸，经常觉得对自己不满意，真正是“学然后知不足”，不断鞭策自己去学习把握新理念新技巧，尤其成为广东和全国作家协会会员之后，希望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以不辜负“作家”的身份，牢记鲁迅先生所告诫的“不做空头文学家”。这是自己从不间断学习和创作的内在动力。由于自己一直从事编辑和文学组织的实际工作，尤其自1995年以后的十多年时间，担负着霍英东基金会和铭源基金在红三角老区实施大规模“文教扶贫”善举的实际工作，每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偏远山乡奔波，又要顾及一个月刊的主要编务，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作时间是很少的。虽然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没有写出更有份量的作品，但编辑和文教扶贫同样与文学人材的发掘培养、提升社会文明一样有价值。这是我长期乐此不疲的清醒认知和实践。
四、有人说，现代社会，诗歌是一种濒临灭绝的艺术。以您丰富的实践经验来看，这句话有道理吗？我们在创作诗歌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我从来不认同这种“诗歌濒临灭绝”的悲观论调。诗歌作为人类情感和精神的最集中最深刻最广阔的表现形式，是所有文学艺术的灵魂所在，是生命得以自主自在保持鲜活的动因与方式，是与人类相伴相生、永不会消亡的。除非人类都变成机械人和植物人，没有了任何精神需求。反之则人类精神永恒，诗歌永恒！有些人看到目前诗歌没有过去那种社会政治生活不正常年代，一首诗说出被压抑了的民众共同心声便一纸风行万众争诵的轰动景观不见了，便以为诗歌被边缘化了濒临灭绝了……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其实过去那种状况才是不正常的。而今社会逐步开明，多元化选择已形成主流，再不必诗歌担负其本身特质以外的非诗功能，诗回归它自身具备的正常的作用于人的情感与灵魂的地位，这才是亊物的常态呵。
以下引用我为五月诗社三十年诗选集所写编后跋《诗给时间以重量》的几段以补充说明——
去年，在网上偶然欣赏到韩国获世界电影奖的影片《诗》，让我日渐粗砺的心灵深受震憾，让我对自己为之付出大半生的诗之梦，再一次作了回顾性的审视和深入的思考。我还将此影片在QQ群里，向五月诗友和青年文学会的年轻朋友们作了推荐。诗友们和网络上当初看到这部影片的许多网友一样，众说纷纭，思考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其间有一个问题却引起我的注意：“在这个沒有诗情，沒有人追寻诗想的世界，你今天还写诗吗？”
表面上看，这不是一个问题。亊实上，如韩国那样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每天在新聞时段会朗誦一段诗歌，会在每一个地铁站里的防护牆上都印着诗歌，在普通都市家庭里会读起里尔克的诗歌，像影片中的打小时工的老太太会参加诗歌培训班，为寻找真实的诗意苦苦寻觅着……在我们这个几千年形成的诗的泱泱大国中，诗歌也无处不在，且不说各地多少以诗闻名的风光名胜，也不说遍布全国的新旧诗社，每年举办的诗歌盛会，光是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有多少不是由诗生发的创意？流行的歌曲影视有多少能缺乏诗的参与？……不过，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质的不断膨胀，更由于发展方式的偏差和国民教育的缺陷，人的精神状态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通病”之中，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精神扭曲、文明滞后的现象，已是愈演愈烈、危及人类生态、民族未来的现实。凝聚人类精神所有精华的诗，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在国家高考试卷中一次次“诗歌除外”的导向下，在诗歌被出版社视为“票房毒药”拒之门外的情势下，诗歌更多的只能潜入民间，与草根一道艰难而坚忍不拔地生长着。而诗人们，大多数在物质的压抑和体制的规限下，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当代社会环境中，充斥着物欲横流、灯红酒绿、光怪陆离、醉生梦死等种种末日情调，能静下心来读诗写诗，几乎被世俗时风视为“另类”了。所以，这又真正是一个振聋发聩的严峻问题呵！
好在“火，在所有冻结的心里孵育。”（罗曼•罗兰）好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天地人间，希望总在不如意处诞生；盛世浮华，永恒的信念总是清醒着。真正的诗人，必然具备常人难以企及的敏感心灵与悲悯情怀。面对物化和僵化的沉重压迫，常常不得以地被屈服，压倒于底层。但是，这种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激发点。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这样的人生表面上自由却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这正是二十多天来，我遨游于浩如烟海的五月诗作中得出的深切感受！相比于二三十年来在诗坛“变幻大王旗”的各种自封的被哄抬的“先锋”“前卫”“××后”“××代”，五月诗社从来都是沉默的。我们的作品，不“先锋”也不“前卫”，遵循的是“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个人感受”和真善美的原则，说真话抒真情；艺术风格上讲求宽容，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路径，主张诗应该让人感动，让人有所共鸣和教益。绝不屑于那些“下半身”“揪揪体“之类文字垃圾和自命为百年以后的人写的故作高深的胡言乱语。我们的诗也许不“高级”，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时代的回声、心灵的倾诉、草根的呼吸。可以说，从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触摸到粤北、红三角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脉搏，可以听到二三十年来中华儿女奋发前行脚步声，可以感受社会底层草根们的酸甜苦辣，可以欣赏到如火如风的青春激情、至真至诚的乡情亲情和美丽多姿悸动心弦的爱情……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多元化的探索，我们尊重每一个歌者出于真诚的每一种腔调。但主导的倾向是鲜明的，就是时代性、民族性、心灵性，力求让诗走进更多普通人的心灵，不孤芳自赏故作高雅，也不跟风媚俗降格以求。我们欢迎一切善意的评头品足，但对抹刹亊实的恶意中伤不屑一顾。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一走就这样走了三十年，至今不改初衷！
五、作为一名资深的诗人，请您简要谈谈您的文学主张。
答：上文最后那些文字其实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想再画蛇添足。
六、在您的印象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答：说是具体哪一部作品难以回答，但有三位大家的作品对我产生较深刻影响：鲁迅，给我正直敏锐的民族魂；艾青，让我认识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现代诗；李瑛，开始学习创作时借鉴最多，其作品的清新、阳光、抒情与意韵，都对我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七、作为粤北文化界的骨干份子，在创作之余，你还从事哪些工作丰富本地区的学术文化氛围？
答：粤北是我自高中年代开始生活的最长时间的“第二故乡”，应该说我这一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都离不开粤北。学习、工作、生活，成长、创作、奉献……近半个世纪的年华挥洒在这方红土地上了。其实，创作并非是我在粤北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主要从事的一直是报刊的编辑和文学组织工作，除了从创意策划到主要编务，粤北唯一公开发行的文学杂志《南叶》月刊，我主编达十五年之久直到被迫离开。此外还先后参与过六七种报刊的创办和编辑。除了尽心竭力编辑好每一期报刊，最重要的是发掘培养年轻的文学人材，为欠发达山区创造文学亮点打下坚实基础。另一项工作是长期担负霍英东基金会和铭源基金对红三角老区实施大规模“文教扶贫”善举的具体工作，在2008年上半年以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往往是一半时间用于文学编务，一半时间在山村乡野奔忙，先后经手了四十多项希望工程和四十多届校园文学夏令营的兴办；为本土作者编辑出版一百多部文学著作；还在基金会资助和何铭思、韦丘两位革命老战士指导下，策划组织举办了粤北历史上规模最大、海内外专家学者、作家诗人来得最多的几次诗歌文化活动，为世界了解粤北、粤北走向世界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其中2002年策划举办的“红三角诗歌节暨五月诗社二十周年庆典”，首次提出了“红三角”概念，成了后来三省市经济合作的“红三角经济圈”构建的先声。当然，这一切都是五月诗社年轻诗友们，在老一辈师长指导下共同参与所作出的奉献，绝非我一人微力所能完成的。
八、您认为文学新手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结合您的创作生涯，您对文学新人的创作有哪些指导性建议？
答：文学是人学，也是情学。要成为真正有出息的文学创作者，首先应该成为一个真诚、正直、有高尚灵魂和悲悯情怀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全世界青少年发出“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关心”的基本要求。这三个“学会”完全适用于想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文学新手”。生存智慧、生存价值观决定一个人生存的质量高低，也决定一个人文学才华高低和发挥的成效大小。文学是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入洞察、深切体验、深刻思考，是提升生存能力和增强文学素养的必由之路。写作还有一个表达技巧问题，有赖于从前人的作品中和社会自然环境中去领悟去借鉴，学会学习的方法方式比死记硬背一切结论重要得多，不求明确答案而求自己的领悟和发现，才是创作的本来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脱离周围社会、自然环境而生存，我们自身都是得益前人今人的付出才能生活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感恩不关心社会群体和大自然的一切生命。文学创作不能只是一已之私的浅唱低吟，而应该如前人所说为社会、为人生。一个“文学新手”开始的写作总是从兴趣和个人小圈子开始，这无可厚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初级阶段，而是要随著阅历的增长不断提高艺术自觉，开拓题材视野，不断提升责任意识，关心关注和去努力反映与国家民族以及个人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波澜、生活变化、时代风潮，创作出富于生活气息和贴近现实、贴近人心、传播真善美的作品，为社会文明的提升、人类不断的自我完善作出贡献。
文学是作用于人类心灵的上层建筑；文学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精神劳动。它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具备高昂的生命激情、敏锐的情感触觉、深刻的生活洞察力，永远以一颗赤子之心拥抱时代、热爱生活，善于去寻找和发现冷漠世态中的“感动”。只有这样才可能写出感动读者的佳作。由于我们的教育缺陷，应试教育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导致当今大中学生的写作，假大空、模式化、只重华丽辞藻不重实际内容的现象比比皆是；尤其当代年轻人大多数是在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鱼龙混杂的虚拟世界缺乏必要的警惕，很自然被娱乐至上的游戏风尚所影响，反映到写作中变成了“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这些都是“文学新手”们应引起注意的。
九、在您的创作之余，您有哪些爱好？这些爱好在您的创作道路上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答：其实我的爱好很单调，小时候喜欢美术绘画做小手工，初中时候的木刻作品就曾参展并获奖。从小学高年级喜欢读课外书开始转向文学兴趣，美术兴趣就没有发展下来了，但内在的基础和趣味，终究陪伴一生，以致后来因工作需要，墙报、报刊、书籍的美术编辑常常兼任着。最大的爱好是买书和阅读，过去每周都要逛书店，外出旅游考察，每新到一处总要进书店逛书摊，买了书怕旅途不方便带，常常在当地邮局往家里寄，返回家里时书也大多寄到了。我买书也有选择，除了中外诗选和理论集，一般人们所公认的传世经典著作，因为在所有公共图书馆很容易找到，我觉得自己反而不必多买。我喜欢买一些奇书怪书、一些比较难以找到的“偏门书”。当然有时候为了某个感兴趣的专题，也会集中购买。还有一种情况：因喜欢某位作家的作品，如赵鑫珊、周国平的著作，只要见到，不看具体内容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还有一些书如美术摄影作品集，作为纯粹的艺术欣赏，也买了不少……近些年学会上网，已可以在网上获取百科全书式的信息，买书的爱好才慢慢减弱一些。
艺术都是相通的，各类书籍所负载的人类文明成果，都是可以成为自身人文素养的基础色调的。这对于从事精神劳动的文学创作者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十、在您的生活中，是否发生过一些与文学相关的有趣的故事？希望您能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点缀生活的小故事。
答：文学不仅是我的职业、亊业，实际上已成为我的生命存在方式。我一生所发生的所有故事，几乎很少与文学无关的。其中，因为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和组织工作，发生在编辑与文学青年之间的交往过程，尤其是三十年间与五月诗社诗友之间的故事，应该是很多很多的，其中已出版的“五月诗社三十年丛书”中有一本数十万字五百多页的纪实散文集《从有梦的地方出发》，其中有一些记录，欢迎大家读一读，既是了解一个民间草根社团三十年旗帜不倒的详实文本，也从中获取盛世浮华中如何追寻人的诗意栖居的一些教益。因为此答问篇幅已经太长了，我不想在此再细述了，请大家见谅。
(2012年5月21—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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