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第一本文学杂志——韦丘与我◆
作者：张黎明
八十代初期，深圳没有一本自己的文学杂志，一定要办一份自己的文学杂志，让我去当开荒牛，好吗？我说好！办一份自己的杂志，办杂志就办杂志，当开荒牛就开荒牛。
我离开初见规模的特区报，也没有什么遗憾似的，因为已经习惯了。从回到家乡深圳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开荒”，开了许多荒，成了开荒专业户，再去开“特区文学”的荒地不过好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二话不说就“出发”了。
说去《特区文学》开荒一点不假，《特区文学》比特区报更是一无所有，没有办公室不说，没有编辑没有发行，当年特区报还有个李伟彦的家可供开会，这里是什么都没有。倒是省作协支援了一位主编：韦丘，那时候他是很有名的诗人，怕有五十多岁，在深港澳的文艺界联欢活动里，我们见过面。
我去了韦丘住的地方“报到”，除特区文学主编外，他还兼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借住在当时文化局二楼的一个小房间，一个只能放一张单人床的的单间，大概也是文化局“支援”出来的。七八平米那样小，胖一点的人都不能转身，幸好韦丘是打过游击的人，不怕吃苦，床铺干干净净，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枕边有一摞摞的稿件，的确有种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游击感觉。
诗人就是诗人，他不但保留着五十年代的乐观精神，还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说话声音洪亮，还喜欢吟诵自己挑灯而作的诗。对于我们特区文学这样一个纸上谈兵编辑部和两个小兵，他哈哈哈的说他一个光棍司令，领导一对金童玉女。他指的是我和从《深圳文艺》来的何玉生，我们应该算是特区文学的开荒牛。
韦丘领上我和何玉生，踌躇满志地干起来，我们上上下下跑，从组稿编稿排版到发行，他都亲历亲为，一点也不含糊。一发现好文章就高兴得不得了，不但改稿，还写信给作者。我们也常常在广东省作协韦丘的家中“办公”，那是特区文学的广州“联络站”，从联系作者到校对，从他家的客厅到卧室，处处可见特区文学的“办公”痕迹，为了深圳第一份文学杂志，他把自己的家也贡献出来了。
不要以为诗人只会写诗，他一进入特区文学的状态就好像变了一个人。比如，他对稿件处理比谁都严格，所有的来稿不但要登记，还要给作者复信，第一次说你的来稿收到了，采用不采用都要第二次复信，或退稿或告知那期刊登，第三次就是寄出样书，一本书和一篇剪下的刊发稿。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他甚至自己亲自动手给作者写信，他说这是对作者的负责。
一本杂志就我们三个人开了头，组稿审稿排版看大样，还要联系印刷厂，找纸张，那时候的纸张奇缺，真琐碎！这些事情和写诗是两码事，现实得让我们头痛，不过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诗，深圳孕育的诗，《特区文学》就这样出来了。
韦丘多次对我们说要联系培养深圳青年作者，当时我来深圳最早也年轻，这个任务自然落在我的头上。在深圳青年联合委员会的支持下，我们举办了五四征文比赛，还成立了青年文学社。韦丘非常支持文学社的活动，亲自给我们这些深圳的文学发烧友上课，有一期特区文学还开辟了文学青年的作品园地，后来特区文学编辑部甚至成为我们聚集讨论作品的地方。
大概是八三年初成立青年文学社，我们常常聚集的工人文化宫，蛇口招商局联络处讨论文学，那时候的发烧友有龚礼勇、朱德毅、李建国、林坚、廖国栋、赖志华、刘西鸿、梁兆松、林少扬等等。
我翻出一张青年文学社成立的照片，就在工人文化宫的教室里头，我数了一数，有五十二人，那时候的我们的脸孔多年轻！我仔细辨认他们，有的刚从深圳中学毕业，有的是深大电话公司的第一批员工，有的来自工程兵部队，有的在市委上班有的在海关工作，还有的是武警六支队的战士，总而言之，素不相识的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我还记得我们当年爱说的一句话：以文会友。的确，对文学的虔诚，对文学的向往，我们走到一起，开始了我们的文学梦想……
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文化宫的小石凳、戏院的门坪、蛇口招商局联络处的小会议室。还有那本很薄很小的油印诗歌集 ：伶汀洋。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活动，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经费，文学社成立的大会上，朱德毅掏出几乎是他全部工资的百多元给文学社当经费。
我印象最深当然是文学社第一次和香港中文大学、珠海青年文学社的联欢活动。当时装修一新，亮出清宫仿膳牌子的新安酒家象征性收了文学社的八十元，提供了许多方便。那一回真尽了情，刻龙雕凤的大厅第一次坐满了如此多如此年轻如此痴迷的文学爱好者。为了照顾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我们讲发音不怎么准确的普通话，有谁忍俊不住的大笑，这也没有什么，香港珠海深圳差不离，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我们第一次放尽了嗓门朗自己的诗唱自己的歌亮自己的相，有人唱走了调有人说漏了口，不要紧，那算什么？再来一趟，都是一样发烧的自己人；那些往日皇帝品尝的五颜六色的精美点心更是第一次变成了我们的夜点心。
那一晚，珠海的说很放，香港的说好成功，还要再来，总而言之，我们象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全无芥蒂开怀大笑。
这一次活动，我们相互交换作品，讨论作品，第二天还去了香密湖……
为了提高文学青年的创作水平，韦丘帮我们联系了很多省里的作家来给我们讲课，像朱崇山、谭日超等等，他们上课只有清茶一杯，没有一分钱的报酬。
韦丘还常常和我说起他自己的创作经历，他说鲁迅文学院是作家的摇篮，有机会一定要去深造，系统全面的学习，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上一个台阶。一九八四年，当他一知道鲁迅文学院招生的消息就亲自为我们推荐和联系。说是选送中南五省的优秀文学青年，如果没有韦丘的推荐，当时谁会知道深圳这旮旯里还有发文学梦的我们？他不但为我还为深圳争取了好几个名额。
后来，编辑部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通心岭１０栋。刘起裕和林小丁都过来了，他们都发过很多作品，还当过兵，他们刚来没有地方住，老刘住在编辑部里，小丁这里住两天那里住三天，成了寄居者。条件不怎么好，可大家干起活很卖命，编辑部一出书，要从广州拉书回来，我们人手不够，文联总动员，几乎可以看见的人都来帮忙，你别以为有多少人，搞音乐的，搞画画的，还有办公室的，总共四五人，连书带人一个面包车装下全文联，包括特区文学。
我们编辑部有一个自己封的雅号：快乐编辑部。真的，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了四五人，我们的心真齐，从来没有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过矛盾，编辑部真的充满了笑声。
主编韦丘就是编辑部快乐的源泉，有他就有笑声。我们从来没有喊过他主编什么的，我们大呼小叫的喊他“韦伯”就像喊家里人一样，我们的编辑部就是快乐。他乐呵呵的把自己的大作给我们这些小字辈看，还问我们写得如何。他是搞文艺出身的，对“的士高”的看法很文艺，他说这不是什么，不要大惊小怪，很像我们解放区的扭秧歌，不信，扭几步给你们看看。说着，他一脸天真的在我们面前走交叉十字步，两条胳膊飘带一样上下起落，扭起“的士高”，嘴里一答一答的打出节拍。他还说自己是东江纵队文工团的老战士，演《白毛女》里面的那个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不过他和演白毛女的李昭是夫妻。我一听乐了，我老爸也是东纵的，回家随口问老爸，老爸说当然知道，在山东演《白毛女》，东纵的人都知道。
这下令我对韦丘除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外，还有了一种父辈的感情。
不过，别以为韦丘会对我放松一点，相反他对我的要求比谁都严格，该批评就批评，除了工作上，还有思想上。或者说我们是两辈人，就像我和我的父亲，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
韦丘对我一些非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有异议，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也不隐瞒我的观点，我们就这样各抒己见。
为什么争论？我很想在自己的日记里找到过去，结果找到了韦丘写给我的一首诗《求索者》：“……可我和她有两代人的隔阂呵，这道鸿沟我们能相互越过么？她愿意接纳我这低能的探索者吗？我的见面礼只有一朵坦诚的鲜花。”他的诗一下子把我带回那个坦诚的岁月，的确像他说的我们之间“忘年的热情引出一泓碧水，坦率的投契打开一扇心扉……”
我也找到了他对我的一部作品的意见，关于我的写作他整整写了六张信笺，毫不留情也很直接，他这样说“写到《一瓣飘落的蔷薇》就该到此了，显然，我这话是不中听的，因此，在这里又大大发展了。人各有志，艺术风格不能强求统一，但重要考虑一个基础，现实主义。丢了这个基础，那就有点险了。”尽管这样的严厉，却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只说明了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坦诚，一样针锋相对，一样毫无芥蒂。
这些严肃的文学话题是我们的家常便饭，有些问题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有些问题我保留看法。
我们在文学社里也展开了关于诗关于现代派关于文学创作关于中华民族传统的讨论。
讨论个性和共性，讨论小我和大我，这些问题不要说我们和上一辈有不同的看法，文学社成员之间的争论就够激烈的。文学社里都是年轻人，文学社里讨论一点也不奇怪，难得是两辈人之间的讨论，小字辈们和韦丘之间的对话是如何展开的？我已经忘了，不过那是一场真正的讨论，我们需要坦诚相见，各抒己见。
韦丘的文章《诗中有“我”与“表现自我”》，他很直接的指出，担心青年人固于“自我”，走进死胡同，最后拔不出来。麦维也写文章《我何曾表现“自我”——与韦丘同志商榷》，一个文学小字辈和一位当今有名的诗人展开争论，小字辈心里坦坦荡荡，韦丘心里也坦坦荡荡，这是真正的文学讨论，不是作秀，这场争论真的很好，我们秉承了一种百家争鸣的风气。
人们也会奇怪，我们的争论为什么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其实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之间没有人格的冲突，只有文学观点的冲突。
我这个人有很多毛病，只有坦坦荡荡这点是问心无悔的。而韦伯就是我的榜样，和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在一起，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分歧，也感到痛快舒服，我尊敬这样的领导。
直到今天，他依旧关心我的创作。我那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篇《猴年七月》一出来，他就说你张黎明好狠啊！笔头竟比高明的外科医生那把手术刀还利害！可是你张黎明却没有上麻药啊！我读着都心疼，你能不心疼么？张黎明，你成熟了！当长篇《濠镜是家》出版后，样书实在太少，心想韦伯这些年忙得不得了，一心扑到韶关扶持文学青年，怕没有时间看长篇，就把他省了，没想到他来了个当面质问：你没给书我！我在心里说，韦伯，一旦有书，立即补上！
每一次韦丘来深圳，都会给我一个电话，哈哈哈的说他又来了深圳，住在哪里。
我会毫不犹疑说，我过来，韦伯，我请你喝茶。
我们的交往一直延伸到现在。
我们用我们的心交往，他那朵“坦诚的鲜花”一直没有凋谢，他赢得我们信任只有四个字：胸怀坦白！
我不会忘记韦丘，忘记特区文学，不会忘记当年的文学风气，更会把真诚藏在心里，那是永远的财富。
（2007的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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