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欣赏古建筑，我们还是先了解古建筑东方的语言：
首先，我们要知道，木结构——中国建筑的精髓。在世界古文明中，惟一能绵延未绝的中华文明，卓绝痴情地珍藏了前人的金石书画，却对身之所居的建筑和建筑的城市毫不珍惜。从秦末的项羽开始，历次朝代的更迭都要把前朝的宫殿甚至都城焚毁。而在世界的所有文明中，惟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是以木结构为建筑体系的，虽然中华文明有七千年的历史，但有幸遗存下来的古建筑不仅在时间久远和作品的分量上远远不能与其他文明相比，甚至也不如东邻的日本。从大成殿雕琢细腻的石栏杆和台基可以看出，东方建筑同样掌握了砌筑巨石的技巧，但七千年来建筑的主体仍用木材，形成群体化的绚丽景观。在距今六千年的西安半坡遗址上，残存的一个个圆孔，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中国古代建筑的雏形期，木材已在建筑中充当主角。那金碧辉煌的琉璃瓦顶、层叠交错的石台基和宏丽壮观的砖墙都只是用来维护易朽的木结构。
第二，是斗拱的和雀替，对于中国古典建筑而言，斗拱就是最基本的字母。斗拱的演变凝聚了中国古典建筑艺术最本质的变化，它不仅是建筑史断代研究的重要依据，也是艺术史时代风格阐述的着落点。由西周初年起，斗形木块与肘形曲木层层叠加，与斜向的昂一起构成繁复而壮硕的支撑结构，汉唐建筑巨大屋顶的深远出檐就是靠这些粗壮斗拱托举的。那时，斗拱的比例可以达到柱高的一半，依托于立柱的主要斗拱（柱头辅作）被柱间横梁上的多种形式补充斗拱（补间辅作）烘托着，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主要语言。北宋，由于屋顶的坡度增大，立柱加高，斗拱的作用开始弱化，不仅比例变小，而且补间辅作增多，从主要语言变成一般语言。南宋以降，斗拱更加细腻，元代以后，斗拱直接承托屋顶的功能转由挑檐檩承担，它的原始作用消失。到了明清，斗拱的结构作用已经完全退化，成为梁架与屋顶间的一个垫层，从外观看，那些细小堆叠的密密丛丛的斗拱，就好像屋顶与梁柱间的过渡性装饰层。这些，它正由一般语言变为装饰语言。明清建筑结构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是人的生活习惯的改变（由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和砖石的更多应用的反映，是建筑高度增加和出檐要求弱化的结果。还需要说明的是，斗拱虽然是中国古典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语言，但却不是普遍应用的语言，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斗拱只能用于宫廷、官署、宗教等重要建筑类型。它与琉璃瓦一样，代表着建筑的等级。当斗拱与立柱和横梁的直接关系越来越疏远，最终成为屋顶与墙（横梁）间的过渡性装饰构件的时候，一种新的更为简洁的形成凸显了出来，这就是晚熟的雀替。从功能上说，雀替的作用是缩短梁枋间的净跨距离；从审美上说，雀替是梁——柱之间的过渡性构件，它柔化了那些生硬的交接点，在修饰和强化其稳定性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塑造。尤其是明清的巨大牌楼上，硕大的雀替抢夺了本应属于斗拱的显眼位置，成为一种补充性的语言。
第三，屋顶与琉璃。中国古代的宫殿式建筑是由台基、屋身和屋顶组成的，可以说在任何时候，屋顶都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建筑就是一种屋顶设计的艺术”。中国古代的木结构建筑不仅要防屋顶漏雨，而且还要保障木柱和墙壁不受雨淋，这就需要屋顶有巨大的出檐。而过大的出檐会妨碍室内采光，当暴雨来临时，由屋顶直泻而下的雨水也会冲毁台基附近的地面，因此，古代中国建筑采用了独有的微微向上反曲的屋顶。屋顶起翘又称角翘或翼角。屋顶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最重要的标志。在庞大的建筑组群中，相同的建筑材料、颜色、尺度的建筑正是靠屋顶的造型来区分空间秩序的。在建筑组群中，重檐贵于单檐，屋顶造型的等级以庑殿为贵，歇山次之，悬山再次，另外，还有方、圆、三角至多角等补充形式。而屋顶又以琉璃瓦为贵（最尊贵的是黄琉璃瓦），屋顶戗脊上走兽多有等级的象征意义，屋顶两端的鸱吻是与斗拱同样重要的建筑断代标志。
第四，台、台基、栏杆。宋元以来，中国古代建筑，除斗拱和屋顶，最重要的特征是台基。台基是建筑等级的象征。而在战国到汉唐，“台”曾经长期处于主角位置，为追求建筑规模的宏伟壮观而夯土为建筑群的核心，倚台逐层建构的房屋，其著名的有楚国的章华台，曹魏的铜雀台、唐大明宫含元殿等。六朝以后由于佛教文化的强烈影响，宫殿建筑逐渐遗弃了素朴的平台式台基，转而以须弥座的束腰形式雕琢装饰。而装饰化、象征化了的栏杆，进一步夸张了台基的高度和层次感，成为可与屋顶抗衡的建筑形式。
第五，屋身、色彩。唐代以前，屋身素朴、色彩单纯、墙壁简洁，往往只用直棂窗，完全与那个具有雄浑开阔的审美趣味的时代相协调。宋元以后，建筑木结构油饰趋于华丽，与华贵的须弥座和艳丽的琉璃瓦相呼应，斗拱、梁甚至立柱都饰满色泽浓烈的油彩。
第六，门、阙、牌楼。古建筑的屋身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门，但是相对而言，在单体建筑中门的作用要远逊于建筑的其他部分，它往往要用匾额和对联去着意点题。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建筑忽视门的重要性，实际上由于对组群的重视，单体建筑中门的重要性是以迥异于西方的方式处理的，那就是院门。门有时还被从院中剥离出来，成为仅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例如牌楼，它不仅是门的象征，而且是宫殿式建筑立面的缩影，是古建筑单体所有语言经过权衡和重新组合后的展示。宋代还有一种无墙而有门扇，而且立柱与额枋多用石雕，白石与朱漆大门在色彩和质感上形成有趣对比的乌头门。汉唐时代，中国历史还出现过一种更为奇特的门，那就是“阙”。阙往往只是遥遥地矗立在宫殿、城池或陵墓的入口，有时干脆就孑然独立，是高台时代独有的门楼形式，是汉唐恢宏博大建筑风格的凝聚。还有一种更具有公共性的门——城门；在古代中国，没有城墙的城镇是不可想象的。明代以前，城墙多未包砖，那时的城楼屋檐远远挑出，为土墙遮挡雨雪，是人们确定方位的标志性建筑。牌楼与城门都曾是中国城市文明的最重要标志。
第七，墙、城墙、长城。在以家（或称建筑组群、院）为单位的群体中，墙最终完成了环围的任务，它连接着院墙与房屋的外墙，将“家”与街隔开；又区分着内院和外院，把会客区和居往区隔离；作为补充，墙有时像牌楼那样独立出来，作为照壁或影壁，用来阻挡空间的通透。中国古代的院墙往往并不高峻，它只遮挡了屋身，而把屋顶和院内树影的形象贡献给街巷，这些墙实在只是一种心理和伦理的屏蔽和象征。在中国古代建筑群体中，往往是院墙最终完成了群体复杂的空间组织（秩序）。墙往往脱离它最初的防卫的功能，而成为一种装饰性的建筑语言。城墙则构成每一个中国城市的框架，青灰色巨砖高墙拔地而起，将身后低平的城市严严围起，它既保卫着城市，也显示着城市的尊严。而最伟大的墙，是横亘在北方万里山野间著名的万里长城。相对于院墙和城墙而言，长城的修筑应该是最具有功能性的。它是为了实战的需要而建造的“围墙”，是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巨大工程之一的防御体系。随着它防卫功能的消失，本不具备审美性的长城反而成为中国建筑乃至文化和精神的象征。
第八，院、组群。单体建筑（如大成殿）虽然重要，却也只有在与更多附属建筑以及墙和门的组合中才凸显出尊贵。相对而言，院作为一个“虚”的空间一直与建筑具有同样的作用，那些被用建筑和院墙环围着的庭院，不仅是连通各建筑的交通要道，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面对着更为阔大的院落——为城墙框围的城市，庭院营造出宁静的、具有私密性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没有阻断家与自然和城市的联系。重重庭院与座座建筑组成的群体构成法则是中国建筑精神的价值所在。
今天我们参观的韶州府学宫，就是韶关市区现存惟一的明代建筑，是韶关市首批市级文化保护单位。它始建于宋景德三年（1006），历史上曾是一个有棂星门、泮池、大成殿、东西两庑、明伦堂、尊经阁、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等的建筑组群，是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千年学府”。学宫历经战火，饱受沧桑，现存其主体建筑大成殿。大成殿是宋徽宗赵佶尊崇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 而得名，是祭祀孔子和行礼习仪的正殿。殿高15米，歇山顶、琉璃瓦，室内面积360平方米，外观浑厚宏伟，重檐九脊，斗拱交错，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毁于火灾后重建。
中国古代的人生处世哲学，就是以孔子所创儒家为主体，以道家、禅宗为补充，形成完备深邃而又多彩多姿的理论体系。两宋以后，文人学者又进一步做精致化和普及化的工作。程朱理学就是以儒家为主体，吸收佛道思想建构而成。理学家们讲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注重个人的修养的气节。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称为《四书》，加上“章句”、注释，作为人们修养心性、处理事务、治理国家的基本教科书。儒家所提供的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以修身为本，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业，讲究“立德、立功、立言”，人人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人类个体的人生价值实现于人类的群体价值之中，实现于伦理道德的精神追求之中。因此儒家重道义、重气节，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的，理想常与现实相矛盾；于是儒家又强调安贫乐道、涵养德性，通过塑高尚完美的人格来实现人生价值。这使得儒家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价值。
参观了儒家学宫大成殿，了解了古建筑艺术和儒家精神，大家常回韶州府学宫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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