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上吧，这是党给你们的”●
我热爱中国共产党，我对共产党的信仰坚定不疑。我忘不了小时候的一件事情，它给了我幼小的脑海里永远的留下这样一句话：“拿上吧，这是党给你们的”
那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年的暮秋，记得那晚黑黢黢的，外面西北风刮得厉害，经常吃不饱的我，早已是饿的前心贴后心了，无力的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等待父亲下班好吃饭。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母亲脸都变了，急忙一把推开我，把门打开。几个没见过的人穿着黄色的军装，没有帽徽领章抬着一副担架进到屋里。担架上是父亲，他看到了我，咧嘴笑了一笑。我没有害怕，好奇的看着父亲，他咋叫人抬着回来啦。来人将父亲放到床上，一个岁数大一点的从兜里掏出几张长方形的小纸片递到母亲手里说：“嫂子，这是购买食品的购货卷，你给孙师傅买点点心吃吧，他在单位饿晕了。”母亲推迟不要。他又说道：“拿上吧，这是党给你们的。”
父亲小时候房屋一间，地无一垄跟随奶奶四处要饭，奶奶饿死了，他就到日本人管辖的满洲国干活，受日本人的欺辱，气不过就把日本人给打了，结果被满洲国法院判了半年刑。出狱后一路要饭到了黑龙江，后来，在那里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参加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广西、最后解放海南岛。1950年出国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1953年朝鲜停战后回国治病，转业到地方任市里的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委党校讲师。父亲虽是干部，却喜欢写一些文学作品，水平不高，酸劲十足，本来政治水平不低，却显得幼稚，好写一些讽刺官僚主义的作品。1959年因小说《纽扣》（那是一篇没有发出去的稿子，写的是一个单位党的领导官僚主义严重，不关心女青工成长的小故事。）在反右扩大化中被认为是有向党攻击的严重错误，责令作出检讨。倔犟的父亲根本就不会审时度势，硬着脖子犟，当市委书记找他谈话，让他写份检查，组织内部处理就完了，他就是不写。还将批文件用的墨水倒了市委书记一身。书记是东北抗联的大姐，老革命了，全国妇孺皆知。书记气的喊道：“我要不把你打成右派，这书记我就不当了。”其结果给父亲归纳2条罪名1是有反党言论；2是好给女学员们搭讪，和一个女学员关系不清，作风不好。最终，虽没打成右派，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按一级科员待遇，下放到西北军垦农场一年。父亲下到农场学起了车工。一年到了后，父亲不在想回去当干部。这里部队的战士都管父亲叫首长，父亲在这里觉得挺好，可这里不能恢复父亲的干部编制，父亲也愿意，就留在部队当了一名随军职工。
3年自然灾害的来临，父亲为了照顾我们自己经常不吃饭，把饭留给我们，浮肿的腿一按一个坑。
抬父亲到家的战士走了，我们管不起他们一顿饭。父亲看到购货卷，眼里掉下泪水：“这是组织关心我的，组织还没忘记我这犯错误的人，去买点点心吧，让孩子解解馋，孩子饿坏了。”母亲得照顾父亲，还有2岁的弟弟。就给我拿了正好的钱，我跑到售货店买了点心，其实就是黑面包，那晚上的一顿饭，我真的吃饱了。以后，再饿肚子时，我就想：爸爸咋不晕倒了呢，党会给票票买点心的。那时我才5岁。
●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反右扩大化问题得到了一些纠正，那时，人们认为反右是对的，扩大化是不对的，对一些并没有真凭实据的而受到处分的，进行了甄别，有些给予重新安排工作。父亲单位里的同事和领导对父亲说：也可以提起申述，要求重新处理，根据当时的情况，就是属实，也是处理过重，至少恢复党籍是可能的。父亲写了申述材料，要求重新处理。抗美援朝，父亲多次立功，回国时，托运的行李丢失一些，把在朝鲜立功的奖章和立功受奖证书丢掉了。这次申诉父亲也顺便给在省里当省委副书记的原师政委写了封信要求证明曾经立功的事。
申诉材料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师首长的信回复得很快，除了证明父亲立功外，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见字如面，分别多年，甚为想念。知你目前困境，因我在外省，不便直接干预，不了解情况，也不好说什么。如你确有冤屈，可直接向有关组织部门进行申诉，以求得到公正处理。你脾气坏是出了名的，在部队下级服从上级，服从命令，积极作战，把仗打好了就行。现在你在地方又是和平时期，有些事情不一样了，要团结同志，搞好上下级关系，这和坚持原则并不矛盾。你在朝鲜所立2等功一次，3等功3次的证明随信一并寄去，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父亲看完信，拿在手里颤抖，默默无语。从此父亲再没有提及平反的事。后来，父亲所在部队根据父亲的表现，准备由组织出面反映，恢复父亲的党籍。父亲知道后兴奋的几天都睡不成觉，可不曾想，还没开会研究，文革开始了，一切就没了章程，提出恢复父亲党籍的团政委也因为父亲挨了整。父亲虽然没有恢复党籍，他仍然按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一个小小车工班长也拒之吃请，从不给人干私活，包括上级领导。记得一个和我们家关系不错的叔叔想让父亲给他车一个落地灯的花架，知父亲的脾气，不能拿公家的材料，自备了管子让父亲车，父亲一见到他就远远躲开。他没有办法，就在晚上12点，掂着东西到家里堵。任他咋样叫门，父亲就是不开，装聋。气的那位叔叔，第2天在班上找到父亲，俩人干了个天翻地覆。我埋怨父亲：“你老给别人吵架，人都叫你得罪光了。”父亲拉着个脸不理我。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开了以后，拨乱反正，所有右派都平了反。我也想替爸爸跑跑，父亲在党校时那些上课的学员，现在有的是市委书记了。父亲都这把年纪了，恢复职位没有想过，只是想让他恢复党籍，用他的话说：要为党干一辈子工作。一个要为党工作一辈子的人，却不能恢复党员，的确是我这做晚辈的替老爷子遗憾。父亲知道我的想法后，同我谈话：“不要乱花钱，跑上跑下的，给组织添麻烦。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入党只是形式，要从思想上真正入党，那才是真党员。人活到这把年纪，该自足了，入朝时，我那个连的战友们一次战斗只剩下我们3个，现在还不知咋样。我现在能做到的，也只能是不给组织添麻烦了。”
父亲是死在岗位上，为了让孩子接班没有办离休，而是提前办理了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管理后勤工作，离家较远，过着单身生活，父亲有心肺病，是下过7次病危通知书的人。我们都反对他出去干，他不听，他就一句话：要工作。结果，因感冒引发心肌梗塞去世。
一个普通的人走了，我们家并没有想到，全单位的人都纷纷的举着花圈堆聚在职工大食堂。原先领导只准备走个过场，看到这样，不开大会不行了。父亲的追悼大会参加了近千人，工人们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就说一句话：“你父亲一辈子都是个好人，我们应该来送送他。”那位车灯杆的叔叔在殡仪馆外对我说：“如果你父亲活着，我不会理他，他走了，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值得我敬重的人。”
●同父亲的一次争论●
我和父亲都喜欢写东西，我们对写作有着不一致的想法。父亲因为写作遭受这么大的打击，自然在我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一次，我同父亲讨论写作应怎样把握分寸。我对父亲说道：“自古以来，文人酸性十足的就没有几个好下场，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始，历朝历代，一直到新中国的反右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有多少文人遭到字狱之苦。我觉得有些文人们的文学造诣无容置辩，可他们对政治的敏感性太差，有些过于偏激，给自己带来灾难，这种灾难还祸及亲属。即使自由、民主达到了某种程度，统治者也不会让有碍统治地位动摇的文学语言泛滥。所以，我们写文章应该把握度，不能信马由缰。”
父亲看着我笑了：“你是在井里说话吗？文学是人学，你为什么非要给写人下个框框呢？照你说的中国文学还要不要发展，你所说的情况存在，今后，可能还会发生，我们今天的努力，不正是不让这样的情况发生吗。你是从以己出发，私心在前。一个不能忘我的人，不管你从事什么领域都不会有大的发展，社会是多样化的，意思形态也是多样化的，一个民族是要那些忘我的人的奋斗才能振兴啊！中国共产党不是统治者，她是中华民族的领导者，我坚信中华民族在她的领导下带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会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文化也会这样，这需要时间。”他这种坚定信仰，坚持党的领导精神在当时的确深深地感动了我。
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对父亲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觉得他有点二，可以不去管神马浮云，可也不能弄的一身纠结。对父亲的“忘我说”我是赞同的，可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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