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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水流年
  文 / 黄耀辉
                 

                    

                        A

    逝水流年。
    第一次认真“听肇庆”是在2001年3月30日。时任总社的周副社长和田副总编辑专程从北京赶到广东分社开工作会,期间,周副社长问我能在肇庆干下去吗?早2000年底,时任分社领导跟我说,韶关你是回不去了,到肇庆如何?祖籍湖南的我,出生却在韶关,37年后我离开了韶关南下广州,韶关有我37年的故事与未了的情结,离开韶关有一种背井离乡的伤感,尤其是得知要把韶关留在心底后。但此刻,肇庆对我是完全陌生的,空白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开禁的《刘三姐》电影风靡,一群韶关煤城的工友要结伴到广西桂林找刘三姐的红绣球,正遇我要考试,只得放弃同行。工友回来后称没捡到刘三姐抛出的绣球,但从工友嘴里知道去桂林要经过“肇庆”。工友说,到桂林要从广州坐船到广西梧州,再过肇庆和与广西梧州交界的肇庆市封开县。
    这就是我记忆力中首次道听途说的肇庆,也是我心中的全部肇庆。肇庆在哪?我不知道,更不敢想“肇庆”会与我的事业、生活和人生有更多大联系。
    20年后,当分社领导要派我驻肇庆时,或缘或情,我终究不解。从此,我要关注肇庆。
    2001年4月13日,前任肇庆支社的父亲老冯到分社替他已出国的女儿谈交班的事,我第一次看清一个土生土长的肇庆人,知道一个同事曾在极少出动态新闻,连“飞机也不想掉下来”的肇庆。老冯嘴里的肇庆,并没有打动我,但却萌发我下决心在正式入驻提前看一眼肇庆的欲望,或是正式报到前走进一个陌生的肇庆,或许还有机会离开, 总之,那时的肇庆,在心里是没有想法的想法。 
    1997年初,离开韶关到广州就职后,从广州西行我最远也就是佛山。分社领导说,你是老江湖了,敢闯才叫江湖本色。现在想来,分社领导是在夸还是在急于找一个人来填充已经空白了的支社,我不得知。
    当年4月18日9点多,我从广州省汽车站乘车到肇庆,汽车转入国道321后,陌生的感觉越来越心慌,车过四会马房收费站,心里的底气彻底没了,随着汽车越往前开,陌生的感觉与窗外的景色一般,从头凉到了脚。车过鼎湖牌坊,我闻到了城市的气息,但在汽车过大冲收费站进入端州路之前,公路两边杂草丛生的环境,霎间又横扫之前的兴奋。
    肇庆的出名是旅游景点,原本仅有的肇庆记忆就是鼎湖山和七星岩,属于自然风光。而我在充满自然风光的韶关长大,也知道人们在赞美自然风光的背后就是贫穷。
    肇庆能让我留下吗?我能立足下去吗?我不敢想!当年17日晚,我与老冯通电话相约的见面地点是星湖牌坊广场,他称肇庆人都知道。快到车站时,我问同车人牌坊广场在哪?对方说,出了车站过马路往左走不远。
    11点多,我走出市区肇庆车站,经人指点后在牌坊广场见到老冯向我走来。他说,机关下班了,下午再到支社办公室去看看,随即邀请我到他家坐。在他家刚聊了会,就听到他爱人说快12点了,别耽误小黄去见朋友吃放后,我立马起身知趣地客套一番下楼了。
    去哪?!我拎着皮包重新回到牌坊广场,在“七星岩”牌坊左边石狮子旁坐下,看着后来知道的天宁路,数着路上极少的人行和偶尔路过的车辆,一种举目无亲的悲伤,一种无助的冲动压抑,一种被抛弃的伤痛油然而生,许久,我起身走向公路对面左则的麦当劳……
    下午2点多,我随老冯从天宁路转过右边后又拐进了后来知道的建设路,最后穿过建设路插进了豪居路的小巷。老冯说,豪居路是老肇庆最出名的地方之一,过了豪居路再往右走下了坡就是市政府。事后才知,肇庆市政府所在地的前身就是赫赫有名的“两广总督府”。
    支社办公室在市政府大院靠后的一栋黄色的小楼里,远看像危楼,近看还是像危楼,但危楼里还有肇庆市环保局的办公室。走进二楼左边第一间支社办公室,看见的是一张老式学生书桌、一张老式板凳、还有一部带传真的电话机,靠墙角一个纸箱里堆放着过失的报刊。老冯说,几天叫人打扫了一次,办公台是干净的,但电话欠费打不出去。我问,支社电脑呢?在家里,过几天叫亲戚把里面的资料清理后就给你,老冯说。
    当日下午,我随即找到市政府行政科重新报装电话,晚上住进了天宁路边的端州大酒店,当晚联系上了一位姓吴的市政府副秘书长,他是我韶关官场朋友介绍的。第二天早上老吴过来请我喝早茶,问我怎么不找市委宣传部外宣办联系,称与外宣办主任王中生关系很好,是湖南人。我说,我先来肇庆看看环境,找找自己的感觉如何。
    老吴说,肇庆经济发展就这样,但肇庆生态环境好,适宜过日子。我说,一路上公路边好像没什么企业,市区面积也不大。老吴岔开了话题,与我天南地北聊。20号离开肇庆后,我又知道,肇庆还有“宋城墙”和“包公府”。
    当年4月25日下午,我再次到了肇庆,想找一间离市政府近点的酒店,凭感觉找到了人民中路与端州路交界的60元一晚的金谷酒店,入住后就与时任高要市副市长黄敏青联系,请她明天找人协助我在市区租一间房子,要求离市政府近点。我与黄不熟,她是广州暨南大学哥们老曾的同学,23日晚,哥们把她的电话留给了我,说已请她帮我。
    这是继老冯和老吴之后我没见过的第三个朋友。26日上午,她叫司机老梁开着车在市政府附近找,最后通过中介,找到了一间二房一厅的空房子,租金每月350元,地点在市政府隔条马路的城墙外,究竟叫什么街我至今叫不出,知道驻地离江滨路不远,房子能住,但环境陌生。
    韶关回不去了,广州又不想呆,当日上午一咬牙,就与房东签合同交押金,并表明门锁住进去后自己换。随即谢过司机老梁,我赶到端州大酒店见老邱。老邱是早年一起在韶关煤矿的工友,在煤炭报工作,韶关媒体的朋友得知我将到肇庆工作后便把他介绍给我。
    当日下午3.30分许,我赶回分社向领导汇报肇庆之行,尽管心里没底,但又不愿在领导面前显得无能。因为骨子流淌的是湖南人 “霸蛮”的血性,好强的 “霸蛮”害苦了我,自然“霸蛮”又成就了我。
    我对领导说,想请假回韶关看母亲。领导说,别请了,提前放你的假,5.1后到肇庆去。


                   B

    母亲对我再次选择离开广州不解。
    1986年,我离开煤城调入韶关市区后,母亲就说我不安分,说,儿子现在走走可以,但结婚成家后就要安心了。1996年底父亲在湖南家乡去世后,我已离开煤城10年了,1997年初,母亲知道我又要离开韶关调广州时,更是满脸惆怅,似乎感觉亲人都要离她越来越远。此时,母亲除了担心儿子的工作压力外,更担心的还是她的孙女还小,需要父亲的照顾。
    母亲问,肇庆在哪里?我说在广州下面。母亲摇摇头说不知道。我没告诉母亲,其实我也是最近听说的。当年的整个5.1长假,母亲与我聊了很多,当中有我孩提的故事。母亲说,替我算过,你35岁到45岁前是奔波的,过了就安定了。
    既然奔波,就得认命。那年代问世的人没人不敢不认命:出生遇到“自然灾害”,读书遇到“大革命”,毕业遇到“上山下乡”,就业遇到要“下基层”,提干遇到看“文凭”,结婚遇到要“计划”,改革遇到要“下岗”,如此这般必须要认命去玩命奔波的整整一代,稍有松懈就得被再就业要命的一代!
    2001年5月8日,我对分领导说:9号搬行李到肇庆去。他问要车吗?我说,同学有。9日上午一大早,南海的同学苏中波就把车开到我住的楼下,与曾经一起在韶关煤城后又相遇在广州的工友李斌一道把行旅搬到车上便去找酒家喝早茶,11点准时离开广州。
    出门时太阳高照,车过广三高速路后下起了大雨,丝毫的预感也没有,开着车灯也无法前行,只得在一座大桥下停车避雨。李斌说,贵人出门呀。
    贵人肯定不是我,伤感,甚至有些凄凉在警告我:去肇庆?还是留广州?!肇庆,至少一年内必须呆下去。朋友搬行李时,我说过:床架别动,要留下。
    雨小了,继续往肇庆前行。车过鼎湖牌坊,已是雨过天晴。同学有个朋友在肇庆从事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中午1点多钟后,他请我们到体育中心一家湘菜馆吃饭,饭后一起把行旅搬入我安在肇庆新建的四楼新家。之后,朋友带路到高要市拜访未曾谋面的那位女领导,顺便喝口热茶,在肇庆的新家,我什么都没有。
    在黄领导的办公室,我见到时任高要新闻秘书邹干豪,这是我在肇庆认识最早的新闻界同行。他知道我的前任是女的,没听说支社来了男记者,怀疑我的身份后私下打电话给肇庆市外宣办。肇庆市外宣办主任王中生后来告诉我,当年春节期间,分社领导到肇庆旅游时就打过招呼要派人接手肇庆支社,姓黄。在正式报到前,我还到过德庆、封开。王主任说:我知道你不是假冒的,但分社没有正式通知,所以也不便联系你。
    黄领导把晚餐安排在高要生态园用。在同学朋友走后,把孤独留给了我,我想起新家没有床架,便上街找地方买,目的就是在新家要折腾自己一个晚上,用疲劳驱赶内心的孤独。
    当晚,日记最后一句是:明天一定会更好!


                     C

    11年的肇庆客居,只有2002年春节是回韶关守在母亲身边,当年底,我把母亲接到了肇庆,偶尔母亲到深圳她小儿子那里小住,直到公元2009年6月13日中午12时整,母亲在肇庆安然地离开了生活了73年的这个世界后,我一直在坚守自己对母亲承诺不再奔波的诺言。
    2001年5月17日,我在封开接到分社电话,称18日分社领导到肇庆拜访市外宣办,要我告知老冯并请他协调。当时,我正与广州日报记者于刚勇在封开看当地一个新闻点。由于不知道分社领导何时来肇庆,身份不明,不便外出采访,每天的工作是从隔壁环保局的办公室借西江日报认真读肇庆,发现西江报日上有则消息称封开有抗清时留下的围墙,忍不住打电话找到该报的版面编辑李文华,他告诉我作者陈炳文的联系方式,在与陈炳文通电话后,对方说广州日报的记者也有兴趣,可以和他一起来。
    见面后,我向陈炳文表明尚未报到的实情,称来看看为日后采写准备。报到后,我发出了这条消息,当年6月又写了散文《凭吊“石家围”》发表在西江日报上,算给大家一个交代,也算自己走进肇庆的开始。
    2001年5月18日,我以中新社肇庆支社记者的身份正式向肇庆市外宣办报到,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又喜、外宣办主任王中生,以及时任市委新闻秘书朱英忠等人在天宁路珍宝酒家设午宴,从此,揭开了我在肇庆的流金岁月,尤其是在2001年11月27日,我把家人迁到肇庆后,既是向分社表明自己的态度,又在彻底断了自己的退路。
    那刻起,我用尽浑身的解数把肇庆反复推荐给分社直至总社的朋友。因为,只有他们喜欢并认识了肇庆,我才能让更多的天下读者有机会从我发出的新闻里看到日新月异的肇庆,看到肇庆在逝水流年中的发展,看到肇庆融入珠三角,看到我走进肇庆后有的新故乡情结。
                
                             2012年12月23日 肇庆.书斋





2012/12/24 22:27:07 发表 | 责任编辑:冯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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