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诗和散文都写过母亲，父亲看过后，对母亲说：“女儿还是和你亲，你看她在诗中写你，在散文中也写你。”
我回家之后，母亲对我说：你爸爸生你的气了，说你写的文章中只写了我，而没有写过他，
父亲在一边笑笑：“听你母亲瞎说，我怎么会生气呢？”脸上呈现一丝羞愧状。
我看着父亲，心里默默地说，我一定写一篇关于你的文章，写写你的平平凡凡的人生中那些不平凡的奉献，写写你昔日那些呆板而有趣的生活小事。
两年前，刚过元旦，姐姐忽然打电话告诉我，父亲的舌头被诊断为舌癌，要进行手术，叫我回去看一看。惊闻恶讯，我心中禁不住沉重起来。一贯乐观开朗、身体健康的父亲，怎么会突患恶疾，思想上一下子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于是，父亲当年生活、工作、经历的情景不断地在心头重现。
父亲是在１９４９年11月３日参军的，父亲参军时已和母亲结了婚。家里就他一个独子，本来家里是舍不得他出远门的，更不同意他去参军，因为参军不但意味着长久地离家了，而且，参与战事则性命难保。
当时２３岁的父亲还在外面读书，所以家里没能管制住父亲 。他听说衡阳市新成立了军事大学，正在招考学生，他就瞒住父母、妻子，偷偷地约了几个同学一齐去了衡阳市，投考军事大学，结果他并没有考上那所军事大学。可不肯善罢甘休的父亲 ，和几个同学商量好，谁也没有回家，继续留在了衡阳。而那个时候全国刚刚解放，需要大量有文化有知识的干部参加军队建设，就这样他在衡阳考取了另外一所军校，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父亲虽然只读了高小，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高一学生了，可那时有文化的人在部队真是凤毛麟角，于是，父亲在军校培训了半年，就被安排做文化教员。这文化教员当然离不开说了。从此，他一生的职业和说话密不可分。
今天，这样的病突如其来地降临到父亲的身上，而且病根子还是在说话功能的舌头上，是多么的残酷呀！
那日，我从清远赶到韶关时，父亲已动完手术，姐姐和嫂嫂等在手术室外。姐姐告诉我：“父亲的手术很成功，现正在手术室内观察，因为手术是全麻，要等到麻药失去麻醉作用，人要有些清醒才能出来。”
姐姐又对我说：“父亲住院前有些感伤，还流了泪，他是怕手术失败了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从没有流过泪的，我想到父亲临住院时还打电话给我，嘱咐我不要回来，说是不要因为他的病而耽误了工作。
其实，父亲是希望我回来的，回到他的身边。可是，因为怕影响我的工作，才对我说这违背本意的话，这我能理解，在父亲的心目中党的一切就是他的一切。
父亲在参军八年之后，将母亲接到了部队。那时他已是部队里面的文职军官。
军官的职责是什么，他的心中非常明确，那就是部队的一切就是他的一切，军令就是他工作的指导方向，没有选择只有服从。
如果在今天，经过八年分居的夫妻，一朝重聚，该是多么的亲热与幸福的呀！
可是，当母亲千里迢迢地从湖南来到浙江的部队时，父亲没有去车站，只是派了一位小勤务兵去接母亲。当勤务兵把母亲接到部队并向他汇报时，他也没有立即奔向母亲，而只是委托勤务兵先将母亲安置好。只到晚上，他才回来见母亲。
母亲伤心极了，她没想到八年没有见面，而相聚依然是这样的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温情。
父亲掏出手绢递给母亲，然后严肃地对母亲说：“哭什么！我没去接你，是有道理的，要知道我是一位军官。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去接人呢？”
是的，父亲是一名军官，更是一名革命军人！
父亲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母亲刚来部队半年，他又离开了母亲。那时正值外敌在我南海边防区域进行扰乱和破坏，企图干扰我国内政。 为了加强南海边防区域的战斗力，各大军区增派人员去海南岛，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主动要求去海南岛，他好像忘了母亲才来到部队。他认为，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就是要以军令为行动指南；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不但时刻要听从党的召唤，还要做到哪里最需要就出现在那里。
父亲就这样匆匆收拾行装，离开了刚刚相聚的妻子儿女，单独一人去了海南，先是去了海南的陵水机场、后又去了海丰、汕头等地，一去就又是２年。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有什么事他只会抢着去做，而不善于表达自己那份情感。
当护士将父亲从手术室推了出来，父亲已有些清醒。我快步走了上去，望着父亲有些憔悴的面容， 心里总觉得堵得慌，泪水悄然落下。父亲略微抬起头，口齿不清地，艰难地咬着每一个字对我说：“不是叫你姐姐不用通知你回来吗？别影响了工作。你看我不是很好吗。”
听父亲这样一说，我更加感到心酸，可又一想，这就是我的父亲，永远无法改变的父亲，时刻将党的工作放在首位的老党员。我走上前，轻轻抓起他的手说：“爸爸，你放心地好好休息吧。”
一个多星期，我天天在医院陪着父亲，刚刚动完手术的父亲，舌头被切掉了三分之一，口里还遗留着手术后的血斑，说话也极不方便。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我真不知能对他说些什么，有时只有悄悄地一个人溜出去，让自己静一下。等到我又悄悄地回来时，看见父亲眼角有些湿润。父亲看见我回来，急忙背转过身去，怕我看见他眼里的泪水。
一生好强的父亲，现如今躺在病床上，更加需要亲情。
可是，当年的父亲，在家中总是摆着一副革命军官的派头，对妻子、对儿女总是爱理就理，不爱理的时候，连话都难得一说，好像所有的话已在部队说完了，回到家中就是休息了。从1958年母亲开始随军到部队，大多的时候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家中带着我们。父亲从母亲刚刚来到部队时去了海南岛后，又是出差、又是支左、又是下军营……常常不在家中，可一回到家，父亲就是家里至高无上的权威了，母亲不知要做点什么好吃的东西来表达她的爱意，唯一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想方设法地做点可口的食品，让父亲尝尝，只要看到父亲吃了她煮的东西，津津有味的样子，她就心满意足了。可父亲依然马大哈一个，并不领母亲的情，经常地他看也不看母亲亲手端上桌上的食品。进到家里，有时偶尔逗逗我们兄妹几人，大多的时候，将衣服一脱，就躺在一边看报纸，好像有学不完的文章，读不完的马列、毛主席著作。只是惹得站在一旁的我们兄妹几人，看着桌子上摆着那难得一见的美食，馋得直流口水。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部队在家属区的大操场上放映电影《小兵张嘎》，这可是整个家属区的节日，家属区的男女老少、拖儿带女倾家而出。母亲听说有电影也非常高兴，要知道，那时候很少有什么消谴、娱乐的活动，所以这可是一家人在一起难得的快乐时光。那天下午，母亲早早地做好饭，一家大小吃完饭之后，母亲稍稍收拾了一下，便对父亲说“孩他爸，等一下帮我抱一下老三。”父亲听了并不回答，依然在看报纸，一边看还一边念念有词的，好像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篇文章中了。
那时我只有两岁多一点，妹妹才几个月大，姐姐6岁。哥哥4岁。临出门时，妈妈拖着姐姐、哥哥，抱着妹妹，就又对父亲说：“老黄，你抱海凤好吗？”
这时父亲站了起来，母亲就将我递了过去。父亲好像是没有看到一样，他背着手，往屋子外边跨了一大步，头也不回地说：“我堂堂的一名军官，怎么能抱孩子呢！”
话音未落，人已走出了十几步了。母亲听了哭笑不得，可又无可奈何，只有将我背在背上去操场看电影，而父亲在前边大踏步地走着，好像这些孩子与他无关。
他认为：孩子是女人带的，他身为一名军人，他的职责就是听从上级的指令。
这不，我们到了山东省烟台地区的莱阳县，别看这个县不大，却有几个部队营区，有海军、陆军、空军。而我们所住的军营就有三个团的家属。这小小的军营就是一个小社会了，有幼儿园、有医院、有服务社、有粮站、有制药厂，还有游泳池，军营的大操场上有单杠、铁环。在这里吃、喝、玩，甚至连小学校都不缺了。住在这里，生活上总算是安定下来了。那时父亲的工资虽然比地方高很多，但上有老下有小，吃饭的人多，花销大，常常入不敷出。很多时候，母亲都要找一些活计拿回家中干或出去做临时工，希望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帮助家庭。虽然累一点，苦一点，可是一家人总算是能够在一起了，母亲很是高兴。不过这样的日子老是不能长久。１９７０年，父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工农兵到学校去，帮助学校进行思想教育，便又要求到青岛支左去了。
这时候，母亲多么希望父亲能留下来，那时，家中除了我们兄妹五人，还有老奶奶。我们五人，大姐１４岁，小妹妹却只有４岁。而母亲也刚刚在药厂找到一份临时的工作。这样她既要工作，又要照顾老少几个人，心里有些担心忙不过来。于是母亲第一次自己悄悄一个人，去找部队首长，想将父亲留下来。
部队首长听到母亲的反映，对母亲说：“老曹，黄光雄同志去支左的事情，我们是征求了他个人的意见之后才决定的，他个人也积极要求去。”
母亲听后，知道这主要是父亲自己的主意，跟部队首长再多说也没有用。于是她想回到家中同父亲再商量一下，劝父亲不要去青岛了。她一边想一边加快了脚步。可是一回到家，就见父亲站在门前，板着个脸。母亲见到父亲的脸色，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她怯怯地走进家里，拿起还未洗的衣服，想出去将衣服洗干净，其实她心里清楚，父亲决定的事情，别人是阻止不了的。
父亲看了看母亲，第一次用平和的语调对母亲说：“老曹，我这次去青岛也不知道多少时间，在家里，就辛苦你了。”
母亲已经准备好接受父亲的训斥了，听到父亲这样说，她好像有些不认识地看了看父亲，然后端起洗衣盆，出门朝水房间走去。
父亲就这样去了青岛。大概就在父亲长驻青岛一年多的时候 ，我的眼睛意外受伤，在莱阳部队的145医院住了1个多月也不见好。母亲见状，心里非常着急和担心，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候没有电话，而母亲又不会写信，情急中母亲求助于部队的首长，才把父亲叫了回来。父亲回来仔细看过我的眼伤后，决定带我去青岛继续治疗。我一听说可以跟父亲去大城市走一走，虽然是为了治眼伤，但心里还是很高兴。想象着父亲所住地青岛，那个地方我曾听大人讲过，知道有大海、有栈桥、有八大关、有海滨浴场，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一定会很好玩。
可当我来到青岛父亲住的宿舍，看到的却是一间不到六平方米的小房，里面除了摆着一张小床，此外就是他的办公桌和一个煤油炉，炉边的铁架上还放着一个洗脸盆。看着这窄小的空间，我诧异地问父亲：“爸爸，我睡在哪里？”
父亲拍了拍小床：“这不是吗？”说完扶我坐下，转身动手在小房里做起晚饭来。晚饭吃的是从床铺底下取出的面条。父亲用煤油炉烧好开水，放进面条煮熟之后，朝锅内滴上几滴油，撒上点盐巴搅拌几下就行了，面条里既没有青菜，更没有肉。父亲将面条盛进碗里递给我说：“丫头，肚子饿了吧，看多香的面呀！快吃罢。”
饥肠辘辘的我端起面条，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扒。可是这面条不知是父亲不会调味，还是油太少的缘故，实在难以下咽，我不由地撒娇说：“爸爸，这面条怎么这么难吃！”
父亲摸摸我的头，一脸严肃地说：“丫头，能够吃上面条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在这里经常吃的是玉米面做的窝窝头。这是党和毛主席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再说，能让你来青岛治病，这也是部队领导的关心和爱护，你可要珍惜呀。 ”
看着父亲一本正经的神态，我不敢再说什么，只有默默地端起饭碗，一口一口地将面条吞进肚里。
就这样父亲单独一人在青岛第十三中学，一干又是2年多。
父亲从1949年参军，2个月后当上了文化教员，就是排级干部了，一年后又提为连级干部 ，当了近三十年兵的父亲在1959年被提为营级干部后，直到1978年父亲从部队转业时，仍是一个营级干部，不管他怎么样努力工作，怎么样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尽管他教过的学生一个个成为他的首长，但他仍然只是协理员，仍然做着教导新兵的工作，做着大量的后勤事务。
任劳任怨、服从命令是父亲一辈子的行为准则。当了近三十年兵的父亲要转业了，父亲没有其它想法，他只希望能够回到家乡，回到那个生养他的小山村。那里有他孩提时玩耍的伙伴，有他年迈的母亲，有他童年的记忆和学堂。可是这又一次还是未能让他如愿以偿，那年回湖南的名额只有2个，而那时我们几兄妹有的已在莱阳县有工作了，所以很希望父亲能够留下来，就要求父亲能够跟领导讲讲个人的要求，或回故乡或留在莱阳县，可是，已经习惯听从命令的父亲，坚决不答应我们的请求，认真地对我们说：“在哪里还不是为党工作，我这几十年，走南闯北的，不一样过得好好的，对党我们可不能讲条件呀！”
父亲被分配来到了韶关一所中学任党支部副书记，并兼任高中的政治课。有着三十年军龄的父亲，到了地方，仍然保持军人的风范，这样他又开始了说，在课堂里对着学生谆谆地教导，在大会小会认真地发言，在学校大操场严肃地演讲……这样一说又说了十年，一直到了退休，离开了课堂，也离开了演说的机会，这时的父亲好像失去了什么，回到了家中躺在沙发上，不够2分钟，就站起来，打开锅盖看一眼，又放下，母亲看到父亲彷徨不安的样子，就对他说：“你出去走走吧，看你翻箱倒柜的，也不会干什么，出去散散心吧。”
父亲听了母亲的话，想想确实不知如何插手，家中的活一贯是母亲包办了的。于是，在房间里转了两圈，就下楼到学校大操场上，漫无边际的走着，可走几步，听到教室里传出朗读课文的声音，他不知不觉地朝教室走去，等到了门口，父亲才猛地想起，自己已退休了，就不由得叹一声长气。
知道父亲这个情况，我叫父亲到我家中小住一段时间，时值我的儿子羚儿刚刚开始呀呀学语，想要表达自己的需要时，他就直接蹭到姥爷跟前，用小手抓挠姥爷，看着小外孙趣稚可爱的样子，父亲埋在心底的亲情复苏了，他好像找到了事情可做，每天将小外孙扛在肩头，抱到街上，乐融融地和小外孙玩耍着，全然忘了他曾说过的：“我堂堂的一名军官，怎么能抱孩子呢！”的话，这时的父亲才更具父亲色彩，才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外公。
父亲从我这里走了之后，像是领悟到一些什么，回到家中，主动帮助母亲种菜、喂鸡、做其它家务，有时和母亲俩个人一起上菜地，真是你浇水来他施肥，过着相依为伴的幸福生活。有时我们从清远回来，父亲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杀鸡，宰鱼，总是问我们喜欢吃什么，就如同当年的母亲对待他那个样子。看到他和母亲的忙碌样，我问父亲，你可记得当年对母亲的态度，父亲呵呵地一笑：“我们那个时代都是那样！”
母亲也忘不了乘机诉苦说：“你父亲呀，你们小的时候，他连碰一下都懒得碰，那会像现在，还会洗羚儿的尿布。”
转眼，又是十年过去了。
年届75岁高龄的父亲，最近又一次进医院进行第五次化疗，当我赶到医院看望父亲时，父亲明显地瘦了。
父亲一看到我，不免老泪纵横，他有些伤感地说：“我不行了，这次化疗的副作用比前几次都严重，几天没吃下饭，浑身无力，真辛苦呀！”说完又是一声长叹。
看着父亲瘦弱的身体，我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我想一贯坚强的父亲真是老了。他已不再隐晦在我们面前流泪了，不再隐藏他脆弱的情感。于是，我强忍着伤感，笑着对父亲说：“爸爸，你在我的眼里一直都是一个坚强的人，不管生什么病，只要勇于面对，积极治疗，我相信你一定能活100岁。”我还对父亲说：“爸爸，你不是说，我只写妈妈，没有写过你，我现在已开始写一篇关于你的文章，题目就定为《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
父亲听了我的话，不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随着我的话题，讲起了他的过去，他的童年，他在故乡艰难的求学故事；他的青年和中年，他在部队南迁北移的军旅生活；回忆着他的故乡的小伙伴，回忆着他一起参军的战友，回忆着他曾去过的地方。回忆着母亲是如何地嫁给了他，还回忆着我们小时候如何的顽皮。
父亲好像已忘记了病痛，他又回复他那爽朗、认真、急躁、好强的本性，虽然口齿说得不太清，他还是缓缓地对我说：“那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多做工作，快点进步，不要给家乡的父老丢脸，要为自己的父母争光。因此，工作上总是积极要求进步，哪里有困难，就要求去那里。可是，由于这样，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提拔，相反还比那些工作没我积极的人提拔的慢。”
听到父亲说到这里，我有些诧异地问道：“怎么会这样呢？”这也是我小的时候，一直不明白的事情。那时候，知道父亲从来都是对工作认真肯干的一个人，官职却一直在其它的同学的父亲之下。而现今，我已明白了是为什么，但我还是想听听父亲是怎么说的。
父亲听我这样一问，笑了笑：“这主要是当时领导看到我工作认真，一直不舍得让我离开身边。结果，有许多出去学习的机会，领导就让其他的同志去，而总是对我说：‘小黄，放心吧，今后还会有机会的，过两年再去学习也不迟。’可是，机会走了，是不会再来的，那些出去学习的同志，回来之后，一个个不断地得到升迁，而我却一直原地踏步地做文化教员。”
听父亲这样一说，我问父亲：“你不后悔吗？”
父亲说：“有什么好后悔的，人的一生，性格决定了命运，你叫我看见有事不去做，我那里坐的住呀。”
我想想也是：父亲在一开始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溶入了革命的事业，他没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没有自己的主见吗？不，不是！只是他们那一代人，党的一切就是他们的全部生命！
这就是我的老父亲，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永远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永远是一个坚强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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