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境的限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由于中学校长 “公报私仇”，被剥夺了保送进高等学府的资格。却有幸结识大学教授，日长天久，双方竟成了忘年交，恐怕这种机遇不是太多的人有。而我，就是这少数幸运者之一。自高中毕业踏入社会，我有两位特别老师：潘佛章，1917年10月生于兴宁市，笔名史汀、草寒、屠龙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原广州师范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诸孝正，1938年1月生于普宁市，原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月刊》主编，广东省写作学会副会长。
高中同学邱昌海简直是个书法迷，一天不练字，便手酸、精神萎靡，后拜潘佛章为师，在广州打工时曾小住潘老师家，老师手把手教他怎么运笔怎么协调各笔画的布局。因了这缘故，当时任学校百花文学社社长的我，写信给潘老师求字墨，没想他真的欣然替我们的油印报《百花圃》题写刊头。这一来，之间不时书信往来，获得很多鼓励。漂泊佛山之初，到广州拜访老师。记得一进门，玄关上立着一尊铜像，不细心辨认，还以为毛主席像呢。潘老师笑了，要我再认真看，那可是你们南雄的一名雕塑家为我灌注的啊。原来是老师的雕像，形神毕现，又和蔼可亲。
后来，我在家乡成立野草文学会，又想请他题刊名，南方农村报一篇文章透露潘老师身体欠佳的消息，才遗憾作罢。没能找到老师的家庭电话，至今没恢复联络。健在的话，潘老师该超九秩了。
与诸教授的交往早过潘佛章。
邱昌海书法迷，我则百分之百一个文学迷。尽管那时阅历、知识积累、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萌芽和磨炼中，可也踌躇满志，勤奋写作，悄悄投稿。冲动归冲动，幼稚笑幼稚。肤浅甚至词句不通的文稿，面临泥牛沉大海的结局就平常而没有什么波澜了。只是，我不甘心，不放手，敏思苦想仍难找出症结。或许，我骨子里流淌着初生之犊的血液，竟突发奇想，向大学教授请教。
于是，铆足勇气，给华南师范大学的诸孝正老师写信。眼巴巴等啊，没等到第一封回音，却等来第二封——1985年2月19日飞鸿！捧读老师的潇洒笔迹，心潮翻腾；最要好的几名同学传阅着分享着被鼓舞着。
从此，鸿雁往还省城和粤北，沟通一位智者和渴求知识的学生，外一首、外二章、平仄、韵律、对仗等知识点，课堂上老师无暇解释的谜团，诸老师都予以细致的点化。那时，凭兴趣试着写了两篇小小说《脚踏双舟》《彩虹梦》，寄去华南师大，不久，老师回复，肯定我文字水平有明显提高，指出主要毛病是思想还比较肤浅，没什么新意。反复阅读来信，获益匪浅，暖流涌遍通身。随后，我收到了老师寄来的稿纸、《新诗漫谈》《新诗十二讲》《写作大要》《现代汉语教程》等。
不甘平庸不甘寂寞的人，往往在思索中产生闪光的火花。《语文报》不时报道北京、山西、江苏等地的中学生文学团体办得风生水起，我也冒出一个创办文学社的念头。于是，串联志趣相投的几名同学，1984年11月，浈江文学社在黄坑中学成立了，我被大家推举为社长兼《小溪》《百花圃》主编，后来经副校长刘洪健提议改名为百花文学社。
诸教授得知这一喜讯，写信鼓舞，评价我们“中学生成立文学社团、出刊物是好事，不仅可以提高大家的写作能力，也可以提高大家的办事能力。成员不一定很多，要真正对写作有兴趣才行。……祝你们的《小溪》能越办越好！”
有了诸孝正老师和许多上进的校友、热心的省内外朋友真诚帮助，我们鼓起了信心，增添了干劲，激活了办法，克服重重困难，团结初中部高中部的文学爱好者，以社为中心，以油印刊物为平台，在学好功课的同时，积极开辟第二课堂，组织各种活动，社员习作不断在一些报刊发表，成绩日益显著，引起市内外许多中学的关注和效仿，我自己被评为1985年度广东省创造性学习活动积极分子。要知道，能评上此殊荣的全省才3名啊！
在母校，我确实成了令人羡慕和崇敬的风云人物，不少女生投来钦羡的目光，羞答答地找各种借口亲近我，就顺理成章了。
高一（3）班的杨洁，讲一口近似县城话的黎口话，学校每每举行文艺活动，几乎都有她活泼的身影和清丽的歌声，更能引起共鸣的是她也爱好文学，很快成了文学社一分子，投稿踊跃，活动积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看她的文稿特别细致，忍不住批改不如意的语句，又与她交换意见，让她重写，尽快安排发表在《百花圃》或《小溪》上，有的文章还隆重推荐评奖，如第一届鼓励奖就有杨洁的散文《我漫步在校园里》。我们话题多了，接近也频繁起来，之间的关系我感觉微妙而温暖，仿佛一天半日不见，心里空荡荡的。
不知哪位同学发觉我们的秘密，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同学伺机找茬戏弄我排遣我，使我一度陷入尴尬而迷乱的泥潭。丢三忘四，慌张，苦闷，上课无法集中精力，成绩明显下降。我该怎么办呢？
老师收到我的倾诉信，及时回信予以开导。他以自己迟恋晚婚的经历作参照，明确告诉我以陷入了“早恋”，提醒暂时宜少接触那女同学，减少其他人的议论，建议我向老师和团组织反映，请他们出面说服教育，甚至在《小溪》展开讨论，告诫我“有远大志向的青年一定要以学业事业为重，千万不可过早分心。……希望你能认清方向，克制感情，把精力重新转移到学习上来。”最后，祝我思想斗争胜利、学习进步！
闷在心底的疑惑本来纠纠结结，霎时如黑洞中透进一缕亮光，我记住老师的教诲，毅然斩断情丝，把精力转向学习中。
可以这么说，1987年是我人生第一次面临十字路口的失意、彷徨、严峻时期！
因数理化初中就没打好基础，在黄坑中学又把精力过度投入到文学社团中，严重影响到各科成绩，那年5月上旬预考，我被刷下来，失去参加高考的机会。复读吗，家境不允许。联想到自己获得团省委等部门授予的殊荣时，校团委书记卢道茂曾公开宣布省里适当时候准驾专车接我去省城出席表彰会。直等到毕业离校，仍没消息，更别说按政策保送上大学了。我想不通，几次写信给团省委，也不见回音。只好重新将信托诸老师转寄。呆在贫困的山沟，心情要多焦虑有多焦虑。
从香港、美国讲学归来的老师，怕影响一个青年的进步，第一时间回信安抚我，答复信件已转寄团省委，接着，又发信鼓励身处逆境的我“年轻人决不可灰心丧气，要敢于和命运作斗争”，“根据自己的情况，早日作出抉择。”
正困扰又徘徊在穷山沟里，忍受着苦闷、犹豫和消沉的煎熬。县委县政府号召山区农民发展种黄烟，去村小组听了干部传达，我决心留在家乡，走种田种黄烟的道路，也利用农闲自学。把决定告知诸老师，并买回几斤家乡出产的板栗，到邮局寄往华南师大。老师收到包裹和信，1987年10月5日复函，对我们父子俩的心意表示感谢，责备我极度拮据中还“乱”花钱，紧接着肯定我的选择，同时寄来50元，支持我搞生产。
随着通信的深入，他已非常了解我的家境，信中开始问候“令尊”，每次读信给父亲，老人家听得专注而肃穆，继而感动不已。
自从奶奶谢世，家里仅剩我们父子相依为命，而我刚跨出校门，干农活一时无法胜任，种烟更是繁重的体力活，加上缺乏相应的农具设施，转而放弃种黄烟。毕业前，我参加了县文联属下的雄州文学社，认识了当地享有盛誉的盲人按摩师谢经营和文学健将李国雄、陈明星、严定渡等人。经联系，进县城寄宿在谢经营按摩所，协助文学社的日常工作，闲来跟他学中医按摩。不久因变故，离开了按摩所。
那时，人民法院公开招聘书记员，原则上每个乡镇3名指标。见有机会，我报名了，在永康路小学考文化试。一公榜，我们乡16名应考者中，我成绩第一，刘二牯第二，叶新平第三。面试，7名入围的当即淘汰了2名。我们5名候选人被通知前往人民医院体检，慢慢的期待与焦急，令人紧张、兴奋。我和另两人总算过关了！
成功在望，亲属和村里所有人都在替我自豪和振奋。但出乎意料，一个月又一个月的光阴流逝，法院方面没有任何关于我的消息，1989年8月中旬，那2个由哥哥由父亲陪伴着，神气地奔法院报到参加岗前培训去。幸运的大门哐噹一声将我粗暴地隔绝在外！谁叫我出生在穷且毫无背景的巴交农家呢？
远在省城的老师，有两个女儿上大学，肩上担子并不轻松。他得知我累累与机遇失之交臂，迷茫无助，生怕我丢掉信心和勇气，借春节问候我父亲之际，给我打气，提示有困难可找刘洪健老师，指出贫贱并非可耻之事，只要心地坦荡，照样可以活得愉快。他再次寄来100元，资助我科学养鸡，“希望你保持向上的精神、奋斗的精神，不要在困难和辛苦面前折服。”
镇上很多很多人对我和我的家庭抱有偏见，歧视、嘲讽、排挤就像一张无处不在的网。尽管村干部带人来参观过我养鸡养鸭，愿意帮忙请信用社支持，还亲自陪我找主任商量，但人家到底怀疑我的偿还能力。又一条活生生的路顿时变作死胡同。
姑姑村里的人商议办村小，正缺教师，见我被闲置在家，就派代表礼请我去代课。
诸老师没有因为我接二连三遭受挫折和磨难就嫌弃我、怀疑我、冷落我，他一往深情关注着，牵挂着，指引着，从思想、学习、生活到前途，给予我温暖、光明和力量。当我遇上家长拖欠学费的烦恼，面临私办教学点的出路，老师耐心给我出点子，让我不至于慌乱无措。
残酷的现实，使我意识到，家乡这片天根本就不打算接纳我。痛定思痛，辞别含辛茹苦的父亲，辞别依依不舍的故土，背上寒酸的行囊，只身奔向珠江三角洲那片神秘未卜的土地。
这里申明，直至1991年6月，除了书信往来，寄送我的照片，我和诸教授一直没有见过面，我们之间靠的是真诚、坦荡、信任，成了推心置腹的忘年交。
鸿雁传讯，笔友郭剑君先期赴佛山淘金，就住在佛山乐园的集体宿舍。是他，收留和安顿了一路尘土一脸迷茫的我。阿君自己要上班，便发动同学、老乡留意招聘信息，休息骑自行车载着我四处见工，记得第一份工，就在南海县桂城镇叠滘某家具厂做保安。
有个安身之处，能在这陌生的城市混碗饭吃，诸老师也替我高兴，回信勉励我好好干，学会磨练中增长才智。大概就在1991年9月，我第一次进华南师范大学，见到了可敬可亲可爱的老师。两年后，与郭剑君结伴，第二次拜访诸教授。
此后，饭店杂工、搬运工、砖厂拉泥工、仓管员、质检员、治安队长、电视台记者，我做过很多工种，奔波劳顿，收入极不稳定，期间碰上几次挫折，家乡、佛山两地折腾，不时跟诸老师书信往来，他老人家都关爱有加。鉴于社会复杂，老师反复叮咛我要“注意不可染上吹赌之类的坏习惯，在思想上一定要严于律己。”
成家的年纪早超过了，有朝一日，一名小学教师爱上了我，我克服各方面压力，决意娶她为妻，资金紧缺，得到赵汉平、关宏的热情帮助，得到诸教授的及时资助。老师接济1000元，多年仍无法奉还，心里愧疚。他老人家深深体谅我的处境，于2001年1月中旬回信安慰：“借的钱不必还了，算我对你结婚和生小孩的祝贺吧！”
再后来，置了手机，写信少起来，习惯电话联络，方便时去学校看望诸老师和师母。一次临别问我喝茶不？送了一罐上好的台湾高山茶。
对文学的迷恋和执着，的确成了我无法割舍的 “顽症”。这，自然瞒不了诸教授，可经济条件一直困扰我。所以，第一次出版专著，他赞赏中并不主张我自费。如今，又想筹集资金出版第二部散文集《漂泊梦旅》，请老人家作序。他认真看过书稿，2013年5月写出《给秋船的一封信》作为代序，坚持指出自费会对我经济造成巨大压力。
文学做媒，冒昧搭桥，除去有几年老师旅居美国，我与诸教授的友谊延续至今，历久弥新，连老父亲也感慨多端。家庭境况，个人思想，随着交往不断深入，他了解而理解而援助，我写作中的每一个进步，品格上每一点滴的提升，都渗透了诸孝正老师无微不至的、慈父般的关怀。
遥远而又短暂的人生经历，恰似一条涓涓蜿蜒的历史长河，有些事会激起浪花，令你神往；有些人会搅起漩涡，令你铭记在心。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诸老师的恩情，我永远都无法报答，唯有铭记！唯有鞭策自己，力求上进，创作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将青春和智慧奉献于社会！
2013年10月13日于篱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