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第一次来到翁源，是在1938年的10月份。那一年她17岁，正在广州读高中。由于日寇在大亚湾登陆，学校停课，她不愿随家人到香港避难，决定参加抗战工作，是九姐许志侠带她参加了第四战区民运工作团。由于情况紧急，报到当晚就随团出发。登上火车的时候她很兴奋，以为是上前线。谁知半夜车到花县军田站时，回头见广州大火冲天，第二天早晨便宣告广州失陷了。当时，车上一群青年唱起了《在松花江上》。凄婉的歌声，使人潸然泪下。
那时许明并不知道，她的这一去，从此便与翁源结下了不解之缘。
民族救亡运动工作团撤退到翁源后，随即编成几个分队。不过不是去打仗，而是步行到五华、兴宁、梅县和揭阳等地宣传发动群众，准备迎击敌人。毕竟，仅凭一群知识分子是救不了民族危亡的。许明编在梅县队，因为是新兵，年纪又最小，哥哥姐姐们都很关照她，让她组织儿童歌咏队和编写墙报，事后还要像完成的作业一样接受检查，结果是有表扬也有批评。在那段时间里，她读了《论青年修养问题》、《论持久战》等革命书籍。
1939年的3月份，许明又回到了翁源。这次到翁源她依然是为打仗而来。
原第四战区司令官余汉谋，因为抗战不力，于这年初春丢失广州，被降职任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在这种压力下，为巩固其在广东的实力地位，决定改进军队建设。开办了军官训练团，建立起政治工作队。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和广东形势，一方面积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打击侵略者，同时大力帮助友军进步，以增强抗日力量。因此，对余汉谋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策，大力支持，决定派200多位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和400多名以党的外围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为骨干的战时工作队员，投考十二集团军政工队。许明抱着到前线去，打回广州的愿望，也投考了政工队。3月份，在翁源香泉水集中训练。
香泉水有一条几丈宽的小河，政工队的营房就座落在两岸。这里绿树婆娑，河水清澈，许明常和队友们在河里游水，洗衣服。然后坐在树荫下看书，讨论问题。星期天，还有生活书店的人来卖书。那时的饷钱很少，每周只发1元。买书的时候许明就同好友约好，你买《论新阶段》，我买《世界知识》，她买《大众哲学》，以便互相交换着看。由于我党在十二集团军政治部的积极活动，推荐一批靠近党的进步人士担任政治教官，其中有教授、学者和留学生，且大都参照我党中央公开发表的言论作教材。《三民主义》按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讲授，军队政治工作以罗瑞卿的《抗日军队政治工作》为教材，国际形势则采用张仲实编写的文稿。这哪像是军营，俨然是莘莘学子的课堂！不过许明到底还是读书人，对知识有一种天生的渴望。离开了学校还有机会听课聆教，而且是耳目全新的理论课程，这让她渡过了一段愉快而又难忘的好时光。
半年后政工总队集训结业，许明便真正投入了紧张的战斗生活。虽说没有发枪，但毕竟距离前线不远了。
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5月，日寇两次大举进攻粤北，最后都不得不带着惨重的伤亡败退回广州。十二集团军在这两次粤北大战中打出了威风，提高了声望。回想1938年10月，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余汉谋的军队不战而退，丢了广州，受到降职处分，老百姓说他“余汉无谋”。论装备，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没有什么改进。不同的是，在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工队的努力下，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广泛动员群众支援部队，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得到了显著的改进。在指挥部、在卫生队、在侦察兵队、在后勤补给线上，到处都有政工队员们的身影。许多军事人员都称赞说：“政工队不是膏药佬，很能干。”而许明，无论是在一五一师四五三团政工队任生活干事，还是运送弹药、粮食上前方，都以巨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军营里，战火中，一只矫健、灵巧的飞燕。
然而很能干的政工队员们并没有在十二集团军干多久。1941年11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把魔爪伸向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将一批特务头子安排任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秘书等重要岗位，对政工总队部及其下属政工队进行监视，排挤、拘捕，甚至迫害至死许多进步人士。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工队员们都纷纷离队。而许明和九姐许志侠也以回家求学为由，请假离队了。
离队后的许明来到韶关十里亭转水村，在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文化组当资料员。负责管理图书室、剪报，给《广东妇女》月刊收集资料。1943年，酷爱读书的许明考入国民大学中文系。白天，她在妇委会上班，晚上步行10多里到韶关市区上课，风雨无阻。
1944年夏天，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留在粤北的党员同志，指出日寇正发动打通粤汉线和湘桂线，粤北有可能沦陷，号召党员带领进步群众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这时，许明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她不等读完大学就毅然参加了东江纵队，被安排在司令部举办的第四期青干班学习形势、任务和政策，时间一个月。在此期间，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被吸收入党。
青干班结业后，许明被分配到《前进报》社编辑室工作。《前进报》，是东江纵队机关报，在全区部队、地方政权，学校和团体发行，也在香港、广州等敌占区内秘密发送有关方面。司令部的电台每天为报社收录新华社电讯，报社派出特派记者到各行政区采访新闻，以及发展培养工农兵通讯员，为报社撰写新闻稿件。报社除印报外，还油印大量供指战员学习的文件、书刊。当时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晚上照明最好的时候是用煤油灯，多数用豆油灯。为了赶印书报，油印员在蝇头灯光下刻写蜡纸，通宵达旦。就这样，油印室还曾创造1张蜡纸印出7000多份刊物的好成绩。许明在处理稿件过程中，经常请教老同志，力求做到通俗易懂，适合工农兵要求。在处理完本职工作之后，还常到油印室、铅印室帮助调墨油、踏铅印机。在实践工作中，她认真负责，不怕脏，不脏累，同大家相处得很好。1945年7月1日，许明参党预备期满，经过支部大会审查，批准按期转正，并选她担任编辑部和铅印室的分支部书记。
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是从新华社电讯中得知的。1945年8月10日，当消息传来，报社全体动员，连夜赶印传单，并肩扛担挑送到山下交通站转发出去。刚回到驻地，又收到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出的命令，于是又立即赶印发出。大家完全忘记了日夜连续奋战的辛劳。
然而这样的兴奋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9月初，领导就找许明谈话了，传达党中央关于毛主席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通知精神。说是蒋介石反动派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要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我们正面临一场艰巨的斗争。说是组织上决定派她到广州新闻战线工作，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
广州市委青委没有安排许明在新闻战线工作，而是在青委领导下做联络员。当时东江纵队、珠江纵队、以及琼崖纵队已北撤山东烟台。在新形势下，联络小组任务繁重。既要接收在国民党统治区随学校迁回广州的党员和青盟成员，又得接收和安排从三个纵队撤出的人员，以及转送部分从地方调回部队参加北撤的干部。这些都要按地下工作原则，用个别联系的办法进行，就是说要靠跑腿去处理问题。许明任党小组长，与组员们共同负责这些任务，利用业余时间日夜奔波，还得利用各方的社会关系借钱，介绍就业岗位，为需要安置的同志解决实际问题。经过半年时间，终于圆满完成任务，没有出现过安全问题。
东纵北撤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解放区大肆迫害军属和复员战士，又派武装“清剿”解放区。为保卫人民利益，香港分局决定恢复武装斗争，成立翁江地区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翁江地区党组织和武装斗争。
1947年3月12日，许明经香港再返回到粤北翁源黄洞山区，负责筹办报社工作。
办报社，按说此时的许明已经算是“老经验”了。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什么没什么，也只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于是报社印些短小精干的传单、快报，报道各地开展“反三征”的斗争和扩军消息以鼓舞士气；翻印指战员读物以武装思想；印刷部队的公告以宣传党的各项政策。而具体工作则要从培养油印员、开办油印室着手。
报社当时调来3个有初中文化的小战士，就在荷坪一间闲置的香菇厂里搞油印。许明是按照《前进报》油印室的操作方法进行的，但不知为什么印出来的东西模糊不清。后来才发觉主要是没有掌握好刻写蜡纸的技术，同时字体也写得不好。于是她和3个小同志一起刻苦用功，一切从学习写字开始。谁知这几个小青年生性好动、爱热闹，哪里坐得下来？他们参加游击队就是为的扛枪打仗，如今却是四个人埋头在深山里学写字，很不满意，都要求调回连队去。
这时的许明也不过26岁，回想自己9年前，明明撤退还以为是上前线，那份激动与兴奋，也不亚于眼前想去打仗的小伙子，因而十分理解他们。通过谈心，说明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许明终于使他们认识到：笔杆子就是枪杆子，我们现在就是用它来发射犀利的子弹，消灭敌人。
7月初，香港分局又派来一批干部，还配备了电台和一些印刷设施。政治部决定成立《翁江报》社，由许明任支部书记。
8月份，《翁江报》出版了。由于经过业务练兵，又增添了精兵强将，油印技术明显提高，内文是一式的仿宋五号字，标题有特号、大号、二号、三号的仿宋字和黑体字。栏目清晰，版面美观，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
1948年初，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进攻华南游击区。元月2日，远途奔袭驻翁源太坪的粤赣先遣支队，接着又以两个团的兵力扫荡翁源。我支队部领导机关只得转移。
报社留部分同志随政治部到英德溪头山继续出版工作，部分同志分散随主力队到各地战斗，以及时报道各地军民反扫荡斗争。这时，许明也调离了报社，分配到翁源黄洞山区工作。
黄洞山区雄据于翁源中部，四周群山环抱，山高林密，在起伏的山峦中有20多座小村庄错落其间，居住着勤劳勇敢纯朴的山民，是块理想的游击根据地。早在1946年恢复武装斗争时，指挥部就设在这里。1947年与翁西、渔溪、荷坪联成一片，建立起翁源第一个乡民主政权，因而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反动派保安团，联防队先后扫荡数十次，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还在四周设卡封锁，不许山区人民外出买卖。但是，坚强的山区人民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直至1949年全县解放。
许明来到黄洞山区的时候，正值国民党派两个团正规军开始对翁源全面清剿。黄洞四周各乡镇都建立起反动军队据点，肆意烧村，搜捕我农会和民兵骨干，杀害军属。还传令委派黄洞的一些人任保长、副保长，限期上缴军粮和壮丁，闹得人心惶惶。司令部派许明和吴镜明、翁敏、丘虹到黄洞，同当地党支部成员组成黄洞山区工作委员会，吴镜明任工委书记，许明任副书记。他们根据当时形势，整顿了民兵和村政权组织，发动群众揭发斗争了个别企图联敌瓦解我政权的坏分子，人心振奋。
1948年冬，敌人因屡次扫荡均告失败，羞怒之余竟然也到矿山搜劫。有一次，他们派兵上矿山搜捕群众和干部，把干草堆在矿坑道窿口放火烧，想把坑窿内的人焖死。正在危急的时候，矿工们悄悄从通风口爬进矿坑窿，带领群众转移，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又一次，敌兵出重赏要搜捕翁敏和许明，把矿工家属英嫂和张秀兰抓到梅子峰去审问，说什么要供出这些游击队员就各赏一千元。她俩很坚定，都说“不知道”。敌人对张秀兰施行电刑逼供，她咬紧牙关，坚持说“不知道”三个字，终于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1949年元旦过后，许明调回司令部工作，驻在与江西接壤的云顶山，又同电台、报社的同志在一起。天气奇冷，树上地下都结了冰雪。住在茅草棚里，没有棉衣、棉被，尽管室内烧着柴火，手脚仍冻得僵硬。实在受不住了，就出室外跑跑步，暖和一下身体，又继续工作。生活虽然艰苦，但每个人的心里是滚热的。特别是新华社发布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庄严宣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将取得最后胜利，大家更是受到极大的鼓舞。
这时，原粤赣先遣支队已改称为广东人民解放军北江支队，《翁江报》也改名为《北江报》。随着人员的不断扩编，报纸篇幅和发行量也不断增加。内容充实，印刷质量更是越来越好。还以政治部的名义，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以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和连队教材。《翁江报》，或者说《北江报》，在宣传教育群众、揭露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3月，地工委下达在根据地土改的指示，提出：“一边打仗，一边分田”的口号，大家认为这是动员群众，反击国民党进攻，巩固根据地的法宝。于是立即分片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在黄洞片搞土改试点。土改中，许明重视发动妇女参加农会，土地证上也写上女户主名字，保证妇女土地所有权。土改结束时，改选村政府干部，发动妇女参加选举，还把第一村的女积极份子胡亚禄选为农会会长兼副村长，随后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21日，敌驻新江的一四七师两个连及自卫队共400余人，与坝子、江尾之敌相配合，分三路进入黄洞搜山，企图围歼我主力部队，却一无所获。撤出时，我主力团在磨刀坑伏击，歼敌两个连，缴六零炮一门，轻机枪五挺，步枪及弹药一批。经此一击，敌人再也不敢进山扫荡了。
7月中旬，青妇工作会议在和平彭寨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潮汕、兴梅、东江、粤北各地区的代表，由香港分局派青委陈恩和妇委余慧两同志，传达中央4月在北京召开的青年、妇女工作会议精神。这是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策制定的青年、妇女工作任务、方针、政策。当时，我人民解放军己胜利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大城市，正从湖南、江西和福建三路向广东猛进，要解放广州，进军广西，堵住敌军败退外逃的后路，以求全歼残敌。由于广东面临迎军支前，任务很重，要求许明迅速回去发动群众，做好迎军支前工作。因此匆匆赶回翁源。
8月，组织上分配许明任北江妇女联合会筹委会负责人，首先组成妇女支前工作队，到大军进入广东的第一站——翁源开展工作。成员有翁敏、蒋静、何坚同志，另接收何见香，刘细燕等知识女青年10余人参加。她们分别在翁源县东、南、西、北四个片新解放区，协同新建立的区乡政府开展妇女工作。由于干部大都是当地人，很快就和群众溶成一片，支前工作顺利开展。从8月中旬开始，把虔南至从化约上百余公里的公路和大桥修复了。军车、炮兵顺利通过，为大军奔袭广州提供了必要条件。
9月，终于迎来翁源全县解放。
10月，打通粤汉线，广州解放，支前工作胜利完成。
1950年1月中旬，不满29岁的许明调北江地委任妇委副书记。
许明，游击队里的文化战士，就这样在翁山风雨中锻炼成长。
200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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