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纪实之五
在后来长大日子里，母亲无意间说出了“家史”，触动了她深埋在心底的伤心地——曲仁煤矿云顶矿伍家村。
母亲肖俊平的娘家在湖南花明楼彭鸭塘，上世纪五十年代的1958年初，由我大伯黄季阳陪着到云顶矿与我父亲完婚。
母亲说，在娘家时她就经媒人认识了我父亲。当时父亲刚从部队回家乡等“待业”，说话做事都透出一个军人的气质与干练，像一个见过世面的帅哥。母亲说，那时候，父亲出身贫寒的家庭是公认的好，可她自己还是坚持要嫁给每月开工资的公家人。
1996年12月24日凌晨2时，67的父亲岁在故乡花明楼去世后，我曾在《父亲，你冷吗》一文中说道；父亲3岁不到就失去了父亲，随母亲从家乡宁乡谭木桥改嫁到花明楼铁湾里。作为母亲改嫁带来的孩子，父亲和我大伯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我无法想象，只知道父亲和大伯说过从没进过学堂，没睡过一天床，两兄弟从小睡在牛栏里。不到18岁，父亲便离家当兵，而当兵的理由并不是有多伟大的崇高理想，简单的就是谁给穿衣吃饭就给谁干活，算是“长工”。随后，部队随陈明仁将军起义，再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
就是这样一部再清楚不过的历史，父亲退休后，矿务局组织部和矿领导等老爷们硬是说父亲的“历史”不清，不予办理离休。
当年在我父亲的灵床前，我见到了1949年初拉我父亲当兵的老连长。他说，小侄，你父亲应该算离休，我可以证明，是你父亲单位从没来人找过我，也没派人要他证明黄连生干革命的情况。说罢，父亲的老连长狠狠地向父亲的单位丢下一个字：操！
所谓父亲的“历史”不清，其实是父亲后来在历次的填表中，有意忽视了“国军”那段历史，只填写了赴朝鲜参战，而当年的部队后来就驻扎在曲江的马坝炮师。我一个大姑的儿子，胡家二哥当年在马坝炮师服役时说过，他曾查过部队档案，说是还有我父亲的名字。
当官不为民做主，宁愿相信死材料，不愿对质“活档案”，曲仁官场是见怪不怪的。
母亲说，后来媒人又上门告诉她，父亲在广东曲仁煤矿当公家人了，问母亲还有什么要求。母亲说，对方呢？媒人说，对方的母亲同意了。最后，是我父亲写信，说他工作忙，希望由他哥哥我大伯陪着到广东来。
还是母亲说，父亲那时年轻，豪气，又是转业军人，矿上省内外的朋友很多，尤其是老乡。母亲说，结婚后她遵守传统治家理念：男人管钱，女人持家。每月父亲只把家里需要的工资留给母亲，其余的就是应酬他朋友的婚礼、生日及聚会。
母亲生前回忆道，父亲的朋友都认识她，但她不认识人家，而矿里领导也很器重父亲，派父亲到东北抚顺学习矿山救护。
母亲告诉我，刚开始她以为自己掉进了蜜糖窝，但一场可怕的伤心痛，让她永远无法抹去，以至后来1971年全家随父亲调到红尾坑矿（六矿），母亲生前只有唯一次再回到云顶矿探亲访友。
母亲的伤心是从60年代“三反四清”开始，到“打老虎”运动。母亲说，那时我大约在2岁左右，有一天，父亲突然被抓走了，关在花坪矿到云顶矿公路边的局救护队里面，罪名是贪污粮食。
我知道局救护队的地址，当年曾无数次经过那里，但从没把它与母亲的伤心连在一起，更没想到我父亲曾被冤枉关押于此长大半年之久。
那时，父亲年轻，拥有党员、转业军人、出身贫寒，又在部队上学了断文识字等多重光环，加上人缘好，矿里让父亲管理食堂。母亲说，好像是食堂管理员之类的活。
父亲吃亏在没文化，吃亏在太相信“朋友”。母亲告诉我，那时谁找到父亲，说家里来了人需要加点粮食，父亲都答应到食堂“借点”，当中有工友、有老乡、也有不少矿领导，父亲是有求必应，有的有借条，有的答应后来补，总之，打借条的很少，补借条的一个也没有，时间久了，父亲自然记不得了。
父亲关心时事，知道农村的大跃进集体食堂，到矿上“探亲”的人因为饿才到矿山找亲人的，说白了就是找饭吃，而父亲管着公家的集体食堂，工友找上门“借口饭”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运动一来，父亲却成了“老虎”，而说父亲是“老虎”的正是他老乡。
在母亲生前，我试着打听诬告父亲的老乡姓名，但母亲总漫不经心地回答，在父亲宣布无罪回来后，那老乡就调到四矿了，不记得叫啥了。
不记得肯定是假话。这是母亲刻骨的心痛。真正的原因是母亲不想让“仇恨”写在下一代的心上。每次问及，母亲躲不过时就说，好像姓杨又好像姓马，总之，每次我都感觉母亲在忽悠我，随便说出个姓了事。
母亲说，事情都过去了，还记他干什么，有意思吗？
后来听父亲的老乡说，正是这个老乡当年经常围着父亲转，父亲没少帮他。但就是不向我提及这个老乡的名和姓，只说是老乡。
老乡，原本是亲切的意思，而对出生在矿山的我来说，老乡就是矿山人。父辈的老乡中不乏为人忠厚者。父亲在世的一位世交老乡周明初叔叔曾与我聊起“老乡”时说过，他们不少老乡是相互嫉妒拆台，甚至是落井下石者，其理由是：同在异乡，有什么理由你比我混得好？！不是你父亲，当年矿里还要饿死多少人！
父辈的老乡是长辈之间的事，总拿“老乡说事儿”延续到下一代就变味了。当年我在六矿参加工作时，最先在运输队干推斗车的活，之后才到机电队干机修工，期间，矿里挑选矿山子弟学开车，我是入选者之一，矿里劳资科的徐科长也通知我母亲，让她准备好被褥等，通知检查身体到局汽车队学开车。
女的当护士，男的学开车，那年月是多少矿山子弟的梦想，自然也是我的梦想，不像现在开车仅仅代步而已。就在我满怀信心等待骄傲一把时，突然一天，母亲说，矿长们找了我父亲，说老乡的儿子被照顾开车影响很坏，让我父亲注意老乡的影响。
母亲说的“矿长们”我知道，一个姓T，一个姓H，两人原来也是云顶矿的，文化大革命时一个“挂牌游街”，一个进了“班子”，他们都比我父亲后到六矿。他们刚到六矿时，都是是我家的常客，经常在我家喝酒，给邻居的印象是我家在矿上有人照应。可父母从没这种奢望，后来的时事证明，正是这些“老乡矿长”断送了我在矿山岁月的一个一个青年梦想。
都说正人应该先正己，偏偏就是这些矿长老乡的儿子们，一个一个理直气壮开车去了，所谓的影响就是对付老乡的子弟。再说，H姓矿长在矿里负责福利，那时家里的房子不够住，矿里以盖“厨房”的名誉给盖加了两间小房，小房子盖了，但不许开窗，原本就住人的房子不许开窗能住人吗？当即我就火，指着在场的H某开骂，现场有许多老乡在家喝茶，得知原委后却没一个出面劝，都在心里直乐，事后说解气！只是父母狠狠说我无尊卑，让我去道歉。那时年轻，我自然不去，最后是子债父还。
如今想来，我应该道歉！我只能认“老乡命”！在父亲去世后，母亲拿着在家乡抢救父亲的医疗费在矿里财务科报销，一个我父母看着长大的老乡女儿却对母亲交手上不足200元药费与抢救费单挑出许多不是，连老乡的同事，一个河北姑娘都看不下去了，说了句：就200来块钱，老人家都走了还较真，就算公家补贴又怎么？黄阿姨，把单给我，我做主！
我回矿里后，母亲告诉我，我无言，想起父亲当年被老乡冤枉是千真万确的！
从此，老乡的概念，成了我后来的努力，但比起母亲的伤痛，那是致命的。
母亲说，那时我才2岁，原本设想的幸福生活就这样破碎了，原本见面都打招呼的人群，一夜间全躲她母子而去，而要命的是矿里的广播天天都有被判刑或枪毙的“老虎”，母亲曾不止一次想到了死。母亲曾闲聊时说，那时，她真想还钱，可我父亲自己管钱，都用在朋友上了，自己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她做了最坏的打算，说如果你父亲有了意外，她就准备送我回大伯家，自己随父亲而去。
大约半年后，有一天，母亲突然接到“探监”的通知，母亲以为是生死离别，穿上自己最好的服装，也把我打扮的漂漂亮亮赶到局救护队“探监”。
母亲说，隔着窗口，父亲一边安慰她，一边把手伸出窗外抚摸我稚嫩的脸，叮嘱母亲：离婚吧，好好带大辉伢子，找个好人家再结婚。父亲说了很多鼓励活她下去的话……母亲说，她早就没眼泪了，而我全然不知，一个劲地在笑。
这是母亲在伍家村最黑暗时刻，最刻骨伤心的日子。但父亲的正气，感动了上苍。经过所谓“专案组”的调查，父亲所谓的“贪污”全属莫须有，全是被矿里的“困难户”吃下去，当中有老乡，也有老乡之外的领导和工友作证：我父亲没有往家里拿一粒粮食，全是他们应急吃了。
父亲重新回到云顶矿后，由于参加过救护专业学习，我记忆里，父亲一直在矿通风队工作，从此很少过问其它事，甚至在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父亲也只是上班、钓鱼，有时还带上我到伍家村铁路那边的水库钓鱼。
母亲说，父亲出来后，交朋友非常谨慎，也不过问矿里的其它事，改变了过去自己管钱的习惯，把所有的工资都交给她，直至去世前，母亲都是父亲的大管家。
在我记事后，由于父亲正直，处事公正，大约是在1970年间，成了矿里所谓的“分房福利小组”成员，也正是由于父亲的公正，矿里有许多退休的老矿工都在后来分房中如愿以偿，记住了黄连生给他们带来的好。
1971年初，远在曲江龙归的红卫煤矿成了“红工六矿”，为了体现老矿的风尚，矿务局随后抽调“人才”支援新矿建设，父亲成了首批外援“人才”到了六矿。后来我才知道，矿务局派出的所谓首批“人才”，都是在老矿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才割爱“援外”的，其实是在卸包袱。只有之后的第二 三批中才有可能多少有点人才。
只要能离开伍家村，母亲就高兴，并在1971年9月间把全家迁到了六矿。
母亲深信，人挪活，树挪死的硬道理。尤其是离开让她伤心到太平洋的伍家村。
公元2009年6月13日中午12：00整，母亲在耗尽她生命中最后一丝精力，悄然地离开了生活73年的人世间，从肇庆端州区大儿子家中走了，再也没有回头，带走了连同心灵的所有伤痛。
201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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