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去青年书店找老余的《千年一叹》。买单的时候，老板说，“不用给钱了，拿回去做个纪念吧。过几天，我这里就关门了。”
十三年前，我刚来深圳没多久。街道办斜对面的那栋大楼刚一竣工，我们公司就搬进去营业了。这家书店是第二天搬进去的。那时候，派出所天天查暂住证，抓住了就罚三百块。我下班后不敢往外面跑，就天天跑去看免费书籍。我记得他们的生意特别红火，深圳店只开了八个月，就又在东莞和番禺开了两家分店。
后来，盗版光盘慢慢大卖了起来。一张盗版光盘三块钱，收录有上百部图书，比买书看便宜多了。我就去得少了，买了好多盗版光碟，在公司电脑里面慢慢看。书店老板闲暇的时候也找我聊天，说自从盗版光盘大卖后，他们的生意就差了很多。再加上夜市上五块和两块钱的盗版书地冲击，已经很难再像以前那样红火了。
三年后，他把铺位退掉了，搬到了距离原来位置一百多米远的十字路口。空铺转让费花了五万，装修花了十二万。由于地理位置特佳，生意又红火起来了。一年之后续租，房东只续了一年的合同，房租每月却涨了一万两千块。他跟我叹息道：“潮汕人太精了，简直同犹太人差不多。”又过了一年，潮汕房东给他发了通知函，说合同到期了，有老板想把这里租下来做手机卖场，如果你们也想续租的话，就准备四十万的喝茶费，房租每月再涨五万。如果不愿意，就在一个月之内搬出去。
那一年，是手机卖得最红火的一年。在我做技术咨询的客户里面，就有很多专门生产贴牌手机的。卖场每卖一部手机，进货价三百多，竟然可以卖到一千六百到一千七百块，可谓是暴利行业中的暴利了。手机卖场财大气粗，书店当然是没办法同它竞争的了。一个月后，他把书籍先搬到出租房里储存，然后到处找铺位。那个非常时期，街上差不多稍微像样一点的铺位，都被蜂拥而上的手机销售商改做了卖场，根本就找不到空铺位。
一年后，书店老板才在一栋新修的大厦二楼找到了铺位，装修后重新开业。开业前他曾经来找过我，想说服我也搬过去，同他一起把整层楼都租下来。我租的写字楼的业主也是个潮汕人，一年前合同到期后，已找我要去了八万块的喝茶费，续签了四年合同。再加上我嫌那个地方偏了一点，就没有答应。
我问他怎么突然就不想做了。
他反问我：“你天天在哪里看书？”
“网上。”我不假思索的回答。
“那就对了。现在，电脑普及了，网络也普及了。连出租房里都布满了网线，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上网，在网上看书写字，还有谁会来买我的书？原来，我最大的客户群是附近几十万打工仔和打工妹。现在，他们大多有了自己的电脑，已经不用再过来买书了。我估计呀，只有同学校负责人关系不清不楚的那些书店还有可能盈利。而我，是没有这些社会关系的，就只能忍痛关门了。”
这个我还是知道，儿子今年的教材就买了三套。买了第一套和第二套之后，老师说买错了。又统一采购回来了第三套。而前两套是不退款的，老师解释说留作参考书用。
今天，有员工从工厂里回来，说路边有家书店在清仓，所有的书籍折价成五块钱一本，很多人围在那里抢购。于是，就有员工向我请假，我也去了。书店老板看见了我，苦笑着指着前面的书说：“多挑几本留作纪念！看中了就直接拿走。我以后可能就很少来深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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