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颅比高山巍峨：叶文福▲▲
——兼致无尽岁月
作者：陈峻峰
一
这是我看到的关于叶文福较为条理的简介：
叶文福，1944年生，湖北蒲圻（现赤壁）人，曾用笔名叶蛮、叶蛮牛。1960年就读蒲圻师范，二年级时参加校百花文学社。1964年应征入伍，历任工程兵126团战士，工程兵第五十一师战士（我参军在工程兵第五十四师）、区队长、文艺宣传队员，工程兵政治部文工团专业作家。1966年开始诗歌创作，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1971年参加工程兵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1972年被借调到刚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杂志社，任诗歌组编辑。1979年发表诗作《将军，不能这样做》，1981年发表诗作《将军，好好洗一洗》，导致被点名批判多年，并被长时间隔离审查。1983年回到家乡，家乡县委宣传部组织了批判他的动员大会。1985年在上海与巴金会面，受到巴金热情安慰和鼓励。1986年高票当选《星星》诗刊“中国十佳青年诗人”。同年转业到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不久“下岗”。1989年，因在天门广场演讲获罪。数年后复出。2001年开始，多次应邀出席诗歌活动，2009年发表长诗《青藏铁路》，2013年5月应邀到香港浸会大学演讲。主要著作有：诗集《山恋》（1978）《苦恋与墓碑》（1982）《雄性的太阳》（1986）《天鹅之死》（1986）《牛号》（1992）《叶文福诗词选》（2013）散文集《收割自己的光芒》（2010）等。其中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祖国啊！我要燃烧》《夙愿》获中国新诗奖，诗集《雄性的太阳》获全国新诗集奖。
这是我看到的关于叶文福及其诗歌创作最为切近的评价：
他秉承中国传统士大夫和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担当精神，以良知作墨，直刺现实。在隐喻泛滥消解新诗潮精神内核的时刻，他以直接干预的“另类”诗作，坚守着时代迫切需要、读者喜闻乐见的批判现实主义立场，成为当代“干预诗歌”的先声。
叶文福这个名字，因他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诗作，因他直面迫害宠辱不惊的人格，因他以一己之力，与逃避主义的诗坛对峙，与走向堕落的社会抗争的无畏行动，而获得我们一致的敬意！
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的评价，即2015年4月，叶文福获得《诗歌周刊》第二届“致敬诗人”，他为此以一个获奖者更是以一位中国诗人的身份，写下了“宣言”式的获奖感言：《诗人要捍卫自己的和诗的尊严》：
……在这个奖项面前，中国现有的任何奖项也就只能自叹其假——因为它们都是假的。我认为，这个奖项应该是中国诗坛的最高奖项。
坦率地说，当今的中国诗坛，黄翔先生和我获得这个荣誉是实至名归的。不管是纯文学成就，还是在这个残酷的时代，为捍卫诗与诗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人性和人类的尊严的搏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情操、风骨，当代中国任何所谓诗人都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就我个人而言，一位诗人，一生能写出一首为人民、为民族也为自己所珍爱的诗，并且为一首诗受一辈子迫害，并且在种种残酷迫害面前，在无法忍受的苦难面前，英勇地捍卫了自己的和诗的尊严，我感谢自己做到了。
我创造了中国诗和中国现代诗的最高荣誉。《将军，不能这样做》这首诗，从发表之日起，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就在拥有两千多年诗史的中华民族，都拥有了最多的读者，上惊动了几乎所有的将军乃至最高领导层，下到几乎与诗无缘的老百姓。这绝不只是我个人的骄傲，而是中国诗、汉语诗的骄傲。在拥有两千多年诗史的中华民族，能把诗写成这样，且能把诗人做成这样，屈指可数。我必须真诚地感谢历史给我的机遇，也感谢自己。
有了这些介绍和评价，别的，关于叶文福，“我说什么？我怎么说？……”——这是叶文福的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开头两句。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记得这个开头。连我这个刚入道的新兵蛋子，不仅记得，至今还能大段背诵其中部分被我视为精彩的片段。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抑或一代人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和语境，叶文福对自己的评价，固然狂傲，但并不虚妄，也没有言过其实。而这一切，都将过去，已经过去，叶文福和那个时代完成了他们自我赋予的忠诚和使命，展现了今天难得一见的青春热烈、固执和坚强。鼓与呼，欢与痛，对与错，罪与罚，对于叶文福，无愧无悔。仅仅令他依然揪心疼痛的是，至今未有任何方面口头或文字的对他的定性和结论，想开去，这或者就是一个悲剧，或者闹剧，戏还没有演完，人已经散场，换了场景和舞台。
有人说，无须正式的平反结论，时间与人心已经为正直蒙冤的诗人昭雪。
有人说，诗人已老，但愿诗人所批判过的现实与之一道老去。
二
那么先来说说北京太平路十四号吧。
北京太平路十四号是军委工程兵总部所在地，就是当时人们说的工程兵大院。工程兵总政治部、文化部、《工程兵报社》，还有叶文福当年所在的工程兵文工团就在那里。我的印象那时工程兵文艺创作似乎是部队建设中特别重要的事情，每年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发现和培养基层的文艺骨干。这种强大的不遗余力的推动和培训，仿佛在大地上无尽地耕耘和播种，优异的种子就出类拔萃、脱颖而出了，其中一些人就被选拔到师团机关提拔重用，一些人就进了部队的文艺团体，还有一些人被直接选调到北京工程兵大院来，他们不仅是一个时期工程兵文艺创作的中坚力量，在后来，一些人也是整个中国当代文艺创作颇具影响不可忽略的人物。
我们来看看有谁。
喻晓，在工程兵的诗人行列里，他应该是老大，年龄大，在全军名气也大，军报军刊还有党报党刊，经常能看到他发表的诗歌。上世纪80年代初大裁军之后，工程兵撤销，喻晓调入《解放军报》文化生活部，任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喻晓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那时我还是河南固始县张广庙孙老庄子的一个小泥巴蛋孩儿。
韩作荣，诗人，按一般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起码在“圈内”，是不需要我做介绍的。他上世纪70年代初参军，在工程兵当过战士、排长、师政治部干事，转业后任《诗刊》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好像听刘毅然说过，他当兵的时候就是和韩作荣一个排，韩作荣是他的排长。
刘毅然，记得我们俩都是1954年生人，在我的认知里，他一直是一位诗人的。诗写得柔情、多情、深情、唯美，“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这就是他的那首用诗歌写出的十分著名的歌曲《共和国之恋》的歌词，一看，就是刘毅然的，我能认出来。刘毅然17岁参军，在四川西部当了7年工程兵，后被调到《工程兵报 》报社作副刊编辑，我的处女作就是他给发的。想来就像崇拜一个人，“初夜”权也就给了他。工程兵撤消后，几番折腾，最后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文学系教授。1988年之后，他就不写诗了，开始写小说，电影《摇滚青年》就是改编自他的同名中篇小说，影响很大。最后做起了导演，他执导的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星火》《风声鹤唳》《苍天》《毛岸英》《天路》，大型专题片《共和国之恋》，八集传记艺术片《冰心》等，不信你没看过。
来说几个作家。如著有长篇小说《雁塞游击队》《最后一个冬天》的老作家马云鹏，著有长篇小说《美丽人生》的青年作家刘增新，散文作家陈淀国、晨曦等。再就是钱富民了，笔名前涉，最具影响力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根据其情节改编的电影《小花》，轰动一时，电影插曲《绒花》传唱至今，还最初成就了陈冲和刘晓庆。我借调在工程兵文化部期间，突然有一天，他们叫上我，说是去北京电影制片厂看电影，就是去看《小花》的毛片，当时电影还没有配音，也没感觉有什么好，谁知后来配上了对白、字幕、音乐，就像一个毛妮儿，一番装扮捯饬，转脸看时，惊为天人。前年，《桐柏英雄》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一度热播，让老了的老钱再次大发异彩。
说到电影，除了《小花》，《雷锋》《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这些为几代人所熟知的中国电影经典之作，全部出自工程兵创作人员之手。有趣的是《地道战》，从英雄高传宝、林霞、武工队长到反派人物翻译官、日军小队长、吃鸡的日本兵等扮演者，全部都是工程兵文工团的演职人员。截止2012年，这部电影发行了8420个拷贝，观众人数高达30亿人次，创下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可能是一个骄傲，也可能是一个谐谑，它恰恰反映了那个年代文艺作品的荒凉和稀缺，也反映了中国人民曾有的精神匮乏。
由此说到工程兵艺术创作方面的人才，那就多了。比如有京城演艺界、曲艺界大腕王佩琈；我们熟知的杨其峙，就是奇志，当年从工程兵转业回故乡长沙，与大兵合作，成了南派相声的代表人物；还有山东快书一代宗师高元钧的弟子孙常文，他儿子孙涛——“我骄傲”，也是工程兵的。另，谁没听过歌曲《青藏高原》《嫂子颂》《女人是老虎》《在那东山顶上》《相逢是首歌》，对了，他就是工程兵的音乐家张千一。其中《青藏高原》的词曲皆为他一人所作。上世纪70年代，工程兵的建制有4个师，4个工兵团，常年都在西北、西南和青藏高原修建浩大的国防工程。猜想张千一一定去过那里体验生活，走访采风，且不止一次去过，否则既写不出那样的歌词，也写不出那样的曲子。其实作为音乐家，不期然有诸多歌曲流行，并不是他音乐创造的本来，那么我们来随意挑拣几个，来看看他的那些称得经典的音乐作品：《北方森林》《大提琴协奏曲》《野斑马》《长城》《大梦敦煌》《霸王别姬》《千手观音》《云南随想》，不胜枚举。他的弟弟张宏光也是音乐家，就是《春天的故事》《天不刮风天不下雨》的作曲者，但他不是工程兵的
诗人叶文福，当年就是在工程兵文工团，任创作员，现在叫专业作家。我敢肯定，他未必是一位优秀的文工团创作员，起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究竟为文工团写过什么文艺节目。但他却是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优秀的诗人。
他天生就是一位诗人，不是别的。
三
我们就这样回忆着、列举着，说着、笑着，时间就在身边轰轰烈烈地激荡着远去。我们甚或弄不清是被时间推搡着前去，还是被时间抛弃在身后；我们既感到往昔时光的魔幻神奇，也感到现实的悲壮苍凉。所有人都老了。作者老了，读者也老了；演员老了，观众也老了。甚或猝不及防的，如马云鹏、韩作荣等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作家、艺术家已带着一个时代的光芒和遗憾离开了我们。
时间无情，人世悲苦，而铁戈金马，壮怀激烈的轰烈演出，早已撤换了布景，就像我们写大字报的手，拿红宝书的手，捧读叶文福诗歌的手，现在全都用来拿大屏智能手机了。在历史的千变万化中，在物事的潜移默化中，一切都悄然有了放弃、缓解和宽容，况且现时代有更多锐利和焦灼、喧哗和躁动，未知和新奇、事件和人物与我们迎面而来，直面相逢，及至我们亲历的历史也变得辽远和虚无。因此今天，我们似乎大可“公然”来说叶文福和他的诗歌了。
叶文福今年应该是七十有二，他整整比我大了十岁，我当兵也比他晚了十年，我说我们是工程兵的战友，其实是很心虚的，甚或有攀附之嫌。作为晚辈，年岁、资历是一个方面，同为写作者，他诗歌创作的成就和时代影响力，我则望尘莫及。我是1972年底当兵，在工程兵五十四师任电影放映员，1978年被借调到北京太平路十四号工程兵大院。借调我去不是去搞创作，我还没资格，而是让我去整理工程兵图书馆。图书馆不知从什么年代积存下来，新旧图书杂乱繁多，可以用瀚如烟海来形容，我在那里看到了大量的我从未见过的书籍，譬如彩色绣像插图版《红楼梦》，以及《金瓶梅》《蜃楼记》《十二楼》，甚至还有一本不知哪个年代出版的《蓝苹传》，里面有很多美人图片；后来才知道，蓝苹就是伟大领袖的夫人江青。我一直在想，历经无数浩劫和动乱，这些书竟能保存下来，是谁在混乱中锁了图书馆，是谁拿着那把钥匙，然后又是谁在许多年后把图书馆重新打开，及至后来在工程兵部队撤销以后，我亲手整理过的那些书又流落到何处。就像人在时间中，被时间和事件熙来攘去，身不由己，命运难卜。就像叶文福，一生因诗荣耀，也因诗获罪，遭受厄运磨难。这些，仿佛都是我们不能由了自己把握和安排的，我们只能伴随着时代走，跟随着时间去，不能停止，也不能重来。
我在借调到工程兵文化部时，叶文福已是名声震天，他在我眼里，就是神。我一个小兵，对他不仅是崇拜、敬仰，甚至敬畏，从来就没有胆量前去拜访他，不说求教，连见他一下真人都不敢，但在大院的朋友们的谈笑中，他却是另一副模样。譬如说他从来开会都呼呼大睡，旁若无人，叫醒了就低着头写诗，口中念念有词，领导无可奈何，长了，对他也就习惯了，只把他视为另类，或者一个疯子；再譬如说他出门上街，乃至菜市场排队买菜，灵感来了，就掏出小本子写诗，然后大声朗诵，情绪不能自制，经常泪流满面。一圈人都惊恐地看着他，也把他当疯子看。就在我借调去的第二年，1979年，传说他有一天去了北海，具体的位置叶文福曾说是“北海旁边那条街”，他望见了那里有“许多高大的起重机和吊塔正在紧张地施工”，热火朝天，尘土飞扬，正在拆迁大片的古建筑，据说那里有慈禧太后住过的房子，于是想起前几天他在铁道兵大院，听人说起一个地方正在拆除一座幼儿园，要给一位共和国将军修建私人住宅，一时间热血冲顶，天昏地暗，彻底触痛了诗人的心，他甚或感到旷世的悲怆，顿时伤心欲绝，痛哭流涕。这加速了他积郁于心深思许久的惊世之作的创作。
结果我们看到，就是那首堪称一个时代的巅峰诗作《将军，不能这样做》。
这首诗写好又反复改好之后，在拿出去发表的时候，叶文福还是有了莫名的顾虑和担忧，害怕自己一时激愤冲昏了头脑，又由于该诗毕竟是基于一则新闻素材写成的，也怕失去了基本的事实判断，于是找了朋友们探讨，朋友们在看了之后，一个个热血滚沸，摩拳擦掌，哪还管得了百般禁忌，天王老子爷，也不管他了。便一致鼓励他，纵容他，他们预感，这将是中国文学划时代的闪电和惊雷。孩子般单纯的叶文福就相信了。诗寄出去后，很快就在1979年8月号的《诗刊》刊出。
这首诗在那一期刊物上，位置并不靠前，也不突出，甚或为了某种不言而喻的遮掩和平衡，还专门找出铁道兵诗作者叶晓山的一首《师长下连来》放在其后，欲盖弥彰。意想不到的是后来。《诗刊》8月底面世，9月4日，《解放军报》就全诗转载；9月8日，上海《文汇报》全诗转载；9月13日，《辽宁日报》配了一篇老诗人白桦的文章全诗转载；9月23日《青海日报》配了一篇本社评论员的文章《劝君莫当大渡河》也全诗转载，文章和诗占了整整一个版面。这下就不得了啦，全军上下、全国上下，人们像着了魔似的，传阅、传抄、背诵，奔走相告，掀起了中国诗歌的狂澜，成为了纸质媒体时代超乎想象的阅读景观和气象。
说几个故事。我最近读到当年铁道兵的一位作家刘海燕的博客，他说他当时读了《将军，不能这样做》，激动不已，立即推荐给师政治部一位首长看，那位首长看后，当即就在走廊上高呼：我建议师党委开会学习！
再就是叶文福自己记述的故事。8月号《诗刊》出来时，他正在云南麻栗坡采访。整个采访期间，他都在惦记着这首诗。采访结束回北京时，路过一个小县城，就去新华书店打听。书店不大，只有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柜台里。叶文福就径直跑到她面前，请问，8月号的《诗刊》来了吗？女服务员说，来了。但是没有了。（那时新华书店卖《诗刊》，多么美好的时代！）为什么？因为这一期诗刊有一首特别好的诗，一来就抢光了。叶文福当即判断，那“一首特别好的诗”，就是他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叶文福激动得“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叶文福语）。于是挺直了胸膛，向那位女服务员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我就是那首诗的作者，刚从前线回来。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叶文福说完，已是满脸泪水。年轻的女服务员顿时手足无措，一下涨红了脸，立即说，我这还留了一本。说着就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本《诗刊》。叶文福捧过《诗刊》，急忙打开，《将军，不能这样做》赫然在目！叶文福就去兜里掏钱，女服务员说，不要钱，送给你吧！说，我自己也买了一本。
叶文福带着那本《诗刊》，一路狂奔，他并没有回京，而是告假回了老家蒲圻，因为他的小爱人王粒儿当时还住在他的老家，谁知一进家门，还没坐下来，妻子就和他说，蒲圻闹翻了！叶文福问是啥事闹翻了，妻子说你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你不知道？叶文福笑了起来，说开玩笑，一个小县城能有几本《诗刊》。妻子说，不是《诗刊》，是《解放军报》！这个时候，叶文福才知道，他的诗被9月4日的《解放军报》转载了。叶文福听后“一下子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叶文福语）。那一霎，他说不上来，是意外，是激动，是兴奋，是害怕。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一次，他是真的闯祸了！
在蒲圻，团聚重逢，夫妻恩爱，但叶文福内心却是忐忑不安，忧思如焚，没住几天，就急忙打马回京，直接去了《解放军报》社。编辑什么也没说，就把收到的两大麻袋全国各地的来信交给了叶文福；叶文福什么也没说，就把两麻袋的读者来信扛回家来，一个人在暗黑的屋子里读了好几天，也自然哭了好几天。一个意外，他把那些信最后全部给烧掉了。而这个行为，从今天看，不像是叶文福。
我们真的无法解释那个时代，也无法解释这种因一首诗而形成的狂热现象。就像一场战争，一次解放，普天同庆；就像人们忍耐压抑了万年的精神大河，一下崩堤了。问题是叶文福也随着这溃堤的大河奔流其中，手把红旗，挺立在峰谷浪尖上，仿佛时代弄潮儿。而他似乎也忘记了他的那些忐忑和不安，恐惧和担忧，惊世骇俗的，竟在此后不久，就又不能遏止地写作并发表了《将军，好好洗一洗》。
叶文福疯了，读者疯了，刊物也疯了。
四
叶文福在浪尖之上，巅峰之上，不知祸之将至。“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三国文学家李康的《运命论》好像就是讲叶文福的。当然，“非之”的不是民众，而是政治威权。而政治家从来都板着面孔，冷酷无情，从不真正聆听颂歌，也不聆听诤言，更不可能接受责难和批判。于是说到叶文福秉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文以载道，忧国忧民，天降大道于斯人，那么他必是也要有着传统士大夫的苦难命定和渊薮吗。而在人类巨大文明进步的今天，这说起来就像笑话，或者不过是中国文人一个精神务虚，而在叶文福身上，竟成了仿佛假设的例证和事实！
其实叶文福能稍微冷静一会儿，他那时应该能够预感天雨欲来、黑云压城的风声和讯息。
先是1981年，《诗刊》社受中国作协委托，举办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有人传出消息，他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全票当选。然后又传出消息，说在评奖结果向上级汇报时，“上级”有位领导以种种“政治”理由，反对这首诗获奖。《诗刊》社得信后，组织评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而那些评委也都毕竟是文人一族，竟是给作协党组打了一个报告，据理力争，说如果群众公认的好诗不予评奖，这次评奖就毫无意义，建议取消！你看看那个年代的文人们，多么执著、单纯和可爱，竟是为了一首诗不惜犯上作乱，要挟逼宫。哪像现在，诗人们贿赂跑奖，厚颜无耻，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评委们笑纳红包，江湖义气，到处招摇过市；而对政治威权则是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彻底丧失了文人最后的颜面和气节。这是一个集体的沦丧，一个群类的溃败。
当然，叶文福评奖，当年那些文人们的凛然大义天地良心，对于权力是没用的，无效的，几个回合的抗辩和较量，终于败下阵来，最后的结果还算不错，将叶文福的另一首诗《祖国啊，我要燃烧》评为优秀获奖新诗。至今想来，我们仍然倒吸一口凉气，难道叶文福从不去认真来思考一下吗？他可能思考过，无数次思考过，但他赤子一般，可能只从诗人和诗歌自身来思考，“以无畏之渺小/领万古悲风/以浩然之大气/吐万里长虹/任你投金颗玉粒/骗不了充血的眼睛/直至咯血而死/气绝而终/渺小决无媚骨/决不附庸”（叶文福诗句）他或者认为他就是屈原的化身，缪斯的化身，战士的化身，英雄的化身，神的化身，担当人间的悲苦和上天的使命，他觉得他已别无选择。
许多年后，叶文福在接受《诗歌周刊》访谈时说，活着的我不是我。
那么接下来，事情就变得有些严重了，或者说并不那么好玩了。我们知道，叶文福在《将军，不能这样做》之后，又写了《将军，好好洗一洗》，可以视为姊妹篇。这首诗初稿于1980年，面世于1981年。和《将军，不能这样做》一样，同样是以一则新闻素材写就的诗歌，并再一次引起全国性的关注和轰动。那么既然是“新闻”，它是不是事实呢？其实不止我在追问，后来“上级”派人也来向叶文福反复追问，所有的读者除了借叶文福的诗歌群氓似的做某种情绪的无度宣泄外，对诗中的将军尤其那个昂贵的现代化“澡盆”更感兴趣。按叶文福说，无需怀疑，也不必追问，包括来追查他的“上级”，包括后来连篇累牍批判他的那些文章的作者，——叶文福称之为“军内豢养的职业打手”，他们都明明知道这样的澡盆的存在。后来发现，追问澡盆的真假存在，都不过是一个发难的借口，根本的是叶文福和他的诗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威权公然示威、进逼和挑战，把官方彻底给激怒了。但一个诗人因一首诗获罪，官方也觉得不妥，弄不好还会给沸腾的民怨火上浇油，况且叶文福这两首诗的内容，固然锐利尖刻，情绪激昂，但你也难以说它有多么恶毒，按今天的话说，它甚或满满的正能量。
他们只能等待机会，而这个机会来了。1981年4月6日，叶文福应北师大学生会的邀请到北师大分院去讲演。叶文福说：“我没有讲稿，在讲台上像自己对自己说话似地踱着步子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反响极为热烈。第二天，又邀请我到北师大本部去讲演。前面几排都是教授，都是坐的小凳子。我又讲了4个小时。讲的过程中，人越来越多，讲演完了挤得教授们站都站不起来……”叶文福在北师大两次长达8个小时的演讲究竟讲了什么，如何轰动，从后来的情况看，那已经不是一个精彩的演讲，而是一个严重的事态。先是北师大的一个女学生给校方告密，说叶文福的演讲与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后来这消息就传到了上面，中央（1981）三十号文件转载的邓小平《在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指名道姓点到了他，大意是说，要是按照叶文福“放肆”的“自由化”言论，那我们要亡党亡国了。云云。至于后来坊说间流传说邓小平在《将军，不能这样做》的后面写了：诗人，不能这样写。叶文福说，纯属子虚乌有，不过民间用它独有的智慧和幽默，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自此之后，对叶文福铺天盖地的有组织的批判及至长达6年的被迫检讨生涯可不是玩笑，黑暗和灾难同时降临。那些年遭受批判的不是叶文福一个人，而是一批，有思想界的、文艺界的，文化界的，他们以对知识分子个体打压和惩戒，来清理新生政权所需要的政治环境。
五
那么叶文福，他究竟是一个异端，还是忠良，换言之，他是疯子，还是赤子。
先来摘编有关他的“行”。
那天叶文福在北海，悲天怆地地哭过之后，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回家。车上人多，他被挤在车门口站着，他再一次望见中南海里高大忙碌的吊车和吊塔。叶文福说，那一刹那，我出怀了！几句诗犀利无比闯进脑海！而叶文福写诗，从来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环境，兜里随时准备有纸笔，专等“灵感”一现，而“灵感”一现，他就不会放过。于是那会儿，叶文福急忙抽出手来，伸进裤兜。由于人多，加之激动，动作大了些，弄得前后左右的人都不高兴。站在他对面的一个高大小伙子对他大声嚷着，瞎动什么呀！叶文福就高举着手中的笔和小本子，也大声嚷着，写诗！奇迹发生了。小伙子开始挪动着，转过身去，说来，在我背上写！叶文福惊了一下，没回应，就在小伙子背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句诗，叶文福说那几句诗正是后来《将军，不能这样做》的“最核心”的部分。叶文福写过之后，就不能自己了，开始流着泪大声朗诵。奇迹再次发生。一车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叫好，拼命地叫好，整个车厢里按现在的话说“秒杀”“爆了”。司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还没到军博站，就把车停在路边，打开门，乘客纷纷跳下，涌向叶文福，把他拖下车，抬起来，欢呼着，把他一次一次抛向空中。那个高大的小伙子更是兴奋异常，大叫，在我背上写的！是在我背上写的！
就在那天，叶文福回到工程兵住处，兴奋过度，精疲力竭，回家后倒头大睡。晚上8点多钟，仿佛上天的召唤，也许是公交车上那些可爱的人们的催促，叶文福突然醒来，他觉得“浑身都是诗”，他要把它写下来，就开始了《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的创作。也不知是什么题目，也不知要写什么，反正要写，但刚一下笔，开头就把他难住了。愣在那老半天，焦灼难忍，他突然想到了1950年国庆节他刚刚6岁的时候，在汀泗桥庆祝解放一周年的演讲比赛大会上，当老师把他抱上土台子，在强烈的阳光下望着无数闪亮的人头，一下就把老师教他背熟了的讲稿忘了个精光。家长、老师在一边看着着急，群众一个劲地在台下起哄，小叶文福一急，叉开两腿，摆开架势，小手猛然向天空一挥，忘情地大叫一声：“乡亲们，我们——解——放——了！”
叶文福当年的那一声忘情地大叫，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的那个十分煽情的开头：“……也许正是你/用抱着机关枪/向旧世界猛烈扫射的手/把抽在我脊梁上的皮鞭/一把夺过/你把我搂在/满是血污和热汗的胸前/大滴的泪水/砰然而落/你抽泣着/抚摸我/浑身的伤疤/厚厚的嘴唇/哆嗦着/你说/孩子/我们/解——放——了——/于是/我赤着脚/小小的脚丫/踩着你/又深又大的脚窝/走进了/新中国……”有了这个开头，奠定全诗的走向和基调，下面就好写了，于是又是哭着，哽咽着，撕心裂肺，终于写到最后一句，笔力千钧，重重落下最后一个感叹号。叶文福长出一口气，看了看，已是深夜11点多钟了。他静坐了一会儿，突然抓起稿子疯狂往外跑，一眼看见他宿舍隔壁还亮着灯，就一头冲了进去。屋子里有人，是舞台工作队的副教导员沈亚军在加夜班画布景。沈亚军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叶文福就把稿子一页一页地念给他听。沈亚军听完后，俩人抱头痛哭。
叶文福因诗获罪，被隔离审查。中央军委纪委派要员到工程兵机关调查叶文福的问题，叶文福准时去了，向那人恭敬地递上工作证，军官证。要员看了，就开始审问，连篇累牍，讲了好半天，然后歪着头，示意要叶文福回答问题。叶文福一脸严肃，突然问道：“你是谁？！”把要员问住了。叶文福说，我尊重你代表的上级，一见面就给你看了我的所有证件，让你验明正身。你呢？你是谁？你说了吗？你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找我谈话，我就不得不回答吗？你要是个骗子呢？我到哪儿哭天去？
我还听到过他的另一则传言，说中宣部派员来找叶文福谈话，谈到最后，叶文福就拿出了准备好的一摞党报党刊，质问来人，你说这些报刊都是你们办的不？来人说是，叶文福用手用力敲击着那些报刊，说这上面你们说我叶文福多么多么好，说我的诗多么多么好，你们还用这些党报党刊批判我不？
1981年《诗刊》社评奖，无论是非曲直，评过了也就评过了，文人遭受不公甚或遭受迫害、迫害致死，在中国，整风，反右，文革，惯常事。但叶文福不愿意了，他觉得这是他的奇耻大辱，他将为此拼死一搏，于是在颁奖大会的头几天，他就制定了一个惊天的行动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还特意买了一双细纱白手套，叶文福说，“想以此显示诗人品德的高贵”。同时，他还专门去买了那个反对他评奖的“上级”的几本散文集子，装在军用挎包里，然后就到京西宾馆参加颁奖大会。
有几个朋友知道他的“行动计划”，出于爱心，也是为了保护他，就把消息私下里告知了中国作协。会议头天晚上，作协的7位副主席集体找叶文福谈话，讲到最后，叶文福竟是唐突地来了一句：“你们请示了巴老吗？”巴老，就是当时的作协主席巴金。叶文福说，老人家们，就别劝我了，我肯定不会妥协的，明天，我肯定要造反！说完，扬长而去。
后来我们知道，他的“行动计划”很简单，就是上台领奖时，带着白手套，拿出那位“上级”的那几本书，砸到他的脸上。那位“上级”那天没去，这让叶文福大为恼火。但他计划中还准备了一份发言稿，说是即使抢，也要抢到话筒在大会上发言。可是台上那天没摆话筒，原来他们早有防备，叶文福彻底绝望了。当主持人在台上宣布并喊他领奖时，叶文福腾的一下站起来，取下军帽，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再坐下，闭上了眼睛。几千人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令人窒息。最后来打破僵局的是《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大姐，众目睽睽之下，她走到了叶文福跟前，说了几句话，真是神奇，竟是劝动了他。叶文福说“仿佛感受到一股魔力”，他就重新戴上军帽，上台领奖，会场的人们并不因此而长出一口气，更没有顿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似乎在静等着，看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惊天的事情。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只是叶文福站在台口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从写第一首诗起，就不是冲着这样的领奖台来的！
朱海燕在《1981年的那段往事》中说，他现在手头上保管了一份叶文福1982年4月22日写的一份检查，极有意思的是，叶文福没用一般常见的“检查”或“检讨”之类的字样，而是以《对自己严重政治错误的认识》为题，其中微妙，不言而喻。朱海燕还听人说，谁见写检讨的人用诗去检查错误的，叶文福就是。他的一份检讨开头是：祖国，我错了！我错了，我的祖国！
叶文福受审期间，中国作协有一天竟是给他发了一张电影票，让他喜出望外，早早地就到了全国政协礼堂大门口，但他并没有进去，而是返回身来，面对门外，背着手，叉开双腿，视死如归。在心里反复要求自己：老子今天就这样站着，任何人不先喊我，我就决不跟人打招呼。结果很悲惨。一拨一拨的人都来了，都是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纷纷从叶文福身边绕过去，没有一个人和他打招呼！对此，叶文福从不去想其中太多复杂的因素，他只看到了那些人的渺小，更看到了自己的高度。
叶文福复出，源自时间的推移，固然官方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到了最后，对他也就有所“松懈”或者“默许”了。叶文福的战友韩作荣，在叶文福受难的日子里，一回回冒着风险去叶文福家，有一天还邀请了诗人李松涛、刘毅然去，大家一起喝酒，谈诗，说到叶文福的《山恋》，自然也说到《将军，不能这样做》，他们认为，这首诗必然在将来会写进中国新诗史。叶文福大受鼓舞，发誓要振作起来，续写新的诗篇。不久他就又写了一首歌颂工程兵的长诗《穿满弹洞的旗帜》，但投出去后，没人敢发表。叶文福曾自嘲地说，恐怕他们都以为我是反革命呢！到了后来，远在新疆的《绿风》诗歌杂志，小心翼翼地发表了叶文福的诗作，看着没事，接着，《人民文学》也发表了他的新作，这便成了叶文福诗歌开禁的信号。自此，叶文福光华四射，重新登上中国诗歌的舞台。
1986年，《星星》诗刊评出“中国十佳青年诗人”，叶文福高票当选。颁奖大会在成都举行，无数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为了一睹叶文福的风采，黑压压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颁奖会结束后，还不让他离场，女大学生们抱着他，吻得他满脸都是唾沫和口红。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把他架到车中，无数只手又从车窗外把小本子递进去，请他签名。人太多，叶文福没办法，龙飞凤舞在小本子上只写一个繁体的“叶”字，随后抛出车外。女孩子们不满意，大喊大叫，乱作一团，坐在一旁的叶延滨说写全名吧，一个“叶”字，人家还以为是叶延滨呢？
2005年11月17日，诗人饶庆年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在赤壁举行。纪念会由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梁必文主持，全国各地诸多有名的诗人都来了，有的登台演讲，有的朗诵诗作。叶文福是赤壁人，与饶庆年同乡，说是师生，但亲如兄弟。因此这个会议他是一定要来，也一定是要演讲和朗诵。他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出场。这个安排，按作者讲，不排除有两个因素，一是他是赤壁走出去的大诗人，饶庆年是他的学生，再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毕竟是为逝者举办的纪念会，多少有一些肃穆和庄严，倘使让他提前出场，“搅得周天寒彻”，怕也不妥。就这样，叶文福最后一个出场，像一头雄狮。一如预想的那样，他上台后一句话没讲，扑通一声，双膝跪下，俯身以拜，整个脸就紧贴在台面上了。跪就跪吧，逝者为大。问题是你跪一会儿就算了，谁知他趴在那里不动了。梁必文见此，赶紧走过去，把他扶了起来，叶文福已是泪流满面。接着他高昂着头颅，气势磅礴，声如洪钟，开始了他的演讲：“我热爱我的祖国，我是以热爱我的家乡的名义热爱我的祖国！我热爱我的家乡，我是以热爱我的祖国的名义热爱我的家乡！”
还有一个叶文福演讲的故事，就是1986年《星星》诗刊举办的那次诗歌节，期间有个朗诵会，叶文福威武雄壮走上讲台，右手向上，猛然一挥，大喊一声：“我的人民呀——！”话音未落，他整个庞大的躯体訇然倒下，当即昏厥在台上……
六
那么叶文福，他究竟是一个异端，还是忠良，换言之，他是疯子，还是赤子。
再来摘录有关他的“言”。
《中国百科全书》：叶文福早期诗作，习惯以明快的笔调反映工程兵战士沸腾的生活和美好的灵魂，走的是五六十年代部队诗人的基本路子。70年代的最后一年，发生了风格的突变，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特征。这时期他的诗是生命激情的直接流泻，是内心深处奔突的岩浆的喷发。这种激情往往表现为对丑恶的无情抨击和对光明的执著追求，这激情显示的是一种人格。从诗歌的审美风格看，它给诗坛带来的是一种阳刚之气，一种壮骨雄风。他不过分追求诗的含蓄，不愿意采取曲折隐晦的表达方式，而是袒露自己的情怀，一任感情流泻，汪洋恣肆。
徐敬亚：如一声断喝！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永远镌刻于中国70年代末的历史留声柱，成为当代“干预诗歌”的先声。尽管被他所制止的，昨天今天明天仍将不断发生，但被制止过的历史将成为另一种有意味的历史。被我称为中国“诗骨”的叶文福先生，其诗其人几十年的遭遇，不仅标明了中国现代诗的不屈硬度，也永远提示着这个国家现代诗生态背景的严峻。然而，诗一旦出发，无人可以阻挡。如果让时间回到英雄出发的时刻，一定会有更多的今天的人同时上路。这就是叶文福曾以身试国的才华之外的进化定律。
北岛：如果将来再有一个什么运动的话，中国的诗歌的希望也只有叶文福了。因为，只有叶文福一个人血性依然！
韩作荣：从本质上来说，一个诗人受到青睐，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其作品和民众的心态以及审美需求契合有关。赤子之心、单纯、飞蛾扑火般的对真的追寻、煤一样“我要燃烧”的炽烈的情感，以及鲜明的爱憎、道德感，和那种极强的现实感与浪漫气息，适合于朗诵让人一听就懂的表达方式，独特的具有强刺激的语境，当时的社会背景等等，是叶文福的诗取得成功并产生巨大反响的因素。
叶文福：36年过去，这个民族至今没有消化这首诗，也就是说，没有读懂这首诗。包括许多朋友，包括许多正面的评论家和反面的小丑，包括许多赞扬者，至今还在说这首诗是所谓反腐第一枪云云。这个民族的浅薄使我心寒犹彻，这个民族的无耻更使我不寒而栗。《将军，不能这样做》是对这一场所谓革命的性质的拷问，对文学有一点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在这首诗中，所谓反腐，不过是进入主题的切口。回望中华民族的历史，封建专制有多长，腐败就有多长，腐败与专制是孪生子，所以我对所谓反腐根本没兴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去考求历史的得失，不去彻底铲除生长腐败的土壤，反腐根本没用，或者说只是制造一个口号，来迷惑这个极易满足的人人都自以为聪明的愚昧民族而已。
叶文福：不管我怎么死，中华民族总有一天要隆重地纪念我。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一起，一定会隆重纪念我。
喻晓：他手握诗剑，与权势决斗，与丑陋决斗，与自己的灵魂决斗，刀剑交加，平仄铿锵，光华灿烂……他是楚人，狂，但狂而不妄；锋芒毕露，但锋芒更显人之肝胆……不仅狂，还有点霸气。叶文福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拘常理，不讲常情。激愤时，拍案而起，即席赋诗；动情处，涕泪交流，狂歌当哭。有人称他“叶疯子”。作为朋友，我以前对他的某些行为也难以接受，间或也有批评，甚至尖锐的批评。他改不了。
有关叶文福的言行现实录，我只摘编、摘录在这里，异端，忠良；疯子，赤子，其实这数十年里，关于叶文福，各种论争和评说，从未停止过，有崇敬，有憎恶；有赞语，有恶言；有起哄，有围观，一切都交给时间，而现实，你或者就把他当做一个好看的“老故事”，一个过时的“老炮儿”。
七
人类文学的肇启，主要有歌谣和神话，产生于文字之前。歌谣决定了叙事形式，神话发生了书写想象。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很早就澎湃着劳动的原始力、生命的原动力和精神的原创力，这便有了先秦“逐鹿中原”的铁血豪情，“百家争鸣”的巅峰人文时代，及其思想、艺术与文学婉丽缤纷的自由与生态，诞生了仿若天命、神授、创世的寓言、神话、诗经、楚辞、先秦诸子，使得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恣肆高蹈，峻极于天。《诗经》《楚辞》是中国诗歌开山之作，并形成中国诗歌源头的两大派系，一派是以《诗经》为大宗，因其《国风》的艺术形式，称为“风体”；一派是以《楚辞》为代表，因其《离骚》的抒情形态，称为“骚体”，二者堪称“双壁”，并称“风骚”，并分别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至为崇高。
先秦之后，韵文文学的叙述形式延续下来，且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包括元杂剧、明清小说，甚至还包括用于日常生活的实用主义文体，几乎都是韵文文学的本质和特征。不仅如此，我们书写用的汉语词组，及其汉字，读音和意蕴都附着了古典的节奏和音韵，可歌、可唱、可吟哦、可朗诵，乃至闻而起舞，歌之蹈之，乃至出口成章，不歌而诵。
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且饶有兴味，那就是从中你发现，从先秦神话、歌谣、诗经、楚辞开始到《红楼梦》止，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完整完美的传统和系统，固然整体上延承的是相对“单一”的韵文文学的实质，但在形式上，每一个朝代或者时代，都开创性地有一个新的文体或者文本出现，并一次性奇迹般，达到那个时代的巅峰状态和高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断然阻止了它。然后经过革命性的白话文运动之后，我们现在交际和写作所使用的语言已经是“成熟”的现代汉语，来自汉译、口语和白话文，但古典的传统并没有也不能完全与之割裂开来。它仍然时时地影响着我们的叙事，影响着我们的结构、言说、比喻和造句，并显示出汉语古典语境独有的隽永、蕴涵、承载和魅力。
那么叶文福的诗歌，其理念和表达，形态和样式，节奏和韵律，及至兴、观、群、怨，同样来自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然而我们和叶文福，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诗歌需要加上两个字：革命。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一个革命时代革命语境下的激情之物，文化专制统治下的政治书写体系的产物。这包括宏大叙事、国家审美，阶级性，以及革命英雄主义、高大全、主旋律、官样化、概念化、主题先行等等，并形成大一统的内容和模式。“双百”不过是方针，“二为”才是方向。以阶级划线，或为朋友，或为敌人，或为鲜花，或为毒草，或为座上宾，或为阶下囚。这种令人恐惧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艺”，从延安整风，经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反右”和“文革”，彻底把写作和写作者征服，都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所有人、所有艺术形式，甚至包括公文、祭文、广告、私人书信、口头叙述、检讨书、大字报，都不能幸免。就连文字、词语、语法、句式，都在改变着从属于“革命”“斗争”的色彩、词性、能指和语意。因此这已不仅仅是叶文福的不幸，抑或几代中国作家的不幸，而是有着浪漫而辉煌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学、中国汉语的不幸。承认并把它作为事实接受下来，这样才有可能说得清叶文福，并能正视现实，审视自身，面向世界和未来。
我们从来不怀疑叶文福的才情、挚诚和天赋，而叶文福一方面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充满傲慢与豪情的疯狂世界，一方面深陷在国家宏大叙事的政治格式中，一种完全功利化、概念化了的非艺术的宏大叙事。诗歌里堆满了词语结石，以及那些吓人的豪言和壮语，宏伟的句式和大词，譬如祖国啊，我的祖国，太阳，大地，天空，人民，歌唱，呐喊，我要燃烧，旗帜，胸膛，雷霆，死亡……这些为我们几代人所熟悉的加诸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大词，无处不在地出现在叶文福的军旅诗、政治抒情诗里，及至他的一些咏物诗、思乡诗、爱情诗、私人生活，也如此操着革命时代所形成的公共话语方式，似乎他要做的，就是把那些公共的语言句式分行排列，或者给码成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状。到了后来由于一首诗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和轰动，让他不知所措，目空一切。他是把一种特殊时期的现实诉求误以为诗歌的力量，把借助新闻事件不乏“爆料”性质引发的民众狂潮当成了艺术的胜利。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文革”结束，二次解放，华夏重生，国家从焚烧过的焦土上站立起来，清理废墟，正本清源，打开家门，迎接春天的阳光；所有的，冰河在开化，土地在复苏，种子在拱土，思想在萌动，到处都有生命的气息，欲望，荷尔蒙，激情和冲动，并急于变革和开放，表达和展现，释放和倾吐，进而迅速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真理大讨论。而悲绝的人们历经磨难，劫后余生，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们渴望物质的温饱，渴望光明，渴望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渴望幸福，美满，长久，渴望日子的平安和精神的自由。
这种渴望源于长久以来的压抑和愤懑，因此与渴望一起升腾而起的，还有对专制权力不可遏制的憎恨和愤怒，对旧时代充满复仇的诅咒和清算，并罪及现实。因此，需要找到出口。他们找到了叶文福，找到了叶文福的诗歌。一场甚至有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诗人参与的全民狂欢开始盛大上演。当然，不单一是叶文福，或者叶文福的诗歌，还有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时代刘心武、卢新华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白桦为代表的反思文学，梁晓声为代表的知青文学，蒋子龙为代表的改革文学，刘宾雁为代表的暴露文学，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再就是叶文福、高行健、沙叶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并囊括了所有艺术形式。因此我们还记得那个时代恢弘景象，任何一部作品出现，哪怕是一首短诗，一首歌曲，一篇小说，一台话剧，都能震撼中国。就像叶文福讲的，一个边远小县城的书店出售《诗刊》，并疯抢一空，被今天的人们视为神话。
我要说的是，我们在无限憧憬和追怀80年代的文学景象时，一直以来，我们和叶文福都发生了错误判断。如上所述，即把一种非常时期的时代情绪误以为文学的力量，把长期精神贫困的普罗大众的狂欢当成了艺术的胜利。殊不知，正是由于精神贫困，才有民众的饥不择食，才有创作的粗制滥造；文化丰盛，才有食客的挑剔，才有大师精湛的美食艺术。排除这些因素，转换时空，今天再回过头来，从纵的方向和横的断面，认真审视解读叶文福和他的诗歌，无论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还是作为文本创造，及至一门文学端顶的语言艺术，叶文福除了某种社会学及至史学的意义之外，究竟具有多少美学的价值。
我们和叶文福这一代人，及至几代人，所能有的思想启蒙、文化教育、阅读视野和写作训练，在“思想专制”“文化革命”“阶级斗争”的红色恐怖下，无人能逃脱注定悲剧的命运，十万八千个筋斗云，原是小丑一样，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文学写作自身，既是激情的喷发，也是宁静的抚摸；既是骨头的坚硬，也是人心的柔软，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技术，而我们和叶文福的悲哀是，几乎没有可能真正理解人文精神范畴的诗歌、美和真理，也不可能从艺术的层面理解象征，隐喻，通感，暗示等诸多现代主义的基本修辞常识，我们只有对写作的热爱，而没有对写作的敬畏。我们甚至没有想过随着时代变革，破坏性地一如死亡疗法，来改变言说方式，重建语言系统，清除我们身上红色的“蛊”。因此如叶文福者，自称一生崇拜屈原，追随屈原，背诵屈原，而他没有认真去想，我们整个人的一生的成长，都在“革命”的洗礼下，“斗争”的锻炼中，“红色”的熏陶下，已经“脱胎换骨”，包括肉体，大脑，精神，感官，包括接受、判断、认知和思辨，即使与屈原共有“政治理想”，及其同为“受难者”，但屈原则是纯粹精神的苦难，贵族精神的苦难，峨冠博带，身佩香草，并把这种苦难转化为诗歌的艺术审美，再通过艺术审美转化为人类共有的宗教情怀，悲悯情怀。叶文福未必没有认识，曾说：“诗的本质，就是痛。痛是可以转换的。转换成爱，转换成对美的赏析和追求，对爱的追求和歌吟；转换成恨，转换成对假、丑、恶的仇恨和鞭挞等等。”但我们看到的叶文福，最后只剩下仇恨和鞭挞，反抗和拼争了。诗歌成为他的借口、标榜，工具和武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甚或把苦难和遭遇视为成为诗人、大诗人的不可或缺，而视世俗的幸福为其不幸，隔离审查他有了，遭受迫害他有了，流放回乡他有了，牢狱之灾他有了，他是否会想着有一天也能像屈原，游於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对着浩浩大江水，美丽奋起，千古一跃。
我这样说，未免太过残酷和刻毒了。叶文福说，活着的我不是我；我也借此说，我说的叶文福不是叶文福。因此就此打住，而一切尚需时间。叶文福，和他的诗歌，无论他坚持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写作方式，及至错过了对已经开放的现代主义的学习，反观，改造和借鉴；无论一首诗的轰动，如何给他带来了人生的无穷灾难；无论群体狂欢是因为他的诗歌自身的艺术，还是由于诸多时代的复杂因素，我们必须承认、肯定并向他致敬的，他没有像他同时代无数丧失良知和气节的作家，用那些宏大叙事来唱赞和献媚，造假和说谎，而恰恰用作了批判，他所能有的批判，并在他受迫害的漫长日子里，面对威权，高昂着比高山巍峨的头颅，一腔热血，满怀忧愤，表现了对诗歌的挚爱和人性的不屈。
仅此一点，就能让当下的文学无地自容，让叶文福高山仰止，载于史册！
2016年1月16日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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