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作者： 世宾
如果诗歌是言说存在之物，那对于诗人来说，我们的时代已没有多少诗意可言了。抬头望去，满眼荒芜。现实的大地上回响着器械的隆鸣；公文、报章和商业广告的文字像病菌一样无孔不入地布满目光所到之处；电讯光缆和各种电磁波在无论你意识到或意识不到的空间里游荡。人类在物质的海洋里狂欢：国内的经济指标，国外的石油斗争乃至战争或貌似公平的海外商业贸易，无不在诉说着物质的欲望和利益的优先权。我们可以说，现实生活已被物质、欲望和利益诉求所占据了，它与古典时期的自然山水，与革命时期被推翻旧世界的热情所通知的社会生活已不一样了。现实中的美已不再存在，或十分稀薄。如果没有批判地描述这种生活，如果诗歌对这种现象不闻不顾，那诗歌就像阿多诺所说的——“诗歌是野蛮的”。
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生存的环境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机械的再造时代，机械已逐渐取代人的地位，成为世界的主宰；世界的空间和时间随着机械的发展，一切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自然世界在不断消逝，再造世界越来越强有力地扩展着它的地盘；文化和政治差异随着商业的交往越来越呈现一致化；各文明的整合使世界越来越趋向一体化发展，地球村的刍模已逐渐形成。对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来说，这也许不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趋势，人类渴望的和平也许会随着全球社群理念的建立而慢慢到来，各国人民将学会把其它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把别人的不幸当成自己的不幸。因为从私有观念来看，人类在资源日渐贫乏的地球上生活，就像一条绳上的蚱蜢。
和平、平等当然不会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它是各文明——无论是强势文明还是弱势文明——互相制约和妥协的结果。如果没有太多的意外，如果地球不会过早毁灭，一个物质高度发达，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开拓外太空的时代必然会到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它体现着人类的利益诉求，它要求人类迈出任何一步的思考必须以科学性和适当性为准则，它被要求要保持极强的时间观和空间感，即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各利益集团、国家之间的关系，达到在一定的时空中获得最大的实现可能。对于现实，我们已不能有过高的要求。把握这一点，亲切理解现实是关于肉身利益的思考，而不是关于终极意义的思考；是以科学性和适当性为基础，而不是以美为归宿地。
毫无疑问，现实的力量无所不在地支配着我们的人生。如果过去漫长的时间中自然和宗教曾给人类提供过庇护，那么时至今日，这一切已在人类有意或无意中被破坏和拆除了，人类能在自己再造的世界寻求蔽护吗所有的再造物都是一把双刃剑，人类必须时刻警惕它可能会伤及自身。但我们已无可选择地置身于现实的世界中，被物质——特别是再造物质及它的技术——所规范，包括我们的生命。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热情和智慧去研究和开拓现实领域的空间。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在内的社会学科或称现实学科都有责任在科学性和适应性的原则下寻找人类幸福生活的道路。
但现实这条道路虽然能使人类过上幸福的生活，却不能使人类活得更加丰富、更加美好，它无法解决精神的贫乏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现实之外必须重新开拓另一领域——精神领域。精神空间必须作为人类生活的另一面存在，像一枚硬币必须有两个面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一样，精神空间的开拓将拓宽人类生存的广度和深度。并且必须强调，这一精神空间不仅仅是现实的对应物，更是现实所无法抵达的边远地带和高蹈虚空，只有这样，精神领域的一草一木才能反过来真正给现实以照耀和提升。这一空间，我们称为梦想世界。
梦想世界是一切美学研究和艺术创造的最终归宿地，它以人类的终极理想和美为寻求的目标，它更多时候与现实的利益诉求背道而驰。可以把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视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洛威尔虽然热爱自己的祖国，曾自愿不附带责任地为海军和陆军服务过，但在1943年，他却因拒服兵役入狱。他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称：“你应该理解，对一个其家族传统像你自己一样，以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和荣誉中获得自我完善的美国人来说，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多么地痛苦。”洛威尔的选择是基于当时美国决定进行一场“不讲宽容和原则”的战争，目的是为了“永久性地摧毁德国和日本”，这样它就使自己与“蛊惑人心的政客和极权主义专制对群众的催眠”沆瀣一气，使1941年开始的反对侵略的爱国战争变得罪恶。洛威尔对盟军在轰炸汉堡和鲁尔区时完全无视平民生命的行为十分义愤，他认为美国的这种行为已与它原本反对的专制政权一般无二。基于此，他决定承担起对祖国的背叛的罪名，“光荣”地拒绝参与这场战争。
在当代，诗歌作为现实和梦想的桥梁，它的责任在于在现实之中，通过言说关于存在直至把世界引渡到存在的世界，因此，梦想即是关于存在的思想资源，也是存在之地的刍形。对于当代诗人来说，他们的全部责职就是从事“渡”的工作。如果用佛家的修行等级来比喻，在当代，诗人不是如来——最杰出的诗人也是如此，他们只是一些修行或深或浅的和尚，他们在生之时，只是在做着渡人渡已的业绩。在当代，诗人没有任何能力和基础来奢谈存在，如果他们的诗歌之中的一部分有幸能触及存在，也是稍纵即逝；在诗人的肉体未死亡之前，我们只能对诗人的一致性保持敬畏之心，而无必要相信他的个体已抵达这一境界。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孟子对境界的划分来判别我们时代诗歌可能到达的顶峰。孟子在《尽心下》一文谈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我们必须清楚，所谓“充实”，是指心中诗中包容着一个现实，有世间的万事万物，了解世间的真相，即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就达到“通”的境界，也即“充实”；所谓“光辉”，就是指梦想，一种超越现实功利，指向终极价值的理想主义当然在孟子的思想中这一向度是指向“仁义”的孔孟思想，与我们的梦想的价值向度是不同的。关于梦想，见后文。。对于我们当代诗歌来说，能达到这一境界便可谓杰出了。布罗茨基曾说：我“自己这些美好的思想亦属二等商品”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代的诗人身上，必然存在着两股无法忽视也无法去除的力量——现实与梦想，这两股力量构成了他们人生的所有矛盾，痛苦和欢乐；这两股力量张力越大，他的个体矛盾性就越大，在某一个时期，由此所产生的美也就越大。在我们这个时代，美既不是现实，也不存在于现实，它也不是梦想，梦想是些基本理念，美是梦想与现实两股力量之间的张力，张力越大，美的强度就越高。由于现实的有限性，它永远不与梦想重合，但作为诗人，他一生的努力，就是要毫不妥协地从事着唐吉诃德式的工作，自作多情地企图把这两者揉合在一起。这种揉合，就构成当代诗歌的基本地形图。这地形图显示两股力量的对垒——现实和梦想的对垒；美产生于对现实真实生存的切入和对梦想的敞开；在这紧张的对峙中，诗歌产生了，人复活了。人的复活在于矛盾性的呈现，在紧张地抗拒物质化、欲望化的过程中，依借梦想的力量，人获得痛感和欣喜，这痛感和欣喜就是存在的证明。
现在，我们来展示诗歌地形图的情况，来倾听诗歌那从未褪色的丰富的声音，看看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它们之间的无限多样化的张力。在每一首优秀的诗歌的地形图中，都体现着两股力量的对峙，我们称之为力量的同构；当我们考察一个诗人的诗歌中的两股力量的所在位置，便能清楚了解和体验这个诗人的诗歌世界有多大，疆域有多辽阔；而这世界，也是“强者诗人”一生所梦寐以求的境地，是他道行的体现。
◆一、现实与梦想同构◆
在所有伟大的诗人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时代在他的内容、思想，甚至语言形式上打下的烙印。内容是时代的现实所特有的；思想是历代精神所延伸，并由伟大的艺术家通过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再认识并加以革新；语言形式的时代特征主要由“强者”艺术家所创造，并被同时代的优秀艺术家继承、完善，最终定格下来。在我看来，语言形式就像天然造化的自然地貌一样，无迹可寻，无根可找，如果有，也只能对经纬度、风向、地震及周围的其它生态、地形进行推测，但总无法真正涉及自然语言本身，就像无人能知道一块石中为什么中间留下一个洞，这是时间和其它一些隐秘的力量的秘密。但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消极地对待语言形式，就像我在《秘密不再躲闪》一诗中所说的：“斧头落在哪里，木头就在那里断开/诗到哪里，语言就到那里”，我强调的是一种天成、自然，它形成的内中的秘密，肯定不是任何理论能道得明的。
是什么在形成一个时代的诗歌整体风貌呢既然语言形式是天成的，那什么可以和必须去追寻的是现实和梦想，它们是诗歌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它们之间的张力便是诗意，便是美，如果它们被语言凝固下来，便是艺术。因此我们会说那些没有或不懂运用语言的人也可能葆有诗意，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已体会了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张力。
何谓现实现实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自然、社会、意识形态生活；每个阶层或独特的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生活环境，但现实包括一切，那些他们没有到达的地方也是诗人必须关注的地方，譬如监狱、贫民窟和作奸犯科者的密谋室，总的来说，现实就是被物质包括自然物质和再造物质通知的地方，它体现了一种有限性。那么梦想相对于现实空间来说就是心灵空间——在这里我不用精神空间，是因为被物质所通知的世界中也存在着一个以科学性和适当性为依归的精神空间。在我们这个时代，心灵空间不是由神明或自然之道所通知的世界，而是由人性——那使人富有良知、爱、尊严地活着的力量——所通知的世界。如果有可能，在未来它依然渴望接通与神明的交往。。它体现了一种无限性，它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触摸到的，它需要有“信”的心灵才能体会和触摸，它必须由有“信”的人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
对于所有时代来说，现实和梦想总是在不断变化。在工业文明之前，现实和梦想还未有大分裂，世界基本呈现一种一致性，物质和精神互相照应。虽然东西方在精神归宿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能在自己的现实世界中找到和谐的对应物：王维的自然精神能够在山涧、松林和归浣女的笑声中找到归宿，杜甫的经世思想能够在秋风中的茅屋和石壕吏的吆喝中沉积他的忧愤；这就像荷马能在人神结合的战争中找到他的力量美学，济慈能在夜莺的啼鸣中复活着爱情的绝唱。但这一切在工业文明之后——世界呈现出分裂的状况，人呈现出分裂的状况，一切必须重新收拾——因此那些依附于自然或现实之物的歌声将不再响起，那些由此发出的声音都是伪声——但那来自遥远的清音已构成我们的记忆，它是我们梦想的一部分。现实喑哑无声，清音遥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经由批判来接通两者的联系，即通过思考“关于存在”来说出“存在”——这个“存在”不是现实，而是诗性的世界。诗人以一生的时间由一首首诗来构筑这个世界，它形成了现实的另一面。
“关于存在”就是学习、了解“存在”所在之地。如何学习有“俄罗斯诗坛的帕格尼尼”之称的象征派诗人康•巴尔蒙特称“向上帝学习”——
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
艺术家，你应向他学习——
倘若你的天赋不高，
请与他共同创造奇迹，
自己把无边的森林培植，
像一只神话里的小鸟，
高高地在空中翱翔，
那里自由的远电在闪光，
那里，沿着蓝色的深邃天穹
永恒的云浪在奔涌。
《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 汪剑钊 译
上帝对我们此在来说，就是历史，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文明之花，它在这个时代强烈地体现为一种人性和人柜的完善渴望。现实和梦想的同构就是把这种渴望注入到我们生存的当下，使梦想与现实血肉相连，我们将在这种融入中体验人生的疼痛和偶尔获得存在的印证的狂喜。
◆二、耻辱与欣喜同构◆
由于世界的分裂和人的分裂，使任何被梦想所照耀的诗人都无法不深深地体验到一种作为人的耻辱感的折磨，这种因耻辱感所产生的疼痛在诗人的一生中久久地弥漫着。它深层次源于人的异化、器械的统治，浅层次源于世界的不平等。我相信一个诗人纵使坐在咖啡厅里，窗几明净，听着悠扬的音乐，但只要他想起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想起某些来自政治和商业的秩序对人的奴役，他肯定会为他的无力感深感羞耻。这是一个具有责任感的诗人的精神基础和无奈的叹息，有时候它与现实层面无涉，有时候它指向的是精神层面上的对某些价值的执着，它依靠一种不被日常所规范的责任感的支持。因此我也请求那些私利分子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我不会因此干涉你不损人的自由。基于这世界的黑暗的客观实在性——那人心之中的怯懦、无可奈何、麻痹、疲倦、智力平庸等个人有限性和身外无处不在的专制、战争、疾病、灾难、死亡等等无法回避的人生困境——它使诗人的一生的耻辱感无法消弥，它是具有“活着的心灵”的人的精神性宿命。这种耻辱感甚至成了诗人的标志。无论哪一个人置身于哪一阶层，生活得怎样，如果他对人类的困境视若无睹，我们可以说这人“没心没肺”，他的世界也不可能是丰富的。
耻辱感是由于诗人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而产生的，它与那些患得患失，因能否获得一碗浓汤而忧心忡忡的私利者是不同的，与那些为满足一时之快的劫掠者就更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些悲悯的人，他们与人类的苦难同在，他们与所有人一起承担了人类的命运。德•阿拉乌若①曾在《早祷》中注目过人类的命运：
我们的饥饿
主啊
日复一日
我们的渴求
是水
还有公正
咸肉在我们脚下
夜幕在我们眼中
我们的道路
主啊
主啊
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呼喊
在我们张开的
手中
丁文林 译
但“强者诗人”不会沉溺于人类的苦难和黑暗不能自拔，由于他们心中还保留一股“信”或“不信”的力量，这力量把他们引领到另一个区别于现实的境地。被“不信”的力量牵引的诗人，他们像波德莱尔一样，听任撒旦的命令的散布，企图以黑暗的力量来对抗现实的黑暗，但他们最终会陷入疯狂和毁灭之中。那些被“信”的力量牵引的诗人，他们像圣徒一样在苦难的大地上跋涉，满眼是沧桑的人生，但他们的心中深埋着光明的火种，他们相信这世界至少有一种来自天堂的力量能与黑暗对抗，并最终统治世界，这种“信”，最终使他们来到一个坚定、宽阔的境地。
关于欣喜，对于具有悲悯情感的诗人来说，如果在他们的生命中有过幸福和平静，也稍纵即逝，他们更漫长的时间是在艰苦卓绝地对抗苦难和麻痹的过程，但他们会因获得人性的照耀而葆有了喘息机会，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才能被一种欣喜、宁静的心态和生命状态所笼罩，但也正是这一瞬间的体验和记忆，最终改变了整个人生的基调，它使欣喜变得切实，可以触摸。普通人的躁动不安，因欲望无法满足的苦恼离他们远去，一个有光的世界便慢慢在他们的诗歌中展开。那些有“信”的诗人所构筑的世界，无论风霜雨雪，无论雷雨交加，远远望去，他们就像一座屹立不动的“村庄”，②“过去和未来在快速消逝，又仿佛全在这里停驻。”在那里面，我们看到了整个人类苦难、恐惧和不懈抵抗的历史。
◆三、消逝与凝聚同构◆
这也是一个瞬间与永恒的问题。既然我们对诗歌的当下性有所期待，那么诗歌就必然要涉及那些有限之物、那些易于消逝的事情。消逝、有限性是生命的常态。我们置身其中，并不断受它的左右，但杰出的诗歌不是在这里叹息、无奈，而必须依靠一种更高的梦想，一种被希尼称为“更伟大的秩序和力量”来平衡这个世界，最终使活着成为一种希望。
在我们有限的肉身生命中，我们肯定是无法超越消逝的，这种规章制度就像我们会跳动的心脏，会呼吸的肺一样，总有一天要停止它们的忙碌，那时候，我们便被无边的静寂所收藏，我们易腐的骨肉将融入大地，这一事实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这往往就是人类虚无感的终点和起点。我写于2001年的《在北京郊外》就是关于消逝之诗。
这是北京的郊外，这是北京的秋天
天空蔚蓝，高远
红的枫林和绿的柳林交错
林间的小路静谧而深远
有人来过，但又走了
时间留不住的，这里也没有留下
阵风吹起了落叶
一天转眼逝去
我深深体验到人生之中，无论美好的或令人痛苦的事情，都像过眼烟云一样，在时间的长河里，可能一点痕迹也不会留下，甚至连记忆都不会留下。人生之中，所有荣耀、声誉、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令人迷醉的爱情，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关于北京郊外，“有人来过”，无论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曾为你留下过痛苦或甜蜜的印记，但这一切总要消逝，总要埋入纷纷扬扬的人生碎片中，并最终像落叶一样消殒于泥土之中。时间与造物主一样都是无情无义的，它们只顾创造和毁灭，一切的人、事都在它们的随意抛撒之间。如果我们只在它们一举一动中徒有叹息和遗忘，那我们便不能证明我们还活着。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像动植物一样在默默无闻的黑暗里消逝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在这种不可更改的制度中有更高的尊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明知道它铁的规律却时时要记住那些稍纵即逝之物或在消逝之中承担了瞬间的命运。这记住和承担拯救了消逝之物，使它们可能会在永恒之中停聚。人类的文明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百折不挠建立起来。
●注释：
①西默斯•希尼认为：“纵然这一形象处心积虑地要表现出骑士风范的效果，纵然有着确定的支柱来支撑这一修辞的道德承担，洛威尔还是实现了一次有效而又崇高的撤退，从事情开始走向可悲的方向上撤回了自己的赞同。”
②对于二战中的美国利益来说，它企图在更短的时间内结束战争，因此采取一些在道德立场上并非能站得住脚但能减少本国士兵牺牲的行为，在国家的立场上，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一点，正是洛威尔们所不能接受的，他们对于自己祖国的文化、未来的责任感和一种比利益更高更美的律令有更强烈的归属感和使命感，这就使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荣誉来捍卫这种精神的尊严。洛威尔的选择有点类似我在2000年12月至2001年1月在广州所进行的一个“诗歌‘污染’城市”的行为艺术。我受到相当广泛的指责，我也承让在公共道德层面上的有过错，但我认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就是能真诚地、富有良知地思考，能够超越大众的视野极限，能够在使人类在更美好和宽阔的方向上生活的向度上进行的思考，并富有勇气和创造性地表达出来。这是一个优秀艺术家的最低限度。”
③正是基于这一道德基础，才使我能义无反顾地去从事反抗城市秩序化的工作。也正是思想的力量在这里为我们开拓了另一片有别于现实的生存空间，它使我们能挣脱日常规范的约束，在更富有终极意义的向度上思考和体验人生的价值。
④也就是这个意思；奥登称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为“次要诗人”，也是同样道理。当一个诗人能把他的全部思想化入他的生命和一切活动中，他便达到了“圣”的境界。但对于当代人来说，为他达到圣的境界的环境已不再存在了。切斯瓦夫•米沃什说：“当我谈论自己所亲身经历的20世纪时，我力图做到诚实：在这方面帮助我的，是我的过错，而不是我的美德。”
⑤人只能在矛盾中挣扎，抗拒着现实那无处不在的物质和短暂价值的诱惑，并借助梦想的力量一次次挣脱那可悲的生存的吸引。人必须在一次次的诱惑中考验自己的忍耐力，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抵制那“眩晕”的吸引力。因此，我们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诗歌终将在“大”与“圣”之间一生徘徊。至于“神”的境界，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人能触摸的，因为我们不知“神”为何物，在何处。但我们时代的永恒性和神圣性像所有时代一样是不会消失的，那梦想的抵达处，便是永恒性和神圣性所在之地，因为这是我们时代的最高领地。
【转载自2016--2—3 “云山凤鸣”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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