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铭思先生致桂汉标的信以及附文■
桂老師:
初一旺角"暴亂"，有些人宣傳香港去中國化。轉來下列 給張同學的<中國的現代化與香港97>一文，對了解中國情況，可供一讀。
可蘊基金名譽主席 何銘思
2016.2.17
●何銘思推薦讀讀《可蘊基金簡訊》第74頁文章——《中國的現代化與香港97》
◆編者按◆
這篇1995年由何銘思主筆為霍英東撰文 《中國的現代化與香港97》闡明:中國必須走現代化富強之路;在追求中國現代化的各個歷史階段中，我們應該明白自己所處的時勢和歷史的責任。
■中國的現代化與香港九七■
——霍英東在歐洲華人學會第八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
（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非常高興又有機會在這個兩年一度的、令人愉快的年會上與貴會的各位朋友和來賓見面。我是以一個香港工商業者的身份參加這次盛會的。本屆年會以《海外華人與中國文化》為主題。中華文化在世界的文明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能夠延續數千年而不衰，自有它存在的客觀道理。它是屬於世界各族人民的寶貴財富，責人會舉行這樣一個重要會議，影響深遠，造福將來。請讓我向貴會表示衷心的祝賀!
我記得一九九一年七月間，我曾在貴會的年會上作過一次講話。現在四年過去了，世界又發生了許多事情，香港和中國同樣發生很多事情。譬如，世界經濟的重心一步步更加清楚地向東亞地區轉移，珠江三角洲已經被人稱為「世界最大的工地」，中國改革開放一步步地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國家的經濟力得到相當的加強.，香港由於更加接近九七而出現的問題多多，等等。本來，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中國推進自己的改革開放路線並取得一定的成果，香港「九七」的回歸都是必然的、正常的、無可避免的，是對世界進步、文明、繁榮的一件好事，只是近年又出現一些奇怪的事端。譬如，「睡獅」、「黃禍」之說忽然又流傳起來。獅子是食人的，醒了怎麼辦?「黃禍」是指蒙古帝國橫掃半個地球的歷史，那時候中國是受害者，傳播這些嚇人的「譬如」的目的是什麼?同時香港也出現種種反常的事端;台灣再次變成某些西方國家的政治籌碼，島內甚至還有人叫出「告別中國」的口號，在中國大陸周邊掀起一個一個波浪。我以為中國人是不會願意見到自己的國家四分五裂，如果我們還有一點自尊，我們不願被人指手劃腳，我們到底做了什麼錯事?我們只是想和世界各民族平等相處，我們只是想走向現代化，我們只是想國泰民安!我不明白引起這些事情有什麼背景，說明了什麼，會變出什麼結果?我只是作為一個長期在香港生活的商人，一個親身感受現代中國種種大災難和大變革的普通中國人，覺得有一些問題，想借今天的大會跟各位交換一下我的想法。
眾所周知，在大約二、三百年前的一千多年間，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繁榮、最富裕、最文明的國家之一。那時，中國貢獻給世界的是《易經》、《論語》、《孫子兵法》、《永樂大典》，世界最早的《甘石星表》、地動儀、渾天儀，特別是被人認為「推翻整個舊世界的四大發明，以及從都江堰、萬里長城、絲網之路、大運河、趙州橋等工程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的智慧和品格。十三世紀末的馬可•波羅從中國返回威尼斯時，把中國當作天堂來介紹，使十四、十五世紀的歐洲人大開眼界。十五世紀後期的哥倫布，正是從馬可•波羅的遊記中對中國著看了迷，才有他後來對世界作出巨大貢獻的地理大發現。
雖然中國也有過幾次拓邊的歷史，但作為一個大陸國家，自十五世紀世界幾個主要國家開始進入「海洋時代」之後，中國至少在國家形態上顯得太過穩健和保守，缺乏新的開拓精神，實際上已隱藏著早晚要落後、挨打的危險，更談不上對海外造成什麼威脅。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三寶太監鄭和。鄭和在一四O五 至一四三三年間，帶著當時世界最龐大、技術最先進的艦隊七次下西洋，比哥倫布的探險早六十年，比達•伽馬早七十年。其船隻二百六十餘艘，裝二萬七千多人;而哥倫布的航行只有三至十七艘船，裝九十至一千五百人。可惜鄭和是官方代表，其出航是與海禁政策一起推行，主要目的是宣揚國威。這與哥倫布為尋找新資源、新機會、新市場而作的私人探險活動完全不同。中國人正是在此歷史大轉折的關頭，失掉了通過兩半球碰撞而引發商業大革命的大好機會。大明帝國為了加強皇朝的專政統治，其政治本位、官本位、權力本位，保守性愈來愈強，而西方為了發展市場經濟，開拓新的道路，使經濟本位、商業本位、財富本位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的發揮。此後，中西方的距離亦因而拉開了。
到十六世紀後期，中國雖然一度開放海禁，廣州、泉州等地，通過菲律濱與美國迅速開發海上絲網之路，但在西方殖民主義的衝擊下，中國很快便退回閉關鎖國，自給自足，自我陶醉的大陸環境中。表面上，直到十八世紀後期，清帝國的人口等於包括俄國在內的歐洲的兩倍，國內市場和貿易也遠遠超過歐洲，國家還處於鼎盛時期。那時，動輒以「經濟制裁」對待外國的不是美國，而是大清帝國。取消口岸、閉市、封艙、禁運、停止與西方商人貿易等命令，清廷一個接一個下達。連林則徐等最有眼光的改革派，也自以為憑茶葉、大黃便能扼制外人生命，常把貿易從甲國轉讓給乙國，以示「制裁」，即所謂「以商制夷」。那時，正是乾隆炫耀「十全武功」的時候。中國人竟不知道一個歷史性的生死搏鬥即將來臨，當局竟還是那樣閉塞，那樣不顧時勢，那樣自欺欺人，卻不知盛世的驕奢早起，吏治的腐敗已嚴重，八旗子弟開始變質，加上人口的壓力大增，邊亂頻繁，天災人禍疊起，長期重農抑商政策與忽視海外發展的消極後果已顯現。就這樣，一個曾經以文明、繁榮著稱世界過千年的東亞大帝國，一個蘊藏著巨大發展潛力的國家，匆匆四、五十年間，竟至一落千丈，中國人百年挨打的屈辱便開始。人類的歷史，沒有比這更大的悲劇了。
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強大時，向世界提供的主要東西，一是最寶貴的精神與物質財富，二是為什麼忽然會盛極而衰，竟至突然敗落的深刻歷史教訓。
大清帝國的突然滑落，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跟鴉片毒品有關。十九世紀卅年代，英國人的鴉片潮水般從廣州倒入，不僅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的經濟，掠走了大批財富，而且腐蝕了整個官僚系統，敗壞了社會風氣，傷害了中國人民的體質。其流毒之深廣，真是史無前例。
大清帝國每年因鴉片而流失國外的白銀一項，達一千多萬兩，接近每年全國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廣州作為當時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城市，亦因市場的被破壞而衰落。
今日的禁毒，已成為世界性的行動。美國為了「禁毒」，甚至可以派軍隊把人家的總統捉回來。但當年林則徐在虎門銷毀毒品的壯舉，只換來英國人野蠻的入侵，被迫簽訂南京條約，要繳付一千九百四十四萬兩白銀的賠款，各種被迫送出的特權和香港的被迫割讓，以及更大規模倒入的鴉片。一個當時還是最龐大、最完備的大陸帝國，從此一蹶不振。
大清帝國的衰敗，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徹底暴露無遺。此後，列強便把中國當做「病夫的遺產」，瘋狂瓜分。從一八四二至一九一九的七十七年間，外國列強強迫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多達七百O九個，其中屬中英之間的就有一百六十三個。到了一九四九年，這種不平等條約竟達一千多個，割地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總計賠款達十九億五千三百萬銀元，相當於清政府一九O一年收入的十六倍、一九O一年全國工礦總資產的八十二倍。被瘋狂掠奪的財物還未計算在內，戰爭造成的損失亦未計在內。僅僅八年抗戰，中國使傷亡三千五百萬人，損失六百億美元。還有總計六十二億多銀元的外債，其中約百分之八十八為軍事、政治性惡債。鴉片戰爭的巨額賠款，百分之七十由廣東負債，還有大批苦力被掠奪出國，廣東的落後亦與此有關。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時道光任皇帝)在中國近代史上簽訂第一個恥辱的「南京條約」。砵甸乍(英侵略軍指揮之一，後出任港督)對耆英(將軍)、伊里布(中堂)發表一番專橫、偽善的講話:「要禁止在英國種植鴉片或禁止這害人的貿易，是不合乎英國的憲法的，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國用專利的權力禁止鴉片的種植，對中國也毫無益處。中國人不將吸煙的習慣徹底掃除，這只能使鴉片貿易從英國手中轉到別國手中。假如你們的人民是具有道德的，他們絕不會染此惡習，假如你們的官員是廉潔守法的，鴉片便不會到你們中國來。幾乎全印度所產的鴉片全銷於中國，假使中國人不能革除吸食鴉片的惡習，假使中國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鴉片，那中國人民總要設法得到鴉片，而不管英國的法律如何」。堂堂大清帝國，為什麼會給英國侵略者指著鼻子數落得無地自容!?「人先自侮，然後人侮之」，知恥近乎勇，鴉片戰爭的歷史和教訓，我們和子孫後代都應當銘記心頭。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中國人在這一千多個不平等條約下受侵略、欺侮、凌辱、踐踏、宰割、歧視、挨打和蒙受奇恥大辱的歷史。這就是中國衰弱時，列強給我們的東西。百年來，以中國之大，歷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竟被擠到世界舞台的邊緣，受盡大小各國的欺侮，簡直焦頭爛額。人類古今之恥，實以此為最。想到這一點，也許會明白今天某些人的「睡獅」、「黃禍」之說究竟是什麼意思了。
我不想在各位學者面前講解中國近代史，只是看到眼下的一些中國人似乎喝了忘川之水，雨過忘雷，忘記了這段歷史而有感而發。在老一輩人心中還有無法平抑的巨大傷痛時，新一代人對這段殘酷歷史卻已幾近無人認識，這不能不使我不無感慨了!
我自己是不會忘記這段歷史的。我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孫中山在廣州就任大元帥，全國要求廢除「廿一條不平等條約」及收回旅順、大連;北洋政府的軍閥正在混戰，英美法日各國正在天津、長沙、北京、上海、廣州接連恐嚇、示威、挑釁鬧事的一年。我十二歲時，中國便進入全面抗戰時期，到香港淪陷時，我才十八歲，高中還未讀完便被迫停學了。我親身感受中國近代的屈辱史，所以，我對近百年來那些為中國尋求解脫之路，前仆後繼地探索和犧牲的先行者，一直懷有崇敬的心情，對他們的事業非常嚮往。這一解脫之路，這一事業，就是開拓中國現代化之路。
近代中國的落伍，應從清順治的海禁、遷海、實行閉關自守的政策開始。這一政策名為防鄭成功、張煌言的反清活動，實際上大清帝國一向推行重農抑商、專制封閉政策和妄自尊大的表現。其結果是扼殺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窒息思想文化的交流。當時的嘉慶皇帝甚至患蠢到有「天朝不寶遠物」之說，連西方人傳來的地圓、曆法、地球儀、火槍、船模、望遠鏡、鐘表、玻璃全當做好玩的貢品。只有鴉片例外。就連極力主張閉關的代表人物琦善家裡還藏有番銀一千萬元，其洋化程度遠超過大貪污犯和坤。
腐敗，一向是中國的致命弱點。據史家的調查，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推行洋務運動時，中國所有軍工、民用和私營企業的資本總額只有二千多萬元，而在大官僚手中的資本卻在若干億兩白銀以上，容閎就說李鴻章一家的私產高達四千萬兩。這些資金不肯用於工商投資，而只是購置田產，揮霍享受，或窖藏起來。比較起來，李鴻章年代的腐敗還遠不如民國的軍閥。
內亂不斷，一再加深中國的危機。民國以來，情況更為嚴重。像廣東的陳銘樞、陳濟棠之戰那樣，山東、陝西、貴州等地也大戰不休。四川在二十二年中的戰亂，竟有四百多次。全國十九年大內戰慘不堪言，經濟、政治、社會混亂到極點，人力、物力耗盡，國家的基礎已近一無所有。
腐敗與動亂會毀滅一個國家，我們必須以此為鑒。正是專制主義、蒙昧主義、腐敗、內亂與外國勢力貪得無厭的欲望、瘋狂的暴力、政治訛詐、兇悍的入侵結合一起，把中國推到落後，挨打的道路上。
這一切使中國在尋求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時，一開始便被迫走到抵禦外侮、救亡圖存的路上，因而要付出特別慘重的代價。而且，現代化的進程也一再被打斷。中國早期現代化之路，確實十分艱難。
事情雖然如此，但中國文化根基深厚，國力衰而未絕，貧而未竭，中國人德性未失，智慧和力量猶在，奮鬥精神尚存。列強的介入，使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各界精英奮起抗爭，一百多年來，未見有停頓之時。從「師夷」、「應變」、「自強」、「求富」、「商戰」、「學戰」、「變法」、「維新」、「新政」、「憲政」等策劃，到悲壯的「救亡」、「圖存」的行動，到雄心勃勃的《實業計劃》和關於「西化」、「歐化」、「世界化」的熱烈爭論，還有義和圓、洋務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解放戰爭等，一個接一個的民族運動、愛國運動和戰爭，實際上都指向一個目標:尋找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中國近現代最有作為的精英，從林則徐、魏源、曾國藩，到洪秀全、李鴻章、薛福成、鄭觀應、黃遵憲，從康有為、譚桐同、梁啟超，到張寒、辜鴻銘，從孫中山、蔣介石、胡適，到陳獨秀、毛澤東、鄧小平，均無例外地投入這一事業之中。
回想本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外國列強似乎總站在中國政治舞台的守舊派一邊，反對新興的力量，更樂於見到中國的分裂，支持各自的代理人，製造混亂，而最理想的，還是把中國瓜分了。
列強對中國的政策之錯誤，其設計之不合時宜，連本世紀初率兵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都清楚地知道。瓦德西曾明白無誤地說過:「無論歐、美、日各國，皆無比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一個千年相繼的、龐大的國家，自有她歷史、地理、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內在力量，外來的一時，勢力，怎可存有無理的奢望!?今天，不論是思想家、企業家、政治家都一致認為，中國已無路可退，唯有排除一切險阻，義無反顧地走向現代化，才會回到世界發展的主流。這樣，只要中國自己不出問題，世界上是再也沒有力量可以阻擋她的前進。
其實，西方人的「睡獅」、「黃禍」之說，與西方現代政治學的成果是矛盾的。現代政治學的成果說明: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愈高，政治會愈開明，社會愈穩定，文化愈開放，經濟愈繁榮。赤貧國家的暴力事件，是富裕國家的四倍。雖然現代化過程可能會出現混亂，甚至可能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動盪幅度最大的歷史時期，但現代化與穩定性是不可分的。為何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反而會有「禍」起呢?
對中國能否走向現代化之路，如果還有一點憂慮的話，那就是中國人自己了。中國近世之現代精英追求現代化的努力，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次。究竟有幾次碰到過歷史性的機遇?三次、四次、五次、六次，都有人說過。在一本叫《九死一生》的書中甚至說是九次。不過，事情是否果真如此就不知道了。譬如「洋務運動」是否真把洋務搬來，中國就可實現現代化?又譬如「新文化運動」，誰為「體」，誰為「用」，爭論非常熱鬧。好像「體用」之說一旦爭得明白，中國的現代化就有望了。是否如此，我自然不懂。我只是想，現代化問題如果只是在文化上進行討論，是會很被動的。還有什麼「立國」之爭，情況也是如此。
我以為，中國人的失誤之一，就是不僅遲遲未真正認識到現代化是無可避免的歷史選擇，而且未能認識到現代化是包括城市化、工業化、世俗化、制度化、民主化，以及民眾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活動的一個有機整體。我們很難想像，任何單一方面的進展，可以導致現代化的實現。
譬如要求民主，我是支持的。但我同時贊成，在目前的中國，民主要與權威有個統一。思想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回事。中國古代就有「民為貴，君為輕」的思想了，為何千百年過去，還未有民主?這說明，民主是個很複雜、很獨特的過程。民主要以科學為基礎，因而要以現代化為基礎。為了得到今天的「民主」，英國人花了六百年時間，美國人花了一百多年時間。其實際所得，還不是真正的民主。英國人得到「民主」，卻又野蠻地挾武力東侵，德國人也得到「民主」，結果是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
章太炎是清末激烈的改革派，後來卻被批為保皇黨，其原因值得專家去分析。中國當然不要有皇帝，但需要有領袖、有權威，要上令下行。人民有權監督政府，腐敗當然要反，做官要有法度，要多聽各種不同意見，人人要心繫國家安危，全心全力把經濟搞上去。民主的風氣，民主的制度，就會在這個過程中一步步發展起來。要想一夜抹去二千年的傳統是不現實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相輔而行的，沒有現代化的物質文明，現代化的精神文明是建立不起來的，沒有現代化的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就會停滯、倒退，甚至於崩潰。古埃及、羅馬、波斯及我國漢、唐盛世，其灰飛煙滅的歷史可以作為後人殷鑒!
歷史的必然是一回事，歷史的事實又是一回事。一個歷史必然的東西，往往人會因另一個歷史事實而被延誤幾百年。作為歷史必然的中國現代化，未必能保證在我們這一兩代人之間實現。
以我的觀察，直到目前為止，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還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在本質上還不是企業經濟，不是資源經濟。其根子就是政企不分，眾多的有權人士不肯轉換角色，不肯放棄可以獵取經濟利益的機會。市場經濟的基礎在於公平競爭，一有權力插手，公平就沒有了，競爭也沒有了，市場更無從說起。至於權力如何導致腐敗，已經是學生的常識了。
中國人非常聰明，有文化、有科學、有技術，同樣有商業頭腦，更有非常輝煌的歷史。但為什麼後來變成一個經濟落後、政治地位低、軍事上挨打、文化失範、社會混亂，似乎萬事不如人的國家?學者們從各個角度進行了很多研究，其中從經濟上看，有一個現象是很突出的:歷來都重農抑商，歷史上，科舉是名成利就的捷徑，一般希望子女讀書考取功名，一朝為官，可以出將入相，為萬氏的父母，以後又當官，又當地主。地主與官僚之間好像形成了一個「生態圈」。這一現象很重要，因為當完官要回家當地主，當官時，就一定要用各種特權掠奪財富，掠得愈多，表示這個官當得愈好，愈有才能，兩袖清風回家的官，必定是「窩囊種」。所以貪污腐化成了舊官僚的一種本能。更嚴重的是，因為回家當地主，首要的事情自然不是拿錢財重新投資去擴大生產，而是購田置物，千方百計顯富比貴。從頤和園到蘇州、揚州園林，莫不窮奢極侈，國家也始終無法完成資本積累，無法進入世界市場。西方近代的資本家，把賺錢、節約、積累看作在行上帝的路。這是舊中國的官商無法學到的。
直到現在，我們在珠江三角洲一些不久前還是苦不堪言的地方，看到一些剛剛小富起來的人，把辛辛苦苦賺回來的錢，大多數放到非生產性的消費上，在生活上擺富比間，超乎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建大樓房，追求美輪美奐，亭台樓閣，湖光山色，極盡豪華氣派。其實，這就是歷史上在一種閉塞農業社會中形成的地主心態的表現。這種風氣於發展生產、搞活經濟非常不利。
資本主義社會是嚴禁官員經商的，而且以保護私人商業、促進民間企業發展為基本國策。西方就出了很多有才能的企業家，而且他們是非常敬業的。美國《幸福》雜誌的封面登過硅谷一位風雲人物喬布斯的照片，三十八歲仍然穿看工作服，自己騎摩托車上班，其私人住宅內還是空空如也。但那時他已經是世界五百首富之一了。
中國商品經濟，春秋戰國前已經存在，商代就有王亥「服牛乘馬」經商，秦始皇的義父呂不韋是大商人，手工業、武器、交通工具都有相當水平，但商品生產卻為王室所壟斷，楚國工尹(工商部長)，其地位僅次於令尹(宰相)，歷代重要商品俱為王室服務，例如瓷器，就有所謂御窯，官窯，最好的工匠都由官府管理，商賈是四民之末。中國確曾有過官商分離、商業繁榮的時候。北宋的《清明上河圖》就顯示了一片生氣盎然的商業氣勢。明末更有禁止官員經商的命令，甚至出現了一些曾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東西。可惜明末經濟發展的進程最終又被政治軍事行為打斷了。
從革命轉向搞經濟，從自然的農業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多種經濟並存，既放手發展個體經濟，堅決扶持國營企業，這條路是不好走的，過去沒有過，很困難，但必須要探索，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不然，何謂改革開放?這種變化是比任何改朝換代的轉變更深刻，更困難，而又更有深遠意義的轉變。為此，政府必須明確轉變職能，健全法制，政企分家，確立有效的稅收制度，切實關注公共事務，其中以建立健全的稅務制度最為重要。政府不應插手經濟活動，而應保持有利於促進市場化、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穩定政策，要嚴禁官商。古有「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之說。但現在是中國產權變革的重要時刻，有些人只要一有機會，使千方百計去吃國家，吃外商，吃群眾。而真正的企業家卻往往被弄得寸步難行。如果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土壤上不能讓私人企業自主經營，這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公平競爭和市場發育，因而不可能與世界經濟接軌。
眾所周知，香港的歷史是與中國近代的屈辱史一起開始的。英國人強佔香港的原意，不需要我們再去說明。問題是入侵者的意願是一回事，歷史發展的結果又是另一回事。
今天的香港已經與好幾個「世界第一」、好幾個「世界中心」的榮譽連在一起。有些國家很少人知道，但香港卻很少人不知道。世界在近百年興起的城市中，沒有一個能與香港相比。我們已經不必要一一列舉她的成就，香港的確已經名動天下。
平心地說，香港今日的成就，過去的港英政府是有貢獻的。其中主要的貢獻是發展了市場經濟，政府對工商業、貿易採取「積極的不干預」的、無為而治的政策。港府只管法律、稅收和公共事務，放手私人經濟，保護私有財產，嚴禁官員介入經濟事務，推行經濟自由主義。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勵大家去發財，政府掌握好稅收的關口。去年香港的稅務收入達二千億港元。閻羅王也懼怕稅務官的，普通人是稅網難逃，企業家發財何懼之有?
但說到底，香港的成就主要是靠中國，尤其是廣東人的勤勞和智慧，靠整個中國大陸的支持。所以，今天的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及整個廣東的經濟，已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而這一點跟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努力關係極大。歷史上，香港一直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地。辛亥革命有八次戰爭是在香港策動的，解放前中共在香港也異常活躍。香港世俗化的、重實用的文化，培養了很多人才。從康、梁到孫中山，包括王韜、鄭觀應，都是在香港受訓練後回國起作用的。民初總理唐紹儀、財長陳錦濤、外長伍庭芳等，都是我母校皇仁中學的前輩校友。在中國新一輪追求現代化的努力中，香港不僅為內地提供資金、技術、設備、人才和國際信息，而且成為大陸與國際接軌的樞紐，特別是成為三千多萬華人與大陸交往的主要關口。而這數千萬海外華人，據說掌握看二萬億美元的資產，這比目前中國大陸的國家總資產大約高四、五倍。
回想中國近百年追求現代化的艱難而慘痛的歷史，可以知道，一個如此龐大、如此僵化的國家，沒有外來能量的輸入，是難以有什麼變化的。所以，今天的中國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而香港在執行這一政策的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我時常想，俄羅斯與東歐的改革，困難重重，成果不大，重要之點是因為缺少一個他們的「香港」。因此，我更加覺得中國一再宣布九七之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是非常重要的，我完全贊成。這表示中國不僅認識到港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認識到香港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努力中有獨特的、無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香港目前的問題確實出自港英政府。中國政策的要點是，除了主權回歸之外，其餘的事情不要大變。港英政府卻好像是在努力製造大變亂的局面。
香港什麼時候有過民主?近年忽然借民主的口號，生出種種奇怪的事端:政制大變，立法局要攬權，新界傳統的村莊又忽然發起女權運動。而其中政府的高地價政策，使房地產十年間升值十倍最成大害。現在，較好的商業舖每英尺上百元的租金，即使普通的商舖，也要幾十元一英尺的租金，所得的利潤幾乎盡付於租項，生意還如何做?結果是通脹高企，成本標升，失業猛增，七家酒店改營別業，幾家大百貨公司關閉，永安、瑞典要虧本，南聯搬入鶴山，不少大集團在冊遷或變相冊遷。香港的競爭力迅速減弱，香港市民的信心大受打擊，百業呆滯，購物天堂漸失去其優異地位。借款供樓的小業主，更是苦不堪言。
政治、社會如此，環境問題亦如此。機場問題、公路問題、碼頭問題、港口問題、維多利亞港已經變成維多利亞渠，非理性的，甚至是非道德的污水排放計劃。總之，破壞性的「發展」到處可見。而這一切，觀察家說，還不過是冰山一角。處於這種情景下，我真不明白港英政府在此管治最後的日子裡究竟想做什麼。
不過，相信大家都會明白，今天的中國確實不再是第一位港督砵甸乍時代的中國。中國走向現代化是沒有回頭路的，香港的回歸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不可缺的一部分。在回歸前夕，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香港社會出現不安、憂慮、波動是難以避免的。但我相信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我相信中國要走現代化的道路，人民要改善生活，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這是十二億人民的希望，任何橫逆都改變不了這歷史的巨流。走向現代化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日漸興旺的珠江三角洲，是香港安定繁榮最大的保證。我相信香港將來仍舊會為中國的現代化繼續發揮作用。香港仍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香港仍舊是中國大陸與世界經濟往來的重要港口。為著香港穩定、持續、協調和公正的發展，為著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香港一切有關人士都應當明白自己所處的時勢和歷史責任。這就是我想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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