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浮云遮望眼■
——推荐重读何铭思先生十二年前一篇旧文
桂汉标
阳春三月，吹响向小康社会目标冲刺号角的全国两会，受到国人和海内外各界广泛的持续关注。其中，实行“一国两制”首个地区的香港话题，自然成了众多海外传媒的报道要点。两会期间，凤凰视频《超级乘客》主持人邀请与会的代表和委员们，作为超级乘客，搭乘凤凰网两会首席公务舱，由驻地前往两会现场，在途中，听听他们今年带来了怎样的提案。其中，主持人邀请到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前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面对“旺角暴乱”后香港敏感沉重的气氛，范徐丽泰直言不讳地批评，搞“港独”是幻想，这些人愧对祖先，他们身后有势力妄图逼中央出手造口实，想尽办法遏制中国发展，港人千万要做明白人。
我观看了这一期的《超级乘客》视频之际，在邮箱里收到了何铭思先生的秘书邓礼波发给我的一封信，信后附有何先生十二年前写的一篇旧作《彭定康到底走了沒有?》。此文当年我曾读过，那时我和几位五月诗社年轻诗人一起，在“祖师爷”韦丘率领下，正奔走于“红三角”青山绿水间，为霍英东基金会和何铭思先生创办并任主席的香港铭源基金，大规模实施“文教扶贫”善举做具体工作。当然对香港回归后的发展，也格外关注。记得当时读何先生此文，颇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为这位东江纵队老战士的赤子之心、博大胸襟、睿智慧眼所感动……
“华章不与时俱老，宏文理当日日新。”今夜，重读何先生的旧作，我依然有耳目一新的感受。这原因是不时看到近期以来香港“占中”、否决政改方案乃至大年初一的“旺角暴乱”等乱象频出，一些极端势力与“藏独”“疆独”“台独”喧嚣遥相呼应，祭起“港独”之旗妄图乱港、破坏“中国梦”的千秋大业。我常常思考：为什么现代化高度发展的香港，如今会如此乱象横生？还是长期生活在香港的何先生看得透彻呵！上个月读到他1995年主筆為霍英東撰文 《中國的現代化與香港97》时，我了解了何先生深厚的历史素养，令我叹为观止。正是有如此丰厚的知识积淀，加上真切入微的现实体验、高度宽阔的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与眼光，使他面对当时香港回归后仅几年的一些暗流涌动，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并敏锐地揭示其根本的症结所在：“我們現在看到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動盪的一切波瀾，都有一個影子，那就是，沒有彭定康的‘彭定康影子’。”
何先生的这篇文章，以充足服人的理据，把彭定康之流的狼子野心，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以之透视十二年后的今日香港乱象，依然是一柄利器！更可令我们重视的是：何先生引用台湾藝術評論家陳宏星关于“后殖民”文化现象的分析：“被殖民文化現象不因殖民時代的結束而消失……”从文化的深层根源上警醒当今和未来一切善良的心灵，在今天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的因子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溶汇于何铭思年轻热血之中。他一生都紧系家国情怀，为民族独立复兴奉献满腔赤诚与力量。如今，何老先生已届九十四岁的高龄，依然爱港爱国初衷不泯，让后辈如我等，感动得几乎落泪。请读一下这篇文章的后面几段语重心长的话吧：
按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香港所保持的，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產方式不變”。不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路線不變。“一國兩制”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愛國愛港，是三條不是兩條，即還有如鄧小平所說：“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权，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一條。
香港各界，不論是甚麼黨、甚麼派，如果不遵守這三條，都不會有好結果。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我郑重向所有五月诗友和所有向往美好“中国梦”的年轻朋友们，推荐何铭思先生这篇日读日新的旧作，让它引领我们“更上一层楼”，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016年3月16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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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铭思先生秘书邓礼波的来信◆
桂漢標先生:
您好! 及你家人都好吧! 覆信印出 呈送 何銘思先生閱。他囑我 向您 鄭重地謝謝。
“五月诗笺”在沒有任何公共資源而在你精耕細作下，育成紅三角區传播文化的新传媒; 在您幫助下，何銘思為霍先生主筆的<中國的現代化與香港97>，很短時內掛網了; 翻開桂老師名下網頁所見，诗友们對您充滿爱意與支持; <五月詩箋 > 影响著广泛地區及東南亞詩文創作的愛戀者。您 值得敬重。盼 勞逸均衡，多多保重。
今有一事商求----在去年中何銘思先生出版《我們這一輩》一書中, 何銘思的第096頁<彭定康到底走了沒有?--何銘思>一文，以及第154頁<對興建港珠大橋的不同意見--何銘思> 一文，何先生請求 掛上“五月诗笺”网站。現付上<彭定康到底走了沒有?--何銘思>一文; 另 <對興建港珠大橋的不同意見> 一文，我未找到軟件。 如您賜與妙筆---編者按(語), 更為感激!
鄧禮波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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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到底走了沒有?■■
何銘思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英國米字旗黯然落下，五星紅旗莊嚴地升起。有人就說：“大英帝國的最後一抹餘暉，隨著它對亞洲最後一個殖民地的告別，在連綿細雨中熄滅了”。
彭定康卻不是這樣認為。他早就說過：“儘管我會離去，但英國，除了從憲制這個重要的角度而言可以說會撤離外，其實並不會離開香港。”英國“不會離開香港”。這是彭定康在1996年最後施政報告中所講最重要一句話。使人難以置信的是，今天事實說明，有遠見的是彭定康。香港近幾年狀況，不能不使人驚訝彭定康的老辣。我們現在看到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動盪的一切波瀾，都有一個影子，那就是，沒有彭定康的“彭定康影子”。而這個影子，可以認為是彭定康最後報告的遺囑。因此，彭定康1996年的施政報告，值得重新審視。
克裏斯•帕騰先生是英國著名的政治搞手。他在1992年7月走馬上任末代港督時雖然取名彭定康，表面標榜穩定與健康發展，卻居然有辦法，三個月後便使香港問題即時變臉。那時，彭定康在他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打著民主旗號，提出香港憲制改革方案，公然對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特區基本法公開挑戰。發起一場“民意”戰，企圖迫使中國改變《基本法》。正如有人指出那樣，彭定康是“在比賽進行到一半時單方面要求改變競賽規劃。”單是那份勇氣，便真是“可愛得緊”。世人也從中領教到這位英國“定康”的手段。可能是彭定康上任時表演太過耀眼。所以四年之後，他為“英國不會離開”所作設計與安排，反而注意的人不多。
1996年10月2日，彭定康在立法會以《過渡中的香港》為題，發表他在港最後一個施政報告。這個報告開宗明義就談“對香港遠大前景的展望”,“致力為香港的美好將來奠下最穩固的基礎”。而第一個標題就是“如常運作”。並聲明，即便逆風而駛，也要“繼續向前”，“為迎接新紀元作好準備”。
應該說，直到彭氏1992年上任前，中英關於香港回歸問題的談判，基本上進展順利。若彭督“如常運作”，“繼續向前”，自然會充滿希望。但彭定康在報告，中聲稱自己目的不在“順利過渡”，而在“成功過渡”。而成功標準當然出自他的設計。所以在報告中他就為未來特區行政長官設定十大計劃，並為國際社會“衡量”未來香港是否實行“一國兩制”列出“16條基準”。 計畫也好，基準也好，都是虛務，不必討論。問題是，彭定康在本應“如常運作”之下的運作，並不如常；他為迎接新紀元作的“準備”，也非一般準備。
彭定康上任之初，以收縮供應手法，一步步吹起一個樓市暴漲價格的肥皂泡。眼看楼市肥皂泡要在1997年破裂，“定康”突然以非“如常”手法，在1996年施政報告中部署大量供應公屋，明確提出“每天建成超過100個新的住宅單位”指標，“目標是在1995至2003年間,為3萬個家庭提供新的居所”,實行賤賣。此政策實施後，基於此情況，地產界老行尊經已提出地產業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會出現嚴重的困難局面。再加上放棄製造業的政策，使香港產業空洞化，又把決定香港命運的一些重要產業轉到英國代理人手裏，精心為特區經濟製造混亂。果然，隨後就有“八萬五”風暴和失業狂潮突然同時席捲香江。
港英政府制訂的教育報告，一向反對增加大學名額，認為增加大學名額，大學畢業生難找出路，會引起社會動盪。但“定康”撤退前夕，又一反“如常運作”，在施政報告中以“我們必須繼續大量投資在教育、訓練和培訓方面”為藉口，實施專才計畫，猛增大學名額，擴大公務員編制，飆升公務員工資，大開福利快車。香港的大學，幾乎是一夜之間從兩間變成八間。結果，香港專才忽然溢出，從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精英階段積怨開始聚集。
為特區政府設計的經濟壓力一旦形成，將來特區政府無論如何運作，是維持福利還是扶持經濟，是縮減工資還是增加稅收，是收容專才還是拋棄專才，都會變成政治風暴的原發點。這時，要動員群眾上街鬧事，便只剩下攪手和輿論準備了。而這一切，在彭督的報告中均已一一作了安排。
彭定康1996年施政報告的核心內容就在這些方面：
——發出“數以百萬”計英國（海外）護照和“16萬”海外居英權證件，讓公務員“擁有在英國居留的權利”。目的只在一點：“建立了一個忠於我們的政治價值觀的管治制度，並根據這些價值觀推行法治，建立一支精明能幹和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隊伍。”
——為“忠於我們的政治價值觀”向香港各界提出一長串要求，包括政制檢討、新聞自由、宗教自由、擴大民主派活動空間、加快民主政制步伐、全面直選、改變政制等，直接為親英派準備一個大舞臺。結果人們就看到，回歸後港府一些高官大談公務員“高度自治”、“忠於自己”、“犯顏直諫”、“新聞自由”、“香港良心”以及各種有關活動，並終於為香港近年的事態發展鋪平了道路。
——認定香港是“難民”城市，以“人權”為幌子，要求用加速“立法”方式促成“民主政治”一夜出現；鼓動“渴求自由的呼聲”，以“法律援助改革”方法，加快培養為“爭取人權和民主”專跟政府打官司的人。彭定康在報告中煽動地說：“假如香港人要保持自主，那麼每一個人，不論來自商界、政界、新聞界、學術界，或者其他社會領袖，以至公職人員都必須群起保衛自主、堅持自主”。甚至發出具體指示說：“那些敢於挺身為香港市民請命的人，都應該各記一功”。於是，特區成立第一天，就有人帶領爭取居權人士及其家長，包圍人民入境事務處，香港居權訴訟風暴突起，直至衝擊政府總部和火燒入境處。直至發展到“七一”大遊行中有人鼓吹“公民抗命”，“以暴易暴”，“人民起來可以變天”。連宗教也一再被推入政治鬥爭泥坑。這件事非常值得深思。
香港治權從英國人手裏交給港人後，中央一直對香港嚴守兩制政策，不抽一分錢稅，甚至連駐軍費用也由中央負責，還處處向香港提供各種援助。為什麼香港在匆匆幾年間，會從一個充滿競爭活力的國際級經濟大都會，忽然變成相互指責、漫駡、詛咒，互相猜忌、搗蛋、拆臺，不絕地遊行、示威、以亂喊口號為樂事，在精神上到處顯得混亂、骯髒、失常的政治城市？
誰動了你的房子？誰動了你的銀子？誰動了你的飯碗？除了你自己以外，我們能夠想到的便只有彭定康先生了。
此刻在大洋彼岸已經不姓彭的克裏斯•帕騰先生一定非常滿足。因為在1996年報告中，他眼睛關注的已經不止是香港問題。他在報告中明確說到：“只要香港事事順利，中國面對的每個問題，都會變得較易解決；反之，這些問題便變得更為棘手。”
如果當時就有人注意這句話，彭氏的醉翁之意，也是路人皆知。對彭定康1996年報告，李光耀有個敏銳的即時評論。他說：“就像一個國民領袖制定出一個行動時間表策動民眾從殖民地中爭取獨立，不像一個即將淡出的殖民地港督的告別計劃，與自己扮演的角色背道而馳。”正是入骨三分之論。
不管正道還是背道，總之一切事件似乎都出自彭定康的部署。今天香港幾乎所有政治表演，都在彭定康最後報告中原則上描繪過。難以理解的只是，為什麼回歸之後的香港當局會幾乎是亦步亦趨地跟著當年彭督的部署走？
眾所周知，殖民主義者每次在其殖民地撤離時，總會“理所當然”地製造一點麻煩。英國作為老牌殖民主義國家，自不例外。彭定康留下那個沒有彭定康的“彭定康班子”，就是最大的麻煩。如果這個判斷不錯，今天港人看到彭氏當年部署得以實施，便不奇怪。正如一些弱小國家，領土殖民時代結束之後，經濟和文化殖民時代便開始。他們拼死爭回的所謂“主權”，只是徒有虛名。實際在經濟與文化問題上，不僅殖民地本質未變，而且還生出種種奇怪現象。這就是大家關心的“後殖民”問題。
香港現在就是面對這類問題。對“後殖民”問題的本質，臺灣藝術評論家陳宏星有一個比較通俗的說明。這個說明雖然不短，但很清晰，值得完整地讀幾段。
他說：“被殖民者不但喪失了政經的自主權，更被褫奪了文化的主體性，強迫地放棄自己的母文化之外，還被要求要認同並接受外來殖民文化的一切所有。也因此，一度是法屬殖民地的越南人民也曾跟著法語教師覆誦著：‘我們的祖先是高盧人’。
“在這歷史時空之下，殖民文化所從事的是企圖系統性地消除被殖民文化之差異性，並使被殖民者在心理上產生從屬的關係，以殖民文化為最高的準則與最後之依歸。如果說政經殖民主義是屬於盜匪式的暴力掠奪，文化殖民主義恰巧相反，因為它是打著進步、文明與理性的旗幟來"教化"野蠻的世界。此殖民文化之優越性強壓橫植于本地文化之上的結果，使得被殖民者日後產生了 ‘失根’、‘失語’、‘記憶失落’ 及‘主體破碎’等現象。
“上述的被殖民文化現象不因殖民時代的結束而消失，相反地，它是殖民時代結束後才會出現的症候群。其主要的病因在於原殖民地國家的知識體系、思維方式與文化價值會繼續地被推廣。今日，民族之獨立並沒有導致殖民狀態之結束，因為在政治、經濟、尤其是文化方面上，被殖民過的國家還是處於從屬的關係之中，而這就是後殖民主義者所欲彰顯出的事實。”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問：1997年後的香港，是否只是徒有虛名的回歸？
幸而今天中國已經不是當年的中國，今天港人也是成熟的港人。不爭氣者只是少數的一些人。今天港人上街，絕大多數只為負資產、只為失業、只為蕭條、只為經濟壓力、只為明珠之黯淡、只為對港府失策和無能的積怨。
而這一切與當年彭督所說“忠於我們的政治價值觀”風馬牛不相及。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要不是別有用心，便是走了眼。
社會各界不可忘記，香港特別行政區所行，是一種嶄新社會政治體制。這種體制，不是北京牌，也不是倫敦牌。董建華是間接選舉產生，彭定康卻是倫敦欽點。按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香港所保持的，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產方式不變”。不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路線不變。“一國兩制”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愛國愛港，是三條不是兩條，即還有如鄧小平所說：“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权，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一條。
香港各界，不論是甚麼黨、甚麼派，如果不遵守這三條，都不會有好結果。
(原載《港人月刊》200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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