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现实和精神成人（节选）■
——为诗歌说一点什么
文/谢有顺
一
应该为诗歌说一点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小说可以畅销，散文可以名世，话剧可以成为政府文化项目，批评也可以寄生于学术场，惟独诗歌，一直保持着边缘和独立的状态。没有市场，没有版税回报，也没有多少文学权力的青睐，它坚韧、纯粹的存在，如同一场发生在诗人间的秘密游戏，有些寂寞，但往往不失自尊。我见过很多的诗人，他们大多以人生作文，以性情立世，热爱写作，尊重汉语，对诗歌本身怀着深切的感情，即便遭到旁人奚落，内心也不为所动，常为自己能觅得一句好诗喝酒、流泪。在这样的时代，还有这么多贵重的诗心活跃在生活的各个角落，确实令人感动。相反，小说虽然热闹，但越来越像俗物，有些甚至还成了混世哲学的传声筒。我见过很多小说家，他们聚在一起，几乎从不谈论文学，除了版税和印数，话题无非是时事政治或段子笑话。这和诗人们的生存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无意于在这种生存状态之间分出高低。我只是想说，细节会泄露一个人的内心，正如圣经所言，“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心被物感之后，写作岂能不受影响？一个日益平庸和粗鄙的时代，势必产生平庸和粗鄙的写作；这个写作大势一旦形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就诞生了。
今天许多中国人正走在这条路上，作家们也普遍被这道洪流卷着走，缺乏自省，作品多为一时一利而写。无病呻吟，心如坚铁，自我复制，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通病，尤以小说、散文为甚。如果作家没有了悲伤和愤怒，没有了灵魂的失眠和不安，如果文学不再是有感而发，不再对人世充满理解之同情，写作还有何存在的意义？中国古人讲人如其人，知人论世，所谓“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这都是老调重弹了，今天却有重申的价值。不能奢望从一颗斤斤计较的心灵里会产生出广阔的文学，正如不能梦想伟大的作品会从浅薄的游戏精神中生长出来。一个时代的写作总是和一个时代的灵魂状况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越过写作者的灵魂图景奢谈文学，这不过是另一种精神造假而已。
文学应该向我们展现更多的信念和诚实，从而告别虚假和平庸；面对触目惊心的心灵衰败，作家们应该尊灵魂、养心力，积蓄健旺、发达、清明的生命气息，来为写作正名。在一个没有灵魂的社会，进行一种无关痛痒的写作，不过是在浪费生命而已——要意识到这一点，需要作家们有一种写作的胆识，真正在文学上精神成人。木心说，“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①这话是很深刻的。没有精神成人，写作就如同浮萍，随波逐流，少了坚定、沉实的根基，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势必像洪流中的泡沫，很快就将消失。
诗歌总是不断地对这种生存境遇提出抗辩。我当然知道，诗人中也有玩世之人，迹近胡闹的写作更不在少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正是当今诗坛的生动写照。但是，相比于其他领域的写作，诗人中有着更多的理想主义者，诗歌也比其他文字更纯粹，更真实，更见性情。文学已经落寞，诗人的激情依旧。真正的诗歌，不求时代的怜悯，也不投合公众的趣味，它孤立的存在本身，依然是了解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证据。
我甚至认为，这些年的文学，最热闹的是小说，成就最大的当属诗歌。在这个时代，仍然有很多诗人，穷多年心力，就是为了探索如何更好地用语言解析生命，用灵魂感知灵魂，这多么难得。当小说日益简化成欲望叙事，日益臣服于一个好看的故事这个写作律令，很多诗歌却仍保持着尖锐的发现，并忠直地发表对当下生活的看法。许多新的话题，都发端于诗歌界；许多写作禁区，都被诗人们所冒犯。诗人可能是受消费文化影响最小的一群人，风起云涌的文化热点、出版喧嚣，均和他们关系不大，他们是社会这个巨大的胃囊所无法消化的部分，如同一根精神的刺，又如一把能防止腐败的盐，一直在时代的内部坚定地存在着。优秀的诗人，总是以语言的探索，对抗审美的加速度；以写作的耐心，使生活中慢的品质不致失传。
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孤独的个人”，使我对诗歌一直怀着一份崇高的敬意。
在虚无主义肆意蔓延的今天，诗歌是“在”和“有”的象征。存在缺席时，诗歌在场；别人失语时，诗歌发声——理想中的诗歌总是这样。诗歌是诗人真实性情的流露，是诗人生命的自然运转和发挥；它为此在提供注释，为当下想象未来；它为生命的衰退而伤感，为灵魂的寂灭而疼痛。诗歌的存在是要告诉我们，在俗常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在凝固的精神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精神的可能。“吾青春已逝/国家依旧年轻/少年们日夜加班/赶制新的时装/老同志老当益壮/酝酿新的标语/啊 人民 继续前进吧/吾一人独自老迈/落伍 腐朽/读《论语》 诵唐诗/韦编三绝 绝处逢生/在自己的秋天/蜕化为古人”（于坚：《便条集》），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世界为什么不是一个梦想/请给我们看看那真正的容颜”（东荡子：《鸟在永远飞翔》），这是一个生活疑问。“我在五金厂，像一块孤零零的铁”（郑小琼：《水流》），这是一种生活状态。在这样的诗歌中，我能分享到一种自己生活里所没有的经验和感受。
因此，我常常在想，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了诗歌，我们到底会失去什么？毫无疑问，经济不会受其影响，社会秩序也会照旧，大家照样工作，照常生活，正如日头出来日头落下，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会因此而有丝毫变化，但我们能不能由此就证明诗歌是无用的、多余的？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嘲笑诗歌的力量，正是源于对一种多余的、私人的、复杂的经验和感受的剿杀，好像一切没有实用价值和传播意义的微妙感受，都不应该存在。这个以诗歌为耻的时代，正被一种实用哲学所驯服，被一系列经济数据所规划，被冷漠的技术主义所奴役。而诗歌或文学的存在，就是为了保存这个世界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它所强调的是，世界除了我们所看见的那些，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关乎理想、意义，关乎人心的秘密和精神的出路。离开了这些个别而丰富的感受，人类的灵魂世界将会变得粗糙僵硬，一片荒凉。诗歌反抗精神的一致性，它激发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存着梦想和希望，因此，有多少个诗人就有多少种诗歌，有多少种诗歌就有多少种生活的可能性。试想，如果没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样的诗句，我们怎能领会汉语的壮阔？如果没有陶渊明，我们怎能想象“采菊东离下，忽然见南山”也是一种高迈的人生境界？
——这并不是对诗歌价值的高估，而是我想借此重申一种诗歌独特的品质。诗歌在今天遭到时代的冷落，试图用投合公众趣味的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处境已经无济于事，诗歌的出路在于退守，在于继续回到内心，发现和保存那些个别的、隐秘的感受。诗歌不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多。钱穆先生说：“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②他对诗歌的理解，说出了诗歌所固有的基本价值。
二
诗人要为另一种人生、为更多的生活可能性，站出来作证。因此，面对诗歌，诗人们不仅是去写作，更是去发现，去生存，去信仰。
意识到这一点，诗歌境界会变得开阔。美国学者马克·爱德蒙森在《文学对抗哲学》一书中说：“哲学家是精英中的一员，而诗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众人中的一人。” ③这可以看作是对诗人精神身份的一种恰当描述。诗歌的“民主”，在于每个诗人都是“一人”，但这个“一人”必须是“众人中的一人”。说句实话，我现在越来越厌倦那种无视“众人”的小圈子话语游戏——经过这些年一次又一次的诗歌革命，用语言撒娇，或者用诗歌写隐私，都是肤浅的诗歌行为，不值得惊奇了。诗歌发展到今天，应该出现一个更广大的整体性变革的图景，局部性的修补或变革，意思已经不大。但是，越来越多的诗人，正躺在现成的语言成果里享清福，没有多少人注意，诗歌在今天正发生哪些整体性的、秘密的变化。
最为根本的变化，在我看来，是文学精神气息的流转到了转折的关键时刻。
二十世纪以来，诗歌发生了革命，用白话写了，但我觉得，有些诗歌的品质不仅没有更朴白，反而更难懂了。尤其是这二十几年来，中国诗歌界越来越倾向于写文化诗，写技巧诗，诗人的架子端得很足，写出来的诗呢，只供自己和少数几个朋友读。这是不正常的。中国是诗歌大国，诗歌情怀在很多人心里依然存在，现在何以大家都不想读诗了？时代语境的变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问题可能还是出在诗人自己身上。诗歌会走到今天这个境地，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诗人把诗歌都写成了纸上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只在书斋里写，和生活的现场、诗人的人生，没有多大的关系。诗歌一旦成了“纸上的诗歌”，即便技艺再优美，词句再精炼，如果情怀是空洞的，心灵是缺席的，它也不过是文字游戏罢了。
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生命气息的。唐代的诗人，生命力普遍是健旺的，他们诗歌里面的精神气场也强盛。李白等人的诗不是在书斋里写的，他们一直在生活，在行动，他们的诗歌活在生活之中，活在人生这个广大的现场里。李白那首著名的《赠汪伦》，就是汪伦来送李白，李白即兴写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据说，汪伦的后人到宋代还保留着李白写的这首诗的原稿。李白当时是有感而发，而有感而发正是诗歌写作最重要的精神命脉。唐诗三百首里，被传唱的那些，基本上都是在生活现场里写出来的。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他登了那个幽州台，才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的。因为有了那个实实在在的“登”，诗歌才应运而生。他是登了幽州台才写诗的，并非为了写诗才登幽州台的。古代的很多诗，都是这样“登”出来的。杜甫写过《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他还写过《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他还有一首《登岳阳楼》，“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这些，都和杜甫的生活现场有关。李白有一次登黄鹤楼，本来想写一首诗，结果呢，“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多么的真实。还有李白那首著名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题目就叫《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送行诗。而“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样的名句，也是有一次李白在宣州谢朓楼设酒饯别朋友时写的。李白他们的诗几乎都不是在书斋里写的，他们一直在生活，在行走，同时也在写诗。他们的诗歌有生命力，是因为他们的诗歌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一直活在生活中的，从未死去。而今天一些诗人写的诗歌，还没传播，就已经死了，因为这些诗歌从来就没在诗人的生活或内心里活过，死亡是它们必然的命运。
诗歌后来一步步地走向衰微，跟国人生命气息的流转不断走向孱弱有关。“五四”时期诗歌再次勃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盛极一时，这何尝不是跟思想解放运动使个体生命变得神采飞扬有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又一次沉寂，直到九十年代后期网络普及，私人经验、身体话语大量入诗之后，一种由欲望和宣泄为主导的诗歌热潮才再次席卷全国。在此之前，文学被思想、文化、知识压抑已久，大诗、史诗、宏大叙事、个人命运感等观念一统诗坛，在这个背景下，强调身体之于诗歌写作的革命意义、强调身体话语在文学写作中的合法地位，具有重要的价值。当时我专门写过一篇长文，就叫《文学身体学》，这算得上是比较早的研究身体叙事的文章了，引用的人很多。我在文章中说，“害怕面对人的身体的文学，一定是垂死的文学；连肉体和身体的声音都听不清楚的作家，一定是苍白的作家。”④但我同时也意识到，当诗人们把书写身体经验迅速变成一种新的写作潮流之后，必将导致另一种危机：对身体美学的简化。很多的诗歌，充斥着肉体的分泌物、过剩的荷尔蒙、泛滥的口水……这些其实并非真正的身体写作，只不过是对肉体（被简化的身体）的表层抚摩而已，如马尔库塞所言：“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⑤这个时候，诗人们写的不再是健全的身体，而是肉体乌托邦。我认为，“肉体乌托邦实际上就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权力，能够阉割和取消身体，肉体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样可能是一种权力，能够扭曲和简化身体。虽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特里·伊格尔顿语），但是，一旦肉体本身也成了一种权力时，它同样可怕。身体专制的结果是瓦解人存在的全部真实性，使人被身体的代替物（以前是仁、志、政治等，现在是性、肉体和欲望）所奴役。”⑥事实果然如此。
只看到生命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温润之心。这令我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⑦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把现代生活普遍简化为欲望的场景，或者在写作中单一地描写精神的屈服感，无法写出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灵魂的面貌也越来越阴沉，慢慢的，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
因此，在诗歌界，也需要重提一个诗人的责任——词语的责任和精神的责任。我知道，很多诗人都会以“写作是个人的事”为由，逃避写作该有的基本责任。“写作是个人的事”本是一句很好的话，但今天已经成了诗人们放纵自己的借口。个人的事，如果不联于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它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写作是个人的，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的事业，也是面对公共世界发言的。这二者并不矛盾。萨特在《文学是什么？》里说：“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个人创造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诗人的理想境界。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苦难和眼泪还如此普遍，面对这些，诗人和作家如果普遍沉默，拒绝担负写作在个人心灵中的责任，这样的写作，确实很难唤起别人的尊重。
因此，萨特提倡作家们“介入”时代，但这样的“介入”，并非简单的社会运动，而是要求介入者首先是一个存在者，在“存在”里“行动”，才是真正的“介入”。艾利斯说的“内心谈话”，萨特说的“存在”中的“介入”，如同鲁迅所说的要作“韧战”准备的忠告一样，其实都可借用来解释诗歌写作。这表明诗人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诗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只有这样的诗，才是存在之诗，灵魂之诗。
●注释：
① 木心：《琼美卡随想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② 钱穆：《谈诗》，见《中国文学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③ [美]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王柏华、马晓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④ 谢有顺：《文学身体学》，载《花城》2001年第6期。
⑤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⑥ 谢有顺：《文学身体学》，载《花城》2001年第6期。
⑦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页。
【转载自2016-05-28 “星星诗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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