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汶川100天》是吴伟光的心血。
有泪、有喜、有趣，还有悲痛后的沉思从“100天”的字里行间中流出，透过每张图片震撼人们的心灵！
用心看，用心想，每一篇文章，每一张图片的后面，都看出一个真实的吴伟光。
今年7月的一个晚上，吴伟光打电话对我说，他把《我的汶川100天》书稿发邮件给了我，要我为即将成书说点事儿。
不知道能说什么。我说。
其实，我根本就没打算对《我的汶川100天》说三道四，文如其人。我了解吴伟光。
吴伟光是我在新闻界广东电视人的另类朋友，他敬业和记者独有的新闻观察能力，当然包括他的文字组织能力，我都是信服的。
就一个吴伟光，让我想想。
二
我认识时老吴时他还不是“高级记者”，只知道吴伟光的正气，让有一屁股狗屎的坏官员敬而远之。
2001年5月我被派驻肇庆后，大约是当年底，我和时任南方日报肇庆记者站站长姜晖从肇庆的封开县采访回途径德庆县吃午饭，一进酒店，姜晖很客气地向一位在坐的中年男子打招呼问好，并随即把我介绍给他：黄耀辉，中新社驻肇庆的哥们。
吴伟光，广东电视台的大记者。姜晖对我说。
吴伟光正在检查他的摄像器材，好像是在回放图像效果，听姜晖一说，连忙抬头冲我点头笑笑说：中新社的？我是广东电视台的，别听姜老板瞎说。
说罢，连忙放下手中的活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作为礼貌我也回敬了自己名片。当时我并没有细看，只是随手塞进了包里，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他的名片被我遗忘在哪儿了。总之，他的名片与我每天出去接到的片子被搁在一起再没动过，要找到的难度肯定不小。
回肇庆的路上，姜晖在车上笑着告诉我，德庆可能又有事曝光了，要不惊动不了吴伟光这家伙。
三
记者除了说好话，还有说“坏话”的时候，而说“坏话”又往往是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和电视的观众最解气的时候，尤其是电视里的“坏话”，生动，易记、易懂，易产生共鸣。
在广州工作时，看广东电视曝光的各地“负面新闻”，每每都被电视里表现出的动感画面所牵动，注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没注意采访的记者名谁。姜晖提醒我后，我才留意在广东电视台播出的“负面新闻”十有八九是吴伟光干的。
与老吴成了朋友后，在云浮的罗定采访一座无人问及的水毁桥时，我目睹村民见到老吴的兴奋场面，看到老吴的“粉丝”如何与他热乎，其场面的动容，远比一个大明星的出现。
吴伟光有一个身份是广东电视台珠江“6.30”的监制，监制是个什么官，至今我也没弄明白。我的“辖地”包括了肇庆和云浮两个地级市，地广事多，经常在采访时遇到各路记者同行，吴伟光也算在其中，除了找地方毛病，老吴也为地方唱赞歌，一来二去，见面的机会多了，偶尔也交换新闻信息，于是逐渐成了朋友，俩人相互信任的好朋友！
第一次打交道是我请他帮忙。当时肇庆有单位搞新闻发布会，因为领导是朋友，我答应找省电视台的记者来捧场，打电话问吴伟光，他爽快地答应了我。新闻“出街”后，主办单位很满意，说老吴够朋友。
其实我与老吴做朋友反差很大，俩人的性格天上地下不同。朋友不止一次问我，老吴内向型，说话斯条慢理，而你骨子里流淌着豪气，是那种遇事果断的家伙，俩人怎么就能搞到一块？别说朋友不理解，有时连我自己也糊涂。
也许这就是缘分，而缘分中蕴藏着我对老吴敬业的敬重。
2007年4月30日晚，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云浮思劳镇出现大面积不明真相的死猪，约我第二天到实地采访。当时，我刚从驻点台湾采访回大陆，整个人还没从高度紧张的 “时差”中恢复过来，再加上有些感冒，因此电话里回答他有些犹豫。可老吴不愿意，说事发地与温氏养猪集团地新兴县很近，是否涉及企业要弄清楚，并开玩笑地说，是你的辖地，你不管？
第二天是五一节，全中国都在放假，但老吴上午八点多就从广州出发，要我开车到思劳镇汇合。由于报料人有些顾虑，不愿与我们见面，俩人只好一路开车寻找。到了该镇，老吴多了个心眼，把车远远停住，说他的车牌容易被人察觉，采访没结束，说情电话就来了，反复强调还是坐我的“别克”目标小。
我笑笑。心想，我的车在当地早就“通天”了。有一年，我接到报料称，当地一个渡口出现过往船只严重超载，无人监管，我随即驱车前往调查，谁知当地一位官员恰好路过码头发现了我的车，打电话向我“问好”，在我把情况说明后，对方立马答复，半个小时内派人整改。
我常想，记者在实事求是把“报料”捅出去外，还有提醒有关部门引以重视的功能，避免事件在其它地重演，但最重要的就是促成事件的圆满解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天我漏掉了一条好“新闻”，但事件却得了到圆满解决，也给当地留了面子，不为“新闻”而“新闻”，有时并不是一件坏事，看事件的结果才是关键。
此刻，我没有把“故事”告诉老吴，因为我不知道即将采访的新闻事件会是怎样？自己有没有驾驭事态发展的能力！
当时正处春夏之交，天气闷热的出奇，空气中夹带着恶心的腥臭气已开始当地上空蔓延。在镇上的农贸市场，村民告诉我们，已经有几天没有猪肉卖了，村里的猪莫名其妙死了，没人敢吃，周边的河涌随处可见被抛弃的死猪。
我们证实了村民的说法，尤其是获悉，有小贩把死猪偷偷卖到外地没人制止时，职业的敏感震撼了我们。实地采访一结束，我们迅速离开事发地，各自向单位发稿。
新闻“出街”后，马上就得到了国家和省有关领导的关注，包括港澳媒体在内，记者蜂拥而至。当地的领导也立马结束休假，紧急部署处理，并邀请我们参与了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
第二天，事发地的空气变了，周边的河涌没有了死猪，最后省农业厅证实事件由“蓝耳病”引发。
村民说，谢谢政府。
事后，老吴告诉我，因及时报道该事件他受到了奖励，意外的是老吴还因此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地方官员应如何应对媒体之类的文字给我看，说是准备参选“高级记者”的论文。
我是整个事件的亲历者，读来感到亲切，论文有凭有据，有节有理，发人深思，也从此改变了我对电视人的看法。
在新闻界，用图像说话的电视新闻，在文字的表述上与平面媒体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各自精彩。但论文字功底，读者眼里的“报人”在文字表述上显得更从容。
这样，就一个吴伟光，校正了我的偏见。
三
2008年5月12日3点左右，吴伟光和我在外地结束采访后，汽车在新兴县与佛山市高明区的一段涵洞里，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吴伟光说，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7．8级（后更正为8．0级地震）大地震，广州有震感！当时我第一感觉是超过了当年唐山7．6级的地震。
我接过老吴的手机看，俩人还在为汶川的“汶”讨论准确读音，最后是通过拼音在手机打字得到印证。
这是我和老吴第一次接触“汶川”。
6月16日，我在云浮采访抗洪，朋友告诉我，云浮市红＋会在19日组织当地志愿者把云浮市募捐价值70多万元的物质送往地震灾区汶川，问我能否随车采访。
我想到了老吴，还有时任南方日报云浮记者站站长张建明，三人同行，第一次踏上让世界注目的汶川，各找各的新闻眼。
9月21日，我随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赴汶川慰问再次踏上汶川土地时，吴伟光却以首批广东援建汶川队员的身份和我相遇了。尽管此前我们也常联系，听他在电话里讲汶川的重建故事，讲多少次死亡的险象还生经历，讲生生死死的环境的恶劣，可一见面，他却只字不提，而是介绍每次成功采访后的故事让我分享，丝毫看不出曾经有过的艰辛。
活脱脱的，就一个吴伟光。
四
准确地说，我早就“读”过《我的汶川100天》了。书里的每个细节，他每次采访后的侥幸活着，吴伟光都不止一次逐句逐字用电话让我“看”。
那时，作者还在汶川，读者是在广东家里的书房。
与现在看《我的汶川100天》不同，书中的故事跃然纸上，真真切切，感人肺腑，常常不得不把泪水抹干再用心读下去。
我的感受不会是最后一个。我确信。
因为，就一个吴伟光！
（《我的汶川100天》 羊城晚报社出版发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