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文”，再说“体”。
与生俱来的声带，加之幼儿园的“见识”，上学后，自然就是“班干部”的料，做过班长，干过班上的这“委”那“委”，而我最惦记的还是“军体委员”，后称“体育委员”、“文体委员”。
“军体委员”有机会在学校的操场对同学“发号施令”，全校出早操时，能站在班级前领操，风头实足，神气之大，远比只限于课室上叫“起立”“坐下”的班长魅力胜百倍，也因为“军体委员”的“体”之缘，年过半百的我，至今还能在篮球场上奔跑，随时挥拍于羽毛球场和乒乓台旁，一招一式的场上进攻、防守、走位等被球友称经过系统训练的，是“食过夜粥”的“老球皮”，输就输在体力上了。
当年云顶矿幼儿园搬迁后，地盘被推平一度成矿子弟学校操场。正值全民学解放军，学校把列队操练当主课，在很长时间里，下午的操场改成了课堂，各班级的“军体委员”把吊在脖子上的口哨使劲吹，在同学面前有节奏地一个比一个吹响来显摆，风头实足，容易满足许多幼小的虚荣心。我不在乎队列比赛结果，只关注队列吹哨的过程，总在想自己拼小命吹出的哨笛声是否响到天外，能否引来更多女同学的羡慕。
那时，我只是二、三年级学生的“军体委员”，但以小学生“吹口哨”图个玩之外，再到读中学后在六矿（红尾坑矿）球场上“吹口哨”却成了“手艺活”，而“手艺活”的启蒙，则是伍家村的矿山子弟学校。
一代人无法理解一代人的童年。我的年代，吃的粮食是父母嘴中抠出的，没有佳肴，有吃就是福，不敢挑食。在学校，学的是“口号”，念的是“语录”，满纸写的是“阶级斗争”，熟悉的歌声，是矿里广播准时播出的“革命歌”。玩着泥沙长大，看电影看演出像年头盼年尾等“春节”。矿里最大的喜事，是晚上灯光球场的篮球赛，能否看懂不说，夜晚亮着灯的球场，就是矿山大小子弟最集中的“闹市”。
像同龄人一样耐不住寂寞，有晚间球场的赛事必去。当年从井口出生地第一次搬家到伍家村后，我就认识了到段家玩的一个大哥哥，除了缠住他说故事之外，他还教会我看球，是他第一个带我晚上从云顶矿到花坪矿看篮球赛的人，也是童年时夜半三更回家后，首次没遭家里大人责备的“大事”。
从球场边嬉闹开始，我逐渐学会把目光聚焦球场上的“厮杀”，尤其是敬仰那些为矿争得荣誉的“篮球人”。每一场球赛的认真看否，都成为次日在学校与同学争高低的资本，把那些矿球队 “知名球员”视为大偶像，津津乐道。
或许羡慕或许好玩获悉真的无聊，上学之后稍长个就开始在学校和矿球场上“玩球”，什么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只要是球，只要是能任性撒野的东西都是手中的“玩物”，直到长大不长个后还不时“玩”，但这时的“玩”只是为了出汗，不再是渴望被羡慕了。
现在的篮球常见私人家中之物，但那年月是“公家”的，很少听说藏于“民间”，而有乒乓球拍的私人不少。我第一个球拍就是舅舅的“红棉牌”，我偷为己有装进书包，与同学“玩”于学校的水泥乒乓台。舅舅知道后说“会玩就送给你。”结果，“红棉牌”让我从云顶矿（二矿）带到了红尾坑矿（六矿）。四年级时，代表就读的龙归社主学校获得全公社运动会小学组的亚军，得到我人生第一张体育奖状。几年后，又拿下了当年红工矿务局全局校运会中学组男子800米亚军。
那年月，同龄人玩不到公家的大球，只能玩私人的小球。从家中弄到8元钱，偷偷买个能打气的小球成了我的宝贝，小球直径约十公分左右，每天上学带在身边，利用下午上学途径矿球场玩一会，除了雨天，天天如此，尤其是暑假，几乎整日泡在球场上。和我一起玩球最多的数姓陈的同学，陈友利的家离矿球场很近，我每天路过叫一声，他准到。
从玩小球变成打大球，从看球到置身球场上厮杀，我记住了何益忠老师和李和平老师。1976年李老师被推荐带工资到广州上大学后，没有了联系，我找了很久无果仍在找。何益忠老师，而我和我的同学们叫他“何老总”。“何老总”在韶关，一直有联系。
1971年，“韶关红卫煤矿”被划入红工矿务局（曲仁矿务局）系列，称之“红工六矿”，即后来的红尾坑矿。为支援新矿建设，当年8月左右，父亲黄连生被称“骨干”之一首批调往援建红工六矿。10月底全家随迁新矿，先是住在六矿东边（后水泥厂），1972年底的一个大雨中，全家再搬迁至六矿本部，也是我在矿山的最后一个家。
说老矿派“人才”援建新矿，全是瞎扯。首批“骨干”其实是“发配”，或是老矿在“解脱”。知情人说，在老矿或是被冤枉的，或是名声不好的，或是家中有病人的，或是在派系斗争中“新贵”权利分配失利的、或是吊儿郎当的、或是家人打架知名的……都被老矿“当家人”以“人才”支持为借口“流放”而出，第二、三批如此，或是到了第四批之后，毗邻“大城市”韶关的六矿，终于成了“香饽饽”，老矿的人发现山这边的好处，这才一个找一个送礼、一个认一个关系，即使快退休了，也千方百计选择到六矿“挖煤”，当中，或许有个把算真人才。
知情人之说，我在首批调入六矿的援建者中得到了印证。
从抗美援朝的炮火中下来后，父亲没有选择回故乡湖南，而是选择参加广东曲仁煤矿的建设并成家立业。由于父亲根基好，经历战火洗礼，有觉悟，被矿里重用，成了“矿司务长”之类的官。60年代初，父亲被一个他曾救助过的老乡诬陷贪污，突然被组织打成“老虎”关押、审查近一年多，结果组织才发现是冤案，还清白之身于父亲，安排在矿通风队上班。
母亲生前说，父亲再不问窗外之事，经常到附近的山塘垂钓，偶尔也带上我，以钓鱼方式帮补家里伙食，或是找人下棋、打牌，或是独自在家那二胡，无人结怨，躲过文革的派系之争。70年代初，父亲被重新“启用”，是矿福利小组成员之一，参与矿里房屋分配事务，备受瞩目。可父亲为矿里的老工人“争房”，又顶撞了矿里新权贵。
父亲为老工人争福利房的两位都姓周，是矿里最最底层的“草根”。一个是住云顶矿井口自行搭建的木房，一个是住花坪矿。记事起就知他们不用上班，在家看病吃药。我小时两家都去过，都叫周叔叔。井口的周叔叔是重组家庭，后分福利房住伍家村，离我家不远，不久过世。之后与周围人一样，我们都改口周阿姨叫周婆婆，周婆婆做了一件让我们全家感动的大事。
1987年1月10日我结婚在六矿设酒宴时，周婆婆获悉后先是求二矿姓何的副矿长搭顺风车去六矿。何是父亲的老乡，第二批从二矿调六矿的，80年代初又从六矿调回二矿。他拒绝周婆婆搭顺风车，称对方年纪大，或捎礼就行别亲自去。周婆婆不干，非去不可。结果，提前一天从二矿走到花坪坐车去韶关，再从韶关硬是用自己的双脚一路走一路问，走到六矿，为的是报答当年我父亲仗义执言，敢无私地为无权无势的老工人争取一点原本就该有的那点福利。
而花坪住的周叔叔，云顶矿的老人应该记得。有一年的半夜，周阿姨在花坪住院急需输血叫醒了全矿的人献血。他是二矿病退的，有困难找二矿，天经地义。周叔叔有一男一女两小孩，按照“规矩”，他的小孩只能回二矿参加工作。但一个病退的老工人从花坪搬回二矿分福利房，可谓难于上青天。但父亲偏不信邪，以理据争，硬是打动了矿福利组成员人的良心。后来周叔叔的男孩在二矿开上了车，女孩在二矿子弟学校当老师，周家成了“人物”，而此前，我家早迁居六矿了。
父亲有老乡情怀，更有同情与善良之心。矿山的人五湖四海，到家聊天的朋友比比皆是，但父亲的人格魅力在认理，认死理，一个不拿原则做交易的人，不惹事，不怕事。得罪了矿上“新贵”，父亲头顶被“人才”的光环，借口成首批援建六矿的“骨干”，随即离开了命运潮迭的云顶矿，父亲风采依然。
云顶矿是母亲的伤心地，离开后，母亲生前只回过一次伍家村。母亲说，人挪活，树挪死。直到父亲1996年12月24日回乡探亲过世，2009年6月13日母亲在广东肇庆又追随我父亲而走，我的父母是一辈子的“矿山人”。
1973年9月红尾坑矿子弟学校开建，原借读矿山附近龙归公社社主大队和马渡大队农村学校的矿山子弟被接回，班级最高是五年级，我和同龄人成了六矿学校开建的首届“大娃娃”。
何老总的体育教育就是从“娃娃”抓起，与李和平老师携手把原本默默无闻的六矿学校的体育，搞得有声有色，在全局学校田径运动会上，曾强居全局中学男子组团体总分第三，而由我和班里六名同学组成的男子篮球队更是“光彩夺目”，拿下全局中学组比赛的银牌。有趣的事，这场冠亚军争夺战在矿务局本部医院的篮球场上，对手居然是在启蒙之“体”的云顶矿的同学之间。
伍家村的启蒙之“体”，承载了我的矿山之情。
从自学打篮球到学校训练打篮球，何老总还教我学做篮球裁判，每逢学校外出打球，由我先吹一场女生比赛，之后上场参与男子队竞争。再之后，又推荐向矿里据说有篮球裁判证的姓罗的裁判员学“吹哨”，或许有些悟性，很快从学校“吹”到了矿球队、局球队的赛场，最终，吊在我胸前的“裁判哨”， 1985年回响于韶关市全市运动会的篮球场上，是一个有篮球裁判证的裁判员。
矿山的启蒙之“体”，让我骄傲。1986年7月从矿山调到韶关市帆布厂宣传科后，厂工会很快就发现新来的矿山“小鲜肉”，不仅媒体人脉广，能在报上写厂里新闻写自己的小说外，还是一个能在厂里组织唱歌跳舞，厂运会能“玩”体育，又做裁判的“文体全才”。当年韶关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工会的老戚对我说：你是公司运动会篮球裁判主力了，不再花钱外请篮球裁判员。
其实调帆布厂前，经矿里朋友吴显添介绍，我结缘时任韶关市烟厂办公室主任吴北海，吴主任也看上了我的“文体”，要帮忙调我进烟厂工会，但苦于当时烟厂没住宿，随即又介绍相识帆布厂副厂长王文业，他们是老乡，结果当年7月，纺织厂，成了我离开矿山后的第一个岗位，从“黑”到“白”。
不服输的理念，被老师根植于大脑。在矿山读书、学打球、学做人、学拼搏，启蒙于矿山竞技场上的激烈，演绎了一场终生的职场追求。
启蒙之“体”，一生受益。
2016年7月3日 肇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