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二十二年沉甸甸的岁月会留给我很多东西，可当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的时候才意识到很多东西蒸发了，消失了。扳着指头四舍五入，我剩下的就除了天花板上的尘埃，就只剩下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的方块字了。曾经的我也羡慕外国人的自由与真诚，所以拼命地学外语，可到头来外语再好，在生活中却是可有可无的，只有方块字，我时时刻刻离不开他们。这不知道是可喜的还是可悲的。他们对我来说有时是个香囊，装着我所有的思维、情感，当跌落谷底的时候拿出来呼吸一下香味，提提神继续攀爬；有时又好像是一个让我闯不过气来的包袱，为什么我要跟方块字相遇，他们的排列组合竟然可以把我欲说不能、有感难言的情感表达得这么到位，而细数所有沉淀下来的方块字，大都是把所有生活解剖得支离破碎的悲剧，我宁愿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让自己活得简单。
但欲罢不能了。
错别字的岁月
记得第一次接触方块字就是最简单的“一”字，外公伸出食指，横放着靠近那排金牙白牙，发声“yi”。第一次接触的句子是纸“人仔”的玩具上写着的“一人做事一人当”，小小的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只感觉有种正气直通入我的丹田，懵懵懂懂中读懂了那是勇气和独立。第一次写的文章是一篇看图作文——《妈妈送伞》。其中有句话“妈妈一路跑着过来的，满身都是泥土……”里把“土”字写成“士”字，老师眼尖，打了个红色的圈然后写下“改正”二字了了。那篇文章只得了22分，妈妈看到了，失望的眼神如鞭子般鞭打着我，甩下一句“你怎么那么笨？！”
后来父母都到广州做生意去了，潮汕人很喜欢做生意，虽然同农民工一样活在城市的边缘，但称不上农民工，或许用农民商恰当点。而我跟着外公一起去潮州住了，并在那里读了小学二三年级。这个时候的我用现在热门的词汇就叫留守儿童，而且是第一批留守儿童。可能我是幸运的，我这个留守儿童没有现在媒体描绘的那么可怜，反而是做留守儿童这几年成了我人生最值得回味的时光。
潮州是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之地，文人墨客如韩愈就在此度过大半生，而且也是一个侨乡之地。我的小学学校就叫华侨小学。
外公登场之前，我还是说一下他老人家吧。外公以前也是当地很有钱的地主，在国内大战的那段时间，他上北方收租金。后来国民党退居台湾，而外公的父亲——曾外祖父一家又是国民党派别的，所以急急忙忙时带走一些黄金就跑到台湾去了，而外公在外却还来不及回来。后来好长一段时间两岸一直都不相往来，外公也失去了联系。后来土改了，外公就一个人孤零零承受着主流的湍急。还好命运给了他知识，他是当地唯一的大学生，所以他60年代初还是当地的英语老师，可是又来了一批批斗士，动不动就批“臭老九”，每个人都可能是个错别字，人人自危。外公被整整整了几年，后来的后来，他又做回了英语老师直到老去。
这么大年纪的老教师，而且又是英语教师，外公又一向德高望重，所以常常有人来找外公写信、写对联或者翻译什么的。这样，我这个外孙女也特别受宠爱。常常会有老师叫我去办公室里吃糖，有时候上体育课没拿到自己喜欢玩的体育用品时，老师就会神不出鬼不觉地给我们变魔法，变出一个球给我们玩。记得当时我们还有上毛笔书法课，我们这些懒小子不懂得怎么用毛笔，后来用了外公的签字笔就大笔一挥起来，横、竖、撇、捺、弯、钩。等到老师检查的时候胆颤不已，没想到老师不仅没发现（当时认为没发现），还夸我执笔有笔走龙蛇之势，大受外公的遗传。
小孩子就是这样，一句话或许就改变了很多很多，就如我在篇文章里写的一样“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老师，到底他对社会有多大的影响，这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很深远”。虽然这句美言存在假的成分，但让一个只考22分的学生从此爱上了方块字。这点闪光点虽小，却成了我的方块字莽原里的星星之火。小学的作文一向都还不错的。
可不是每个小孩都是幸运的。记得五年级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叫伟溪。伟溪写字与常人不同，不仅用左手，而且习惯笔头向外，笔尖向内，姿势就像是老婆婆钩织毛线。我们常常三三两两就课间十分钟跑去跳房子（画上格子，拿石块作为游戏的辅助物，先把石块扔到指定的地点，然后蹦蹦跳跳、飞檐走壁、穿房越脊，把石块拾回来便大功告成），有次我们玩得忘了时间，我们都被老师打手掌心，可能老师打他重了点，他就大叫起来，被老师罚站，于是老师像画地为牢一样地在地上画了一个只能刚好容下两只脚丫子的圈子，叫他站在那里不能动。有多动症的伟溪站着站着就干脆学和尚打起坐来了。老师气得直拍桌子，拽着他想要去见校长，伟溪很害怕，恼羞成怒下狠狠地瞪着老师，然后甩开老师的手就走了。老师更是气急败坏地直奔校长室，“我罚他站，他竟然坐着”“还敢在老师面前拍桌子”“还敢瞪我”“还敢逃跑”……校长过来问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说“没什么事”，我很生气，明明是老师自己拍桌子，为什么说是伟溪？如果不她恐吓伟溪，伟溪会走吗？伟溪第二天回校，只被校长传去训话，回来后也相安无事，我们也松了口气，可是万万没想到的事在后面呢。
伟溪头上长了些疙瘩，所以把头发都剃光了，他就常常带着太阳帽来上课。此老师又没事找事来了，“你不知道上课戴帽子是对人不尊重的吗？”……
后来我拿着同学的作业给老师，刚好见此老师翘着二郎腿，对着伟溪的姐姐说：“你还是把你那个弟弟领回去吧，平时成绩又那么差，只会拖全班的后腿。还敢拍桌子顶撞人……留在学校已经没人管教得了了，校长也没办法，说要开除他”。等他姐姐走后，她又跑到校长室那里大闹一场：“校长，这种学生留着干什么，成绩太差了，留着只会影响学校的业绩。以后出去也只是个人渣，不斩草除根的话，以后如果在外面耍起流氓来，说的可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校长你带出来的学生啊……”看到校长还犹豫不决，她又使出杀手锏，吊起眼泪来：“在那么多学生面前忤逆我，我以后还怎么管理这个班级了……”说着说着大有“他留则我走”的威逼之势。校长没办法只好下放逐令，将伟溪开除了。
作文发下来了——哦，差点忘记说了，刚才此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等我发到伟溪的位子时，还是习惯性地发到他的桌上，幻想着等他回来的时候再次在他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高分作文，还有调侃他为错字大王。后来翻了翻他的作业，老师像平时一样圈了几个错别字，但这次他没在旁边注明“改正”字样，而取而代之的是等级“差”字。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颇有感触，于是写下一首诗歌《错别字的故事》：
错别字/与童年捉迷藏/它总陪着我一起跌倒/化“土”为“士”/秦始皇的兵马俑
22分这对鹅仔/每一个红色的圈点/未出生的宝宝/一起扎在这张白色纸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何时开始/我们也虎视眈眈/以笔为矛歼灭之/嫁祸人格/和耶稣一起捆绑燃烧/只剩下被绑架了的十字架
只有广告将它们束之高阁/食（十）全食美、衣衣（依依）不舍、无屑(懈)可击/他们的价值实现了/却把世界欺骗了
大珠小珠落玉盘
从初中开始，我看了人生第一本长篇小说《花季雨季》，小说里丰富的生活让我合上书，趴在书上慢慢幻想，我的生活除了读书还有什么呢？与哪位异性朋友一起玩得不错，第二天谣言就布满整个学校,社会上三姑六婆的伎俩在学校可算演绎得淋漓尽致。父母是极度注重面子的人，一听说自己的女儿在学校“搞男女关系”，便开始训斥了，别人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也罢了，可父母也怀疑，而且站在其他人战线上跟着轰击，处于叛逆期的我难以接受，所以对我来说，男同学于我可谓是蓝颜祸水。
往后的日子里，收到了一两封情书，说真的心理很是甜滋滋的，但是迫于众目，便在睽睽之下假装生气地把情书撕个粉碎，做不为情动的潇洒状。等到扫地的同学把那些撕碎的蝌蚪字扫进垃圾铲的时候，颇为心痛，但为了避免三八婆的跟踪，为了能成为老师父母眼中的绝对好学生好孩子，为了能成为同学眼中的女侠，总之，活在别人的眼光和嘴边。所以开始学会把所有的梦想都写到自己的日记里，那些只能对自己说的文字。记得写的第一首诗歌《风筝》里有这么几句——
在地上磕磕碰碰/终于飞离了地平线/去寻找无际的天空/可你飞得再高/也得不到自由/你的挣脱只会换来破碎/别哭别哭/想想/只有你能连接童年的天空和大地
这首小诗歌被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每次下学都会绕道而行，像暗恋一个窗户一样，故意假装不经意经过，然后看一眼它们，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平时大大咧咧的我遇到文字才变得特别腼腆。
上了高中后，接触了网络，开始学会开博客，博客的原意本是作为个人的新闻中心，让所有人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但到了我的手里就变成了自己的日记了，明明会被更多的人窥视自己的点滴，但自己却感到安全，只因那些都是不认识我的陌生人，没有人会为你写的东西制造成谣言抑或把你视为怪物。这可能是古人说的“大隐隐于市”吧。
里面还记载着我的卖花生涯叫《卖花的小女孩》，这个标题模仿了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卖火柴的小女孩》。里面记载了我初中时母亲得了病住院，我不得不出去赚钱补贴家用的事。
前面说过了，父母到广州下海去了。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称之为下海，后来才明白，原来下海就是改革开放的浪潮里，一个浪跟着一个浪过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一个浪打个正着，淹没在这片地平线上。父母就是其中一批从城市游回农村的人。母亲就是在上岸没多久病的。我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去赶早市，骑着自行车，后面载着一个纸皮箱的塑料花。买花的人除了想买回家装饰的外，更多的是为了供神的。每个礼拜，差不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婶婶婆婆就会过去买花，有些买一束，有些买一朵。有一些是信耶稣的，做礼拜的时候都需要花，而其他的人更多是信佛的，她们用米饭拼成诸如“出入平安”的字样，然后在上面插上一些花来供佛，拜完了就把花和其他的“纸扎”（潮汕地区用纸做成的元宝啊之类的用于供佛）一起烧了。在潮汕人眼里，火不仅仅意味着将生煮成熟的，还意味着可以将生界、死界、神界打通。母亲就这样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会折一些“纸扎”去拜拜，我特别排斥这种繁文缛节的迷信，可是母亲就不以为然。她不懂得什么叫教育，她老盯着我们的错别字不放，唠唠叨叨，每天都帮我们温习我们的错别字，到头来我们想写对都难。但她还是爱我们的，特别是上过手术台之后，她每次烧香的时候念念叨叨，祈祷着我们的平安，每次把“纸扎”折了再烧，烧了再折，刷新着我们的幸福。
后来我们也搬到了大城市，当我要出外读书的时候，母亲塞给我一张符，是她上次回老家为我求的。我打开这张劣质的纸张，里面写着一个不知道什么字，我不指望这个字能给我的人生带来庇佑，只是，这个字让代表了一个母亲中国式含蓄的爱。
在我高二那年，我外公接到台湾外叔公的儿子打来的电话，说外叔公死了。那一阵子，平时就不怎么爱说话的他更是变得特别寡言。有人说人生就像坐公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没有人能坐霸王车，也没有人能只上车不下车，还好，我们还不知道哪一站下，至少让这次旅程多了些玩味儿。可是外叔公的死似乎是外公下车前的报站服务，外公没过多久也去世了。我们全家都回到老家，在老屋里为他办了丧事。刚开始收到噩耗，我的心很平静很平静，死一样的平静。我以为我能看透生死，但没想到一跨进门看到外公的棺材就摆在中间时，眼泪便不再是自己的了。我们回屋收拾外公的遗物的时候，竟然发现外公还保留着他十几年前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家•春秋
我把外公的文房四宝放到包包里，打量起这个熟悉却有陌生的屋子.这种屋子在潮汕叫做“四点金”，进门就看到一个“天井”（），天井两边就是两间房间，其中一间一般家庭都设置为厨房所用，另一间则为客房，再进去就是大厅，大厅两边有两个大大的房间，右边为大，是主房。每一家每一户左右隔着一条巷子，前后则隔着一个小场，以前多为了晒谷子所用。如今物非人亦非——《老屋》：
走进十五年前的时间隧道/我还是玩沙的小毛头/每一个沙丘/都是一个高而可攀的山峰
我回来了，老屋/带着说不出来的伤感/我回来了，老屋/你会不会怪我们/为了生活离你而去
黑黑的巷壁如同千年老妖/屋顶上竟长满坚强的野草/或者，应该叫小树/生锈的门把/腐化的门闩/推开门的刹那/竟打不开多年贮备的话匣
多年不见的老屋/还是有东道主的好客/常约尘妖来做客/也邀蜘蛛网来挂职/让鸽子来安巢/可否也和我喝喝酒拉拉家常
走上山上低头回首/老屋是一个千年的坟墓/将所有的童年埋葬/纸船 剪纸 葫芦娃/我望着陈年老井/对着里面的自己/剪刀 石头 布
以前认为屋子就是家，等到我们搬离老屋了后，第一次全家人在城市过年，我们像往年一样在门口两边贴了对联，但是门口不大，不能像家里一样买最大号的，我还记得那年我们的对联里写着“和顺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横批为“万象更新”，遗憾的是我们去买对联的时候发现，每种对联都是千篇一律的字体，虽然有着漂亮的花边，但总觉得没有外公写的那么好看了。吃团圆饭了，一向安土重迁的父亲说了句“只要一家人能聚在一起，到哪里都是家”。
说到家庭，我写过这样的一首诗歌，刚好也是由我们的方块字里找到的灵感，题名为《汉字家庭》：
仁
一人立于天地之侧/虽无顶天立地之说/却也有心怀大志/辅助天地苍生之义
好
女，母亲、妻子也/十月写一个爱字/二十年酿得一个家字
子
儿女子嗣也/前辈多喜茂盛枝/晚生只求一枝花
夫
大丈夫扛起一把镰刀/为家人斩荆棘/不学宅男寸步不移/不学花样男弱柳扶风
闯
每个人都是一匹千里马/永做初生牛犊 大胆向前跨/跨得过 就是门/跨不过 就成槛
虽然法国的家庭婚姻观念已经从“自己的妻子没有情人是可耻的”转化为现在的“换妻”。我们中国的家庭婚姻也悄悄变化着，60年代的人是父母之命、门当户对、媒妁之言、敲锣打鼓迎娶，多子多福；70年代的人结婚呢，要先看看“家庭成分”再背背“毛泽东语录”才能领结婚证书；80年代的人就自由恋爱、拍婚纱照、旅游结婚、生子只求一枝花；90年代则更重曾经拥有、大都奉子成婚、拍属于两个人的剧情mv……但无论怎么变，都会出现同一个结果那就是：家。每一个家就像一个方块字，横竖撇捺提弯钩都是家庭成员，里面有着别扭的一画，也有着潇洒的一画，有着被人忽视的一画，也有着顶梁柱的一划……父母是一个家里的部首或者第一个拼音字母，让我们这些垃圾里捡来的笔画在地球字典里都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方块字，唯一的家。每个笔画也因为融入了一个独特的方块字而有着不同的神韵，这种神韵我们叫书法。
从小到大，父亲就给我们灌输这样的思想，我们是一家人。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在我们心里发芽。所以兄弟姐妹即使平时打打闹闹不和气闹别扭，我们一听到自己的家人受欺负受侮辱受不公平待遇，受委屈，心里就会随之义愤填膺，随之揪痛万分。
记得以前由于闹地主，爷爷的财产全被抄家了，也因此自杀了，奶奶也相继去世了。无父无母的父亲流离失所，过了很长时间这种无根的漂泊。他对家的渴望与理解就显得更加深沉，绝对不是我们平时无病呻吟样单薄无力。也不是华侨同胞的漂泊情怀，其最典型的莫过于著名华人诗人摄影家云鹤的一首家喻户晓的《野生动物》：
有叶，却没有茎，有茎，却没有跟，有跟，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动物，名字叫，华侨
一来华侨们再怎么无助，他们至少知道自己的家就是一个正待崛起的东方雄鸡，一片正待升起的东方红。而父亲呢？那个时候的他却在自己的国土上无家可归，这比起我们农民工进城市打拼生活，还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土上领暂住证更为凄凉。
我们不难从父亲的言谈举止上感受到他的历经孤独无助后得出的“归属论”。当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归属于他们60年代的人，然后跟我们小辈的讲他那个时代的“贫穷财富”、“苦难幸福”；当他跟别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把自己归属于家庭，跟别人展示我们的“家和万事兴”和家人的成就；当他走出乡里，他就跟别人分享我们乡的特产和乡土风情……在他眼中，他所归属的集体都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跟我们讲得最多的还是：我们是一家人。
成长于广东改革开放边缘的农村里，我们都目睹着长辈们为生存而起早贪黑的劳累，也常常因此为生活的小琐碎吵架，但无论怎么样，我们心中始终刻有一家人的情。
读书高考考上了省重点中学，高一的同桌是城镇本地人。有一次她望着我说起她爷爷，她说：“今天我爷爷来我们家，我弟弟闹着要赶走他。”我听了很惊奇，她爷爷不但没能跟他们一起住，还受到驱赶。我问她，他补充说：“我爷爷在分家产的时候偏心，他从不关心我们的死活，我都很讨厌他来我们家。由于对他们家的事我知道得很皮毛。我没资格说谁对谁错，但我挺清楚地困惑，那是个怎样的家呢？
后来，全家搬进了大城市，渐渐习惯了城市的金刚铁泥车水马龙，但始终习惯不了这里的人情。关上门，每个家都是一个空中楼阁，不着天不着地。古人说的“远亲不如近邻”是多么的不合时宜，还是“紧邻不如远亲”与时俱进点。是啊，不得不承认，我们可以搭乘宇宙飞船飞上太空，但我们却难以跨几步到邻居家做客。还好，值得庆幸的是，我还知道楼上住着的人中有个80岁高龄的老伯。不，应该说，楼阁的大部分人都知道——就在他离开人世的那天。2006年暑假，我在家里，那天就正在阳台上晾衣服，突然，瞥见一个黑黑的东西从眼角飞下，接着就听到楼下砰的一声巨响，刚开始还以为是楼上人家不小心碰到东西掉下来的。后来我探头一看，黑色的东西变得红糊糊的，旁边也变成红色的。这种红色让人很不安，我慌忙去房里拿来，我慌忙跑去房里来眼镜一看，竟是一个人——跳楼！脑袋突然涨了，全身冷颤。母亲买菜回来，才打听到一些消息，原来楼上的大伯的儿子间正忙着为自己继承的财产和赡养老人的问题打官司，老人家想不开跳楼的。母亲说完，也感叹说：“这样的家，活着干嘛？”我在想像过这样的场景，在这所谓维护公民利益，公正严明的法官面前，我跟我的兄弟姐妹各自顾律师来控诉对方，旁边却坐着一个阴间父亲的鬼魂，心里一阵冰凉惊悚！
后来常常就因这样做恶梦惊醒，即使因此而去姐姐家住的那阵子也这样，挥之不去。白天，我帮姐姐的店里卖东西，晚上就在姐姐家过夜。有一次半夜惊醒过来，看一看手机，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悄悄起来上厕所，怕吵醒姐姐跟姐夫，小心翼翼，但没想到经过姐姐房门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他们在吃东西，姐姐边吃边说：“小声点，不要吵醒小妹，不然不大好意思……这几天怎么收入这么少……你要小心看着小妹收钱……”我怔住了，瘫坐在地上，两手抱头，不知道那个时侯的我在想什么，只觉得地板好冷，在七月天，只感到无家可归，在姐姐在家里。还记得小时候，我俩一起到河边洗衣服，抓鱼，姐姐还为我量身定做了一套漂亮的裙子，裁缝了两天两夜……
闭眼，双手合拢祈祷的歌响起：一家人就像天下飘下来的雪花，一落地便融化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此时，漫步于韶关这座山城的桥边，感受三江带给我的美丽黄昏，走于青少年宫的楼下，偶然看到一老人左手拿着一桶水，右手紧握一根半米来长的木棒，木棒一头包着一些布，俨然一支大型的毛笔，蘸一些水，认真虔诚地在地板上写下长长的一排排字：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 溪头卧剥莲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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