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保森 陈旭红 邓覃贵
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1933年9月至1934年夏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从中央苏区瑞金开始战略转移。10月25日，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的第一道封锁线。
10月29日，中革军委决定通过敌设在粤境城口至湘境汝城、桂东的第二道封锁线。城口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担任奔袭城口任务的是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 11月1日黄昏，营长曾保堂率领一营出发，一夜一昼飞速行军220里， 于2日黄昏，赶到了城口镇外。面对设防坚固，武器精良和弹药充足的敌人，一营在当夜采取突袭的方法夺取了城口。
11月4日，为阻击从广州增援的敌人北上威胁进入城口和湘南的红军，六团一部从城口南下，在铜鼓岭（距离城口镇约十五公里）与先期占领铜鼓岭的敌粤军独立警卫旅彭智芳第三团相遇。战斗持续了两天，红军虽然牺牲100多名指战员，但成功阻击了从广州增援的敌军，保障了军委纵队和主力红军顺利通过城口。
1934年11月6日， 毛泽东随军委纵队到城口。当时，毛泽东身患疟疾大病初愈，身体十分虚弱。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而没有把地图及时展开而大发雷霆。毛泽东分析当时的军事情况，认为在红军向西的道路上，必会有国民党中央军、湘军、广西军阀的部队等敌人的重兵阻截。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夺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毛泽东的计划是红军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
在城口红一军团、红九军团总指挥部（原城口广州会馆，现城口学校）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批评了“三人团”特别是李德确定行军方向和方式的错误，延缓了前进时间。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大搬家”式的行军，认为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主力红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既严重影响了红军主力的机动能力，又失去了一些主动出击歼敌的良机，没有办法进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结果只能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毛泽东还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在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指责他们碰到敌人一打就拼命退却逃跑。口头上天天喊“备战”，实际上天天在“避战”。敌人来了打一下，赶快转移，而不想办法消灭敌人。这样的方式，就像“叫花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叫花子一边走，一边打狗，狗咬不着就行了，也不准备把狗打死。使红军失掉战机，对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敌人也未能消灭。
毛泽东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话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由于“三人团”没有采纳毛泽东在城口提出的正确意见， 固执地坚持沿着红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最终导致红军强渡湘江遭受巨大损失，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毛泽东对自己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着与坚守无人可比。红军长征初期，随队转移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以高度的责任感，“不在其位”仍坚决反对“左”倾错误的指挥。从1934年10月到黎平会议召开，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斗争有7次（即会昌之争、城口之争、宁远之争、湘南之争、渡江之争、通道之争、黎平之争）。
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不顾李德、博古的排挤、打击，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对党对红军的高度责任感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屡谏屡拒，屡拒屡谏，在维护党的统一的前提下，与“左”倾错误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其正确意见也终于被党中央采纳，为以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并最终扭转革命的航向奠定了基础。
（本文参考资料：《仁化县文史专题片解说词汇编》、《长征》王树增著、《长征初期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华网等）
注：该文获仁化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征文纪念奖。朱保森仁化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陈旭红城口镇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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