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和关健，他所有思想意识都是从实践中来，他红军长征初期在城口留下的足迹依然熠熠生辉、清晰可见。
一、城口之争的原因和内容
1934年10月，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转移路线选择在西南方向突破粤军设置的封锁线，然后走赣粤边界进湘南，沿着红六军团西进路线渡过湘江，再掉头北上湘西地区，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战略转移的最终目标是反攻打回，恢复中央苏区。
但是，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这样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问题，博古和李德却一直秘而不宣。他们不仅没有向各级干部、战士和群众进行传达解释，甚至中央政治局也没有开会讨论过，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知道。被排斥在中央决策层外的毛泽东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及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宜章到湘江之间，敌人的防御力量薄弱，湘南广大地区尚无堡垒，红军可同敌人进行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不仅如此，湘南地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于红军开展斗争。因此，他提出，野战军应西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越过诸广山进入湘南，跨过粤汉路到水口山地区休整补充待机。但他的建议遭到拒绝。
当毛泽东知道最高“三人团”决定只带少数机关人员，并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时，又马上坚决反对。他认为行军途中领导同志在—起，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彼此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从而形成集体智慧，以利在艰难的突围中少犯错误，减少牺牲。所以，他主张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他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的支持，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各梯队。
10月21日晚，部队开始突围。由于红军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有“借道”的秘密协议在先，所以部队很快突破了陈济棠部所构筑和防守的、由信丰至安远的第一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并未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因此，蒋介石举棋不定，—面电令“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主力集结待命，一面电令南路军和西路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边境构筑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蒋介石的举棋不定给中央红军创造了战机。当中央红军迫近湘南时，汝城只有地方部队两个团和新调来的第六十二师一个旅，第六十—师一部分，仁化地区仅粤军一个旅。这时，中央红军如能抓住敌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是有可能的。
但是，急于夺路西进的博古、李德等人，采取了避战的方针，决定向文明司前进，在坪石过粤汉路取宜章、临武。对此，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应该挥师向北越过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转到永丰、蓝田、宝庆地区摆开战场，歼灭围追敌军。然而博古、李德等人置之不理，仍然命令红军沿湘粤边界的崇山峻岭西进。
当时，红军采取的是“大搬家”式的行军方式，携带大批物资，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只走10到15公里。结果部队白白地浪费了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
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占领广东仁化城口后，11月6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来到城口。在城口，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批评“三人团”特别是李德确定行军方向和方式的错误，延缓了前进时间。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大搬家”式的行军，认为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主力红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既严重影响了红军主力的机动能力，又失去了一些主动出击歼敌的良机，没有办法进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结果只能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在城口，毛泽东还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在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指责他们碰到敌人一打就拼命退却逃跑。口头上天天喊“备战”，实际上天天在“避战”。敌人来了打一下，赶快转移，而不想办法消灭敌人。这样的方式，就像“叫花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叫花子一边走，一边打狗，狗咬不着就行了，也不准备把狗打死。使红军失掉战机，对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敌人也未能消灭。
二、由于博古、李德等人没有采纳毛泽东在城口提出的正确建议，引发了下面几次之争
一是宁远之争：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突破了湖南何键部、广东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尽管没有打大仗、硬仗，但长途行军、气候渐冷、水土不适等，也使红军减员2.2万余人，主力红军只剩6.4万人左右。看着红军队伍一天比一天少，毛泽东心急如焚，如果像这样走下去，红军是没有前途的。当红军到达湖南宁远之后，敌情越来越严重。红军白天遭敌机干扰，大路受敌阻击，大量部队只能利用夜间行进在偏僻的乡间小道，又带着大量辎重，因此行进迟缓。当西进至湘江一线时，毛泽东建议：红军不要过潇水、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北上，攻占零陵粟山铺，再转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与敌作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毛泽东这个关于红军进军方向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却被李德、博古拒绝。
二是湘南之争：11月18日，红军分兵两路，一路前出道县，一路前出江华。11月22日、23日，红一军团红二师抢占道县。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领湘、粤、桂军和中央军26个整师、30余万兵力，分五路前堵后追，左阻右截，迫使红军进入湘江以东的全州、灌阳和兴安三县交界的东西不足60公里、南北不到100公里的三角地区。并沿湘江、潇水两岸建起大小碉堡550多座，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以其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再加上潇湘“天堑”，将红军“围歼”于此，蒋介石亲往南昌行营督战。
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不顾李德、博古的排挤、打击，又一次提出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湘桂铁路到宝庆地区，诱敌决战，歼敌一路或一部，夺取反“围剿”胜利的建议。李德、博古依然对毛泽东的建议不屑一顾。
三是渡江之争：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兵分两路渡湘江，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红八、红九军团等部为侧应，从后面和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而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红军在全州过湘江时，一举将红军全部消灭在湘江。
面对如此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博古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当红军进入广西边境时，毛泽东再三向中央郑重地提出建议：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西渡灌水，也不应在界首渡湘江翻过越城岭高山，而应该转师北上，在黄沙河渡湘江，经白牙市（今东安）转沿扶夷水东岸，向东北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歼敌。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在这最后的关头，李德、博古依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使中央红军陷入损失空前的湘江血战。惨烈的湘江之战，红军人员折损过半，部队由6.4万余人骤减到3万余人。
四是通道之争：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再也无法容忍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的瞎指挥，他愤怒疾呼：“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张闻天和王稼样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
12月11日，红军攻占了湖南最西南端的通道县城。这时，国民党军为阻止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在通道的东面和北面即城步、绥宁、靖县一带构筑堡垒，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去钻。面临五倍于己的强敌，遭受严重损失而且苦战后未获休整的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又陷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甚至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也使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再也不能照原来的办法打下去了，必须下决心来一个根本的转变。
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外举行了扩大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关于部队作战方案和行军方向问题，会议一开始便陷入激烈的争论。
对李德无视现实、机械带兵的计划，毛泽东坚决反对。他指出，部队不能再向湘西前进，要放弃与贺、萧部队汇合的计划，改道向贵州前进。他大声疾呼，数万红军官兵的流血牺牲该是让人清醒的时候了！不能再执迷不悟了!
他反驳李德说：行军路线对不对不在于是谁决定的，现实情况才是最好的说明！眼前三四十万敌人已经布下口袋，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钻？如果再按以前的计划走下去，等待红军的将是全军覆灭！
由于毛泽东的分析合情合理，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人的支持。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五是黎平之争：通道会议后，由于李德、博古顽固坚持，14日，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5日，一军团二师六团攻占了黔东北的重要城镇——黎平县城。军委决定部队在此休整几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就通道会议的一些问题作出决定。
会上，毛泽东把自己的建议归纳为3条：一是放弃北进与贺龙、萧克部队汇合及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计划；二是西进贵州，攻取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三是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
会议在争论中持续了两天。最后，中央政治局同意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议认可毛泽东的意见，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使红军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争取了主动。
三、毛泽东从城口之争以来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以对党对红军的高度责任感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从城口之争到黎平之争，在维护党的统一的前提下，与“左”倾错误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其正确意见也终于被党中央采纳。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该文刊登在《仁化政协》杂志2016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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