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毕业整整22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回南京。一阵惊喜过后，我却有些发愁——一别就是22年，我日夜思念的老师们还能想起我吗？记得老师说过，那时能考上南京特师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而我在班上也只是个其貌不扬的中等生，谁还能记得我呢？最有可能记得我的老师几乎都退休了。但我仍然不死心，希望有奇迹出现。我托同学赵华找到了隔壁班班主任（我们的政治老师）章老师的电话。我给章老师发了条短信，问她是否记得我，章老师立马回信：“亲，我当然记得你，你可是我的科代表呀！”可是不巧，章老师在上海，暂时回不了南京。
想起毕业后，教《文选》的陆静贞老师、教心理学的蔡希美老师，还有我的专业主任赖仲泰老师都担心我无法适应陌生的工作环境，曾多次写信，鼓励我，劝慰我，至今仍然感动。不幸的是陆老师早在2007年就意外离世了，而蔡老师和赖老师也失去联系很多年了。
在章老师的帮助下，我找到了蔡老师的电话，并发短信说我想去拜访她和罗老师（我的代数老师）。蔡老师很快给我回信了：“多年未见，很是惦念！”那天下午，我乘地铁去拜访两位恩师。当我走出地铁口，迎面走来的竟然是罗老师和蔡老师。两位朝杖之年的老人见了我，像见了远嫁归来的女儿，激动得把我抱得紧紧的。
走进家门，只见一桌子的水果和零食，水果都削了皮，切成了小块状。我刚坐下，罗老师忙给我递水果，蔡老师盛了满满一碗绿豆糖水给我消暑。罗老师听力有所下降，佩戴了助听器，偏偏我说话声音太小，因此，我每说一句，蔡老师就要帮我“翻译”一句，即便是这样，我们仨还是聊得很开心。
罗老师不仅是我的代数老师，还是当在广东省教厅给我们面试的主考官。记得入学第一天，在行政楼前意外听见有人喊我名字，抬头看见罗老师笑眯眯地站在我跟前，问：“张仙群，还记得我吗？”我笑着说：“您就是主考官老师嘛。可是您怎么记得我的名字呢？”罗老师一脸神秘：“你可是我招进来的成绩最好的学生啊！”我至今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鼓励我的话。可是在后来的日子里，身为学生处处长的罗老师却给我不拘言笑的印象，因此一直不大敢亲近他。
蔡老师却不一样，她在课堂上非常严肃，课间却非常喜欢和我聊天。不知是因为我对心理学本身的好奇还是蔡老师对我这种典型的抑郁质感兴趣，反正她的课间我们几乎没空闲过。尽管蔡老师操着浓重的苏州口音，最初我常常需要根据她面部表情去猜测她说话的内容；尽管我平时不爱说话，说起话来，声音像蚊子叫，蔡老师有时还得把耳朵凑近我才能听清楚我说什么，但这些障碍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交流。那时，我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孤身一人在千里之外，对蔡老师十分依恋，自然对她敞开了心扉。当我把自己发表文章的消息告诉她时，她在教室外的走廊里突然把音调提高了八度，欣喜地叫道：“能干的丫头！”
……
我和蔡老师聊得很畅快。所谓“三句不离本行”，除了叙旧，一个下午，我和蔡老师都在探讨聋孩子的心理特征和教育问题。罗老师则笑吟吟地坐在一旁，不时给我们递来水果或零食。
不知不觉聊到了黄昏，我提出请两位老师出去吃饭，蔡老师笑着说：“知道你要来，你罗老师今天一大早就买好了菜，现在大概已经在厨房忙开了。”一会儿功夫，一桌丰盛的晚餐就在眼前，饭桌上一半以上都是粤菜，我感动得眼泪差点滑下来。
晚饭后，蔡老师叮嘱儿媳妇开车送我回酒店。我依依不舍地回了酒店，给他们报平安并对他们表示了我由衷的感激，两位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短信：“要谢的是我们，老师太高兴了，二十多年前的学生还专程来探望我们。更让我们兴奋是啊给我们送来了你新出版的书《爱的水晶鞋》！学生的成长、成才是答谢老师和母校的最珍贵的礼物……”
如今，我也有一手带大的学生，尽管都是些残障孩子，但毕业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也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能见我一面，能陪我吃顿饭。岁月是一把大剪刀，把许多回忆剪成了星星点点，剪不断的是这份师生缘。
作于2016年8月，2017年8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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