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家”，不是曲仁红尾坑煤矿围绕父母膝下的“大家”，而是1986年7月离开煤城，调入韶关市帆布厂后经营的“小家”。
韶关市帆布厂宣传科办公室，是我离开煤城后在韶关的第一个家，也是我后来经营至今的家，变化的只是住址。
到帆布厂报到前，专程到厂里拜访了科领导刘瑞智，一是了解我在的宿舍，二是混个脸熟认个门。刘科长也是来自曲仁格顶（三矿）矿的河源水库移民。大约是70年代初期到了帆布厂的前身——韶关市玻璃厂工作。80年代初期，玻璃厂经营惨淡，后改行跨入纺织行业织起了帆布。刘科长一直在厂里写写画画。按国家制定的企业行政级别，帆布厂算科级。但正值改革开放，厂里为做生意方便，所有的股室都自己升格叫“科室”，股长成了“科长”。
此前，韶关烟厂因为腾不出“一张床”，我才改换门庭到帆布厂，我特别看重市区的第一个“新家”。
那天，在厂区遇见刘书民，是他带路上门，之后成了好的哥们。他当过兵，在厂保卫科当干事，我俩的办公室在隔壁。
刘科长见面就说，厂宣传科刚成立，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又说，厂里的宿舍还在调整，可以先住办公室。后来听说，刘科长原本想弄自己的人，但苦于我是副厂长王文业介绍的，再加上厂里书记张志诚看了我的材料，他只得作罢。当时，流行企业厂长负责制，“政工干部”不吃香，处处受排挤，厂里都说刘科长是厂长的人，但“业务”属于“政工”范畴，对书记的首肯，他还是有所顾忌。
时任厂长叫黄Y，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他为何从一开始就左右看我不顺眼，也许入厂前我没有走“黄道”，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挖煤仔当了“干部”，很是不爽，总找机会为一个毫无根基的矿山人造舆论。进厂前，中午时分全厂有开广播的习惯，但轮到我接手广播站后，我按刘科长的指示办了。但厂长却上下嘴皮一碰，四处游说，扣我一顶开“广播”影响厂内职工休息，有破坏厂里安全工作之嫌的大帽子。厂人保科长张广全向书记汇报后，书记随即指示刘科长停播，结果把厂长对我的“矛头”堵了。
自古官场多鬼。刚入“官场”，我就是“白痴”。报到后第一天，刘科长就带我去楼下的厂长办公室拜见厂长，从此，被厂长 “高看”，并视为处处无为，至今仍是我心底的结。
厂宣传科的日常工作是在厂出黑板报，媒体提供能发表“好人好事”，以及节假日在厂区挂横额。“广播”风波后，厂长觉得脸上无光，于是又想了一出“面包师”不会做“面包”的“戏”，大意思是出“黑板报”的字，必须有书法家的功底，说我没有书法家的造诣。那时，除了我，厂里人都知道，厂长说要迟早赶我回车间当工人。当时，干部开始吃香，我担心“干部”当不成，谨小慎微地工作，偶尔把来自厂长的压力向书记和人保科长叙说，曾提出希望早点下车间干老本行，总比被赶下去脸上有光。书记说，“政工干部”支持厂长负责制，但不是让“政工干部”处处受打击，我还是书记，政工干部的人选我说了算。
我是“官场”的一张白纸。书记、厂长、科长、科员……只要是厂里人，我都希望能成朋友。后来知道，其实厂长的目标不是我，是我身后的“政工线”。全国企业在实行厂长负责制，黄厂长就是“老大”，要与书记争“地盘”，争“一统厂下”的大权。我被夹在中间受气。
终于有一天，我对“蓝领”与“白领”的追求逐渐“模糊”了，不再把厂长的话当回事，心想，让我当干部，我就干干部的活，不让就干工人的活，很是轻松，不再担心，每天都在学干部夹着包上下班，一杯茶水地迈着“官步”在厂里转，学习如何当“干部”。
那年底，厂里替职工集中收订第二年的报刊杂志，宣传科由我负责登记，当月底交厂财务科扣钱。那会，厂里有个姓彭的车间木工，好像也是湖南人，一直没接触，厂区碰到，想打招呼他也不搭理我。可他却偏偏学着厂长的样，起劲地看我不顺眼，好像厂长是他亲爹，狗眼看人低。一次，科长交代我找他要点油漆刷黑板，在我客气地“求”他时，他却对我不屑一顾说：找你科长来。之后，又四处游说我的本事就是走后门，不愿拿正眼看我。这话传到我耳里时，我是厂里最后一个知道的，让我莫名其妙，气不打一处来。到厂里报刊集中收时，全厂500多人订阅，我就“漏了”他所有的订阅。彭某先是自己到财务科查有没有扣当月报刊款，找不出我“贪污”痕迹就找科长告状。我对科长说，可能漏了。科长非常理解，说500多人的收订一个人干，往年他要漏几个人，我才漏一个，了不起了。第二年，全厂500多人，我又“漏”了他。于是，我每年向科长做出深刻的口头检讨，年年检讨，年年“漏”他，终于从第三年开始，他只能自己到邮局去订了。
如今想来有点对不起彭某，但那时年轻气盛，有点脾气，再说，厂长踩我，你干嘛也来一脚，我没下车间前，就是办公室的“干部”，你这不是明摆着把“领导”不放眼里吗。
官场“弄人”，讲“拜码头”。谁主事，谁是爷，否则何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经典。我是“官场”的新兵蛋子，大脑空空如洗。明知被厂长挤兑，还赔笑脸，心安理得地让厂长把我的第一个“家”安在办公室。白天开门办公，晚上关门睡觉，屁也不敢放一个，见到厂长还强颜问好，不贱不行，心里惦记着我的家。
大约半个月后，书记看不过眼了，找来行政科孙科长问。几天后，终于安排我搬入厂区的宿舍，从此我有了城市的第一个家，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其实，这个家是由一间普通职工宿舍分两头开门，中间砌砖而成，那头住着细沙车间的修理工，也姓彭，每人几平方米。新家摆下床、书柜后，自行车只能靠在窗外， “家里”放不下放，只好任凭风吹日晒。但不管怎样，这是我离开煤城后，属于自己的小家。
有了家，我每天都趴在办公室桌上写，晚上在家里写，第二天交给科长“审稿”，从市级报刊电台到省里大报电台，我写的厂里大小新闻很少“落单”，时常见报或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名字，知名度在厂里直线上升，厂里的干部职工也更加 “一团和气”。尤其是进厂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协助厂工会组织全厂乒乓球赛、篮球赛、做裁判、文艺晚会……我的“文体之才”发挥的淋漓尽致，着实让全厂人眼睛一亮，很快全市系统内的“政干部”和市总公司工会领导都记住了我。
当时，全厂年轻的女工占了过半，而厂办公室连我在内，仅有3名未婚男青年，一个姓张，好像是西安纺织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一个姓赵，好像是广州食品机械中专毕业的。在办公室三个年轻人中，只有我来自矿山，既没文凭、又没根基，但又“文武皆可”功底，给全厂人不一样的“口味”、别致。即使这样，却依旧被厂长“惦记”我的小家。
我住进新家不久，厂长亲自引进了一个泥瓦工的“人才”，也姓黄。此黄称黄厂长为本家，整日挂在嘴边炫耀，他要告诉厂里人，他是走“黄道”来的。厂长要行政科把“黄泥瓦”安排与我同住，让我在宿舍里拆掉木床改放铁架床，他上铺我下铺。
厂长的举动震惊了全厂。
“黄泥瓦”对我说，写文章和砌砖是一样的，砌砖和开水泥要技术，写文章他也行。很快他就把得意之作交到科里，要把我彻底比下去。他担心我“剽窃”，还亲自送到刘科长手里。他走后，科长问，你看了吗？把稿件一丢，说，狗屁不是，他以为玩水泥砌砖！
当时，厂里在扩招，职工宿舍开始紧张，但还不至于把一个写文章和玩水泥的挤在一起，但“厂长负责制”，厂长老大，即使管后勤的副厂长出面说情也不行，“企业法人”的厂长要亲自过问，显示对职工的关心。明眼人一眼看出，厂长针对的就是“政工干部”，借我整书记，我只是厂长的“出气筒”罢了。
“黄泥瓦”很给他本家厂长“争气”。进厂不久就借酒闹事，喊打喊杀，厂里沸沸扬扬。“黄泥瓦”终于没给厂长长脸。但厂长仍不死心，很快从格顶媒矿调入一个姓林的“笔杆子”，说称要替代我，把他安排在三室一厅的房间，他和办公室的张和赵一人一间，傻子都知道，他享受厂里“干部待遇”。
但林见到我后，对我说，你在煤矿的名气早就听说，人缘太广，我哪敢坐你的位，我还是做裁缝好，我喜欢。
我不认识林，他说的矿山文友都是我的朋友。因为经常在矿上和市级报刊发表各类题材的文章，在煤矿的圈内有了所谓的“名气”。林说不敢接手，而书记也不点头要，最终导致厂长很是不高兴。
而这时，我的“名气”早被全厂认可了，“根基”已 “破土”，“干部”不仅越当越稳，家也越来越成型了，开始了恋爱。书记说话了，厂长这才让行政科又把“黄泥瓦”，从我家安排出去了。
陈小平，也就是现在我的爱人，从采访对象到的恋爱。
在矿山，我的恋爱一张白纸。尽管自己有些“名气”，但求学一直是我的梦想，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在矿山成家。当父母同事的小孩一个个开始成家后，急了，但儿子不急。我那时真实的想法是，即使求学不成，我也不想找矿山人，因为，当年离开矿山时，要搞调动，而一个人的调动，总比接收单位一下安排“双职工”更有优势。
1987年下半年，某天早上我回办公室，刘科长正在办公室把他写好的“表扬”稿给我，让我贴在厂门口。原来是昨天晚班织布车间突然着火，当班班长陈小平一人奋起灭火的事。科长说，你到车间了解下，看看能不能写个报道给报社。
在织布车间办公室，我先找到车间主任周桂莲了解，之后她带我去认识“救火”英雄。第一次见陈小平她正在织布机上工作，主任向她说明我的来意后，她关机走到车间外和我聊了起来，说到灭火细节时，她说，事后一个人在车间外哭了。直接告诉我有亮点，成稿后果然被韶关报用了。那会，谈不上对她的印象，感觉最多是沉着加冷静。
有一天班后，我与隔壁办公室的书民聊天，无意间聊到她。书民干过厂团委工作，说有她入厂时的团员档案，随即起身掏锁匙开身后的档案柜，说先看合适你不，她家就住在厂区后面的706地质队，如果行以后吃饭也很近。我发现档案上的字迹很清秀、家庭背景也干净。
从此，我开始注意她。
织布车间有个班长叫李纯，也是来自矿山的湖南人，很泼辣，是厂里的老先进，我经常下车间采访她，最终成了我和小平的媒人。
厂里开会，我故意问她，你们车间的人都到齐了吗，陈小平呢？她说，我们班齐了，陈小平不是她班的，明知故问，是不是又想写她？干脆我介绍你做女朋友算了，天天可以采访。 我说，行呀。
纺织行业是女人厂，女人厂没有秘密。很快，书记问我，是不是与陈小平恋爱了，她可是党员呢，厂里的先进，不错，以后就是双职工了。
当年底，我和小平领了结婚证，一起经营那个来之不易的小家。1988年9月女儿婧婧出生前，厂里正在闹分房。帆布厂在韶关市武江区工业大道中路与厂区之间新盖了一排住宅大楼，是黄厂长最得意的作品，厂里有权有势的“干部头”从厂区或从厂外纷纷搬入，厂区内的职工大楼空下一批供调整。
但是，就是 “旧房子”，厂长也没打算给我。
我不怀疑因果关系。
几年后，帆布厂被市印染总厂合幷，帆布厂成了纺织分厂，一个从乐昌棉纺厂调来人成了厂长，他叫陈宋禹，原厂长成了总厂副厂长。但县官不如现管，“老厂长”对我的惦记终于不再有。或许知道我的经历或能力，新厂长对我挺客气，还算信任我，而我的“干部生涯” 有口碑在，开始长起“老茧”了。加之一组“纺织女工系列”在市级《南叶》杂志发表，并在市二棉厂举行作品研讨会，入选当年省级刊物作品二等奖。
当官至总厂副厂长的黄家厂长却不愿“忍辱负重”，选择离开总厂“另谋高就”，结果自己一家从亲手盖起的厂区新住宅大楼被赶了出去，而他的长子，也在住入新宅前跳楼了……。
当年分房时，我只是个普通小干部，但双职工的优势并不入黄厂长的法眼，特定一个分房方案，没头官衔的科室干部基本不加分，“倾斜一线”。我只能忍让，但厂长犯了“众怒”，书记、张广全等政工和业务部私下纷纷不满，尤其是小平一线车间的主任周桂莲，硬是以小平是车间骨干为由，替我们“抢”了一套60多平米的一楼住房。
1988年农历八月十三，妻子已住院一周待产，办公室的同事正帮忙，从厂里的小家搬到新家。那天，母亲恰好从煤矿的“大家”赶到，知道儿子即将入住新家后满脸高兴，放下行李就为儿子忙碌搬新家。
母亲说，她算好小平快生了，特意送几个家里种的柚子来给小平吃，担心坐月子吃不上。我对妈说，小平已在粤北人民医院待产了。
就是这天23:05分，婧婧出生了。
从此，家长里短，从韶关的北江到肇庆的西江，一路家长里短，再后来，家长里短又到了异国他乡的中新社柬埔寨分社的新家。
从此，海外家长里短的故事，点缀在美丽的湄公河畔……
2017年12月24日 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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