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农历二00七大年初几开车回湖南老家，探望独自留在老家看守新房子的母亲，不巧九十二岁的奶奶在腊月二十二这天去世。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老父亲坐不住了，虽说奶奶对父亲并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而是在父亲两岁那年就迫不急待地改嫁给了爷爷的堂兄，但说到底还有生育之恩。母亲去世，总不能不回家尽尽孝吧？我能理解父亲的心情，尽管父亲没向我提任何要求，但我知道父亲回乡心切。于是我对父亲说，你别急，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回去，如果真买不到火车票，我们就开车回去好了，反正年初也是打算回去的。
火车票当然是买不到，有门路的朋友都没法买到这么急的票，于是，大家一商量，决定第二天便开车回去。
这趟回乡，除了感伤奶奶过世的悲凉之外，触动并触痛我心灵深处的，还有那许多深山僻乡的悲情遗伤。
熟悉的面孔：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中
这些年，我工作在外，因为父母常在我身边带着，我也就很少回乡，即使回乡，也是在过年，在家里忙这忙那的，也就没时间出门看看，回到村里，没见到几个面孔就又回城了。返了城里的家，才感慨自己怎地没好好看看生我养我的故乡，就忙不迭地又回城了？于是，又想着把这份遗憾留着下次去的时候再弥补。然而，多少年过去，终究没有补成。
这次去，我下了决心，特地央求母亲陪着我在村子里转悠了好几圈，我不停问母亲这啊那的，母亲便也特卖熟地不厌其烦一一做答。
这一转，才发现许多熟悉的面孔不经意间已消失了不少，一问，才知道许多年前就没了的。母亲说，你小时候见过的壮年人，如今也有许多做了古。我眼睛酸酸的，瞪大了眼在人家屋前搜寻记忆中老人的身影。我对老人，有着一种格外的特殊的情怀，因为他们就象屋顶瓦片上一张薄薄的陈纸，随时都会被风吹走，走了，就再也不回来。
好不容易看到一张老人的面孔，我却不认识，忙问母亲那是谁？母亲说，你怎会不认识？我细看，才勉强认出来。可那张苍桑的老脸，怎会是我记忆中曾经壮得只剩下力气的同姓堂伯？我含泪对着母亲，母亲叹气说，你看看我都老了，他能不老吗？岁月不饶人哦！
是啊，岁月不饶人。我也叹息。
我在母亲的带领下走近前跟他打招呼，他睁大浑浊的眼，凑过耳来，眨巴着眼打量我，半天没出声，只是笑眯眯地不敢答应。母亲大声说：“喊你的是我的小女儿，献献啊！不认得了？”“哦，哦——是献献啊，都长这么大了？”老人咧大了嘴，露出几颗黑黄的残牙。“她女儿都要长大了，哈哈！”母亲忍俊不禁，我也跟着笑了。
“哎，老骨头了，马上要见阎王爷了，不中用罗——”老人拖着浑浊的长腔，偻着腰吃力的搬来小凳，让我们坐了下来。
“莫这么讲，我不也老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老。”母亲说。
“你福气好啊，儿女有出息，你看你，只比我小几岁，看起来比我年轻几十岁啊。我那儿女，个个不中用，成了家，有了伢儿，就把我当负担啊，哪个也不想要我。”老人很激动,说着就咳了起来。我忙过去给老人拍背，心里感伤着许多人性的苍白和无耐。母亲轻声地劝说老人要想开点。老人依旧激动地顾自说着。
“都死罗，就剩我一个老骨头了，也该死了，活着没意思啊！”老人望望天，长长地叹息着，看起来空洞的眼中深陷着死亡的恐惧和苍凉。
离世：如此凄凉
我和母亲又拜访了几个老人，他们的境遇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带着满心的伤痛跟在母亲后面回了家。
在我的固执下，母亲跟我说起了村里几个老人的死，让我的心重重地跌入冰冷的地狱，我颤抖着哭泣，我怎能相信我深爱的家乡，竟然也会滋生这般的人间惨事？
父亲的堂兄大前年死了，死在大女儿家里，是吃了老鼠药死的。他是文盲，没有留下遗书，只是在死前跟人提过，他打算死了，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儿子们不要他，他寄居在女儿家里，也得看女儿的脸色，老了，不中用了，谁都希望他快死，他还活着干什么呢？不如了却了儿女的心愿，他也不用在世上受那份苦罪了。
那次赶集，有人看着他买老鼠药，问他干吗用，他说打算用它毒死家里的一只大老鼠。那人半信半疑，并没说什么。
第二天中午 ，大女儿叫老人吃饭，发现老人躺在床上，床头还摊着大半包老鼠药，老人努力地半撑着眼，表情异常痛苦，蠕动着唇却张不开来嘴，女儿眯了一眼那半包老鼠药，心头掠过一丝怜悯，随后代而取之的是解脱，她毫不理会老父亲无声的求救，也无意去体会父亲是在用生命为自己争取最后一线被重视的希望，她顿了顿，麻木地扫视几眼床上干瘪的父亲，然后转身，手一摊，扯下了老父绝望的串串呻吟，老人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悲凉地嚎叫，定定地盯着女儿的背影冷冷地消失在房门外。
女儿没有把老人送医院，而是将他抬回了娘家的兄弟屋里，告诉兄弟说父亲吃了老鼠药，儿子们听了，没有悲伤，没有惊讶，仿佛这结局就应是情理之中的，好在是老父自行了断，是怪不得谁的。没有谁提出要送父亲去医院洗洗胃肠，而是把父亲扔在床上，任由他的生命一点一丝地风干。
老人撑了几天，终于口吐白沫，瞪着老眼绝望地撒手人寰。老人一死，儿女们哭了，媳妇们嚎了，一阵阵悲风苦雨，足以叫圈中猪落泪，让林中鸟哀鸣。儿女们齐心协力地、热热闹闹地、体体面面地为老人操办了丧事。
老人死后，没人为老人的死去理论，只听得他的儿女们逢人便说，老父亲就是有福不会享，急着想去见母亲了，所以吃了老鼠药还犟着不肯去医院，做儿女的可是真难了。
去年，一向与母亲关系挺好的张伯娘也死了，是自已在梯子上吊死的。
张伯娘的事，近几年我是陆续知道一些的，但她最终的死亡方式，还是让我难过得心中哽咽。
张伯娘不是本乡人，是入林伯在很远的地方做砖瓦时带回来的女人。印象中最初的她就是一只眼睛睁着，另一只眼微微开着一条缝，仔细看，没有眼珠子。小时候，很多小孩见了她老是拖着长腔唱说着“瞎子瞎子”的，气得张伯娘追着骂没教养的野伢儿。
张伯娘生了三男二女，她一生都在屈辱中操劳着，因为瞎了一只眼，村里小孩们不尊重她，女人们对她不友好，自家男人也很少温柔地对她。她象一头牛拼命地干着活，就是想把儿女们拉扯大，成了家，也就算是完成任务，可以坐享儿女清福了。
终于，儿子们一个一个娶上了媳妇，女儿也很快都嫁了人。老夫妻俩高兴地把几间房子平分给了儿子们，然后轮流着在儿子们家里过活。刚开始还凑合，没过几个月，儿媳们开始嫌弃公婆，开始了无休止地骂架。最终，老夫妇被赶出了家门，只得在自家小池塘边搭了一个三四平方的小茅屋，在潮湿的泥土上放上两张木凳，再在木凳上搁几块木板，就当是床了。远离了是非和争吵，总算是又有了一个家了。张伯娘的脸上终于有了几丝难得的轻松，可住了没几个月，由于潮湿和茅屋进风漏雨，张伯娘的风湿病加剧，浑身疼痛难忍，连站立都有些困难了。她开始成天整夜地呻吟，开始几天，入林伯还能静心地做饭端水，久了，便不耐烦了，开始对老伴骂骂咧咧，张伯娘忍了半辈子男人的气，如今因为病痛难忍，顾不了那么多，于是嚎哭着大骂男人没良心。
入林伯也不示弱，对着瘫在床上的老伴破口大骂，你也不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不中看更不中用，你还嚷什么嚷？张伯娘知道男人话中的意思，可自己都这个样了，男人还要折腾，她怎能经受得了那般折磨？可是，有谁知道，夜里从茅屋里传出的惨叫声，除了病痛的成份之外，还有这般难以出口的隐痛？后来，入林伯年轻时的风流病又犯了，他撇下重病的老伴，成天往镇上的发廊里钻，有时一泡就是好几天，张伯娘在茅屋里呼天抢地，先是叫自己儿子的名字，见没人答应，便又开始叫孙儿，也没人答应，又开始“张妹王姐黑皮堂客世家媳妇”地想着谁的名字就叫谁，那叫声惨不忍听，可人家屋里的事，谁敢去管啊，又不是没有后代的五保户，这闲事要是管了，还要落下骂名，所以谁也没敢近前过问一声。张伯娘叫了几天几夜，声音叫哑了，还是没个人答应。那天，我母亲从茅屋旁走过，只是咳嗽了一声，茅屋里便迅速地传出一声嘶哑的惊喜的呼叫：“是谢妹吗？啊，是谢妹吗？”村里人谁都知道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张伯娘象是黑暗中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母亲迟疑了一下，便答应了。“谢妹啊，你进来一下好吗？给我递口水喝啊——！”张伯娘说着便嚎哭起来。“你莫哭，我来就是了。”母亲弯腰进去了。眼前的景象着实吓了母亲一大跳，母亲忍不住流泪。锅是翻的，碗是倒的，缸里的水也没了，屋里找不到一点吃的。张伯娘的脸肿得象水泡胀了似的，那只好眼也红肿得只剩下了一条线，头发凌乱地蓬着，被子已被蹬下了床，张伯娘正奋力地伸长手去捡。一见母亲，张伯娘吃力地扛起头，眼泪从眯着的缝里挤了出来。“莫哭啊，再哭，人都要哭死的。”母亲压低了声音劝慰。“你不晓得啊，谢妹，我这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啊。”“哎，那有什么法子呢？日子是人过的，你有儿有女，我们这些外人真是不好插手啊。”母亲无奈地叹息。
那天，母亲天黑时趁没人注意溜进张伯娘的屋里，给她送去了满篮吃的东西。张伯娘终于吃上了几天都没吃到的饭菜，她狼吞虎咽地一边吃一边淌泪。母亲也在一旁陪着眼泪，张伯娘说自己不想活了，母亲劝说她千万不能这样想，好死不如歹活着。
两天后，张伯娘奇迹般地站起来了。她居然拄着木棍走出了草屋，一瘸一拐地在村子里连着转了好几圈，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好象对什么都挺有兴趣似的，见了村里人，也总抢先笑着亲切地招呼，村里人见了她，吃惊应和的同时，总觉得张伯娘有些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了，想想，也许是她久了不出门的缘故吧。
第二天，二儿子去猪栏喂早食，发现母亲吊死在猪栏旁的木梯上。她耷着头，舌头伸着，小腿往后弯曲，身体僵成了一个长长的变了形的“2”。
我流着泪不解地问母亲，张伯娘为什么要弯曲小腿呢。母亲说，她哪爬得上梯子啊，只能站在地上，把绳子拴在够得着的梯级上，然后套进脖子，小腿往后弯曲把自己腾空，不弯腿站在地上若能吊得死呢？
听了母亲的解释，我心里痛哭：可怜的老人啊，她如不是一心求死，又如何能有这般常人所不能及的毅力？不知道张伯娘临死前想到了什么？也许，她觉得，只有死才是她最后的归宿，是她最舒心的解脱了。她的人生，已经无所求无所欲，因为求和欲都已成空。她难道真的不想歹活着吗？是啊，谁不想活着？可又有谁能体会到那些根本就活不下去的人的悲哀和绝望？
我哭了很久，为堂伯，为张伯娘，为许多这般死去的老人，为这悲凉的世风，为这惨淡而木纳的人心。
老人：颤抖在凄风冷雨中
父亲的亲叔叔我的小爷爷（湘西人称公公）时日不多了，我买了几包糖去看望他老人家，还在杭州时我就急着想回乡看望他，但工作脱不开身，不能如愿。现在人回来了，便忙不迭地钻进他昏暗的睡房，一进屋，第一件事就是跑向公公的睡床，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弯下身急切地问：“公公，你认得我吗？我来看你了。” “你是献献，我认得。”公公颤悠着声说着，开心地笑了。我注意到，公公的牙齿全没了，嘴唇小小的，往里收着，贴紧着包住牙床，一笑，象一个往里凹的立体的椭圆，又象一个漩涡式的黑洞，公公的话因为没了牙而变得有些模糊，我努力地听着，我用双手握住公公露在被子外面的手，那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啊，那是一只饱经风霜雨雪却干瘪的没有活力的手，那是一只仅有一层薄而皱的皮包裹着骨骼的象鸡爪一样的手！我连叫了几声“公公”，眼泪便禁不住溢了出来，婆婆在一旁扯过衣角，抹着老泪。
说了许多要公公保重的话，我小心地拿起公公的手，亲切地吻了吻，我给他掖被角，给他披上衣服，扶他起身坐着，我举起相机，象面对着一个国宝似的，用心地给他拍了许多照，一边拍一边对公公说：“您老人家要好好活着，我以后每年都要来给您拍照的。”我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酸楚难耐，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到公公了。我缠着公公讲了他当年和我爷爷被抓去当壮丁的事，公公用轻微的声音对我缓缓地讲着，脸上透出一丝自豪，他讲他一去就当上了排长扛上了枪，神气地在县城街头巡逻，讲他如何骗过长官胜利大逃亡回了家乡，接着又低沉的讲到他的哥哥——我的爷爷因为他的逃回，又被保长抓了去，可他哥哥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我爷爷走的时候，我的父亲两岁。
我出神地听着，我特地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把公公的声音录了下来。我一边听着，一边想着：当年的公公一定很帅气很精神，可他现在老了，老得连说话的力气都几乎没有了。
母亲说，你公公还能活上几个月，就算是好的了。
我没想到公公会老得这么快，去年还能下地，还能挑担子，牙齿也还有好几颗，今年却牙已落尽，风烛残年了。可是，他并不是真的老得只能躺床上了，他只是病了，只是得了很常见的慢性肾炎，可是，他的儿女们却对外说，他得了尿毒症，治不好的。
这几年，他们占了老人家所有的房子，去年，又拆了老人的厨房，在一人宽的屋后流水沟上搭上几块板子，放上一面已破的水缸，再在缸口上搁一口锅，就算是给老人烧饭的锅台了，出太阳还好，一旦下雨，就没法做饭。冬天，风呼呼的刮着，婆婆只能缩成一团，哆嗦着往破缸里生火做饭。这种日子过上没多久，公公就病了，刚开始还能拄着杖出外走走，可看到儿媳孙儿们冰冷得没有表情的面孔，公公心寒了，他干脆赌气躺上床，一睡不起。睡了几个月，身体一日比一日差。眼看着就要去了，二儿子的女儿因怀孕急着结婚，怕老人在喜事的几天里死了不吉利，这才给老人去打了几天针，没想到，这针一打下去，公公居然能吃下饭，能说话，还能坐起来了。婚事一过，这针也不打了，药也不吃了。于是，我当着叔叔婶婶的面，不讨好地跟公公说，您老人家要好好活着，您如果吃药打针好好治疗，还能活上好几年哪！不要心疼钱啊，老人活着是福气啊。叔叔婶婶陪着笑说是啊是啊，其实我知道，他们是不会给老人认真治疗的。我除了旁敲侧击地说说，还能怎么样呢？我能把公公接走吗？不能！就算我的父母能答应，别人能答应吗？
那晚，我是一步三回头的走出了公公婆婆的房门，那是一种诀别的痛楚，更是一种悲凉的无奈，我问着自己：难道，我还要看着这个象亲爷爷一样的人，也象堂伯和张伯娘那样永别人世吗？
母亲说，你管不了的，这就是农村的现实，以后，有一天我生病走不动了，也许就会像他们一样。听了母亲的话，我差点掉下泪，我忙说，妈妈，不会的，你的儿女不会这样，有一天你们老了，我会像父母对待小孩一样，悉心地照顾你们，我一定能做到象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那样，好好地疼惜生我养我的父母。
是啊，这的确是农村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我对天长叹：都说养儿能防老，老人境况何以堪啊！
怀念外婆和外婆家会唱歌的木屋
外公去世已十四年，外婆也已去世三年了。
外婆去世那年我女儿三岁，那年暑假，我带着女儿回湖南，母亲陪着我去了一趟外婆家，一向硬朗的外婆，此时却只能颤颤崴崴地背壁而坐，右手架着一根拐杖，一颗头习惯性地摇摆，比以前越加剧烈了。她的眼窝深陷，双目浑浊，哀伤而无泪。我急急地跑近前，激动地叫了声外婆，外婆眯着眼，陶醉地笑着，我忙叫女儿叫太外婆，女儿听话地叫了一声，外婆高兴地应着，眼睛笑得更细更弯了。她抖着手在衣袋里翻了好一阵，终于从上衣袋里捣出来一张皱皱的五十块的纸币，硬要递给我女儿，女儿看看我，懂事地跑开了。看到外婆有点愠怒了，我忙叫女儿过来，接过了那五十块钱。我想着，反正我等下是要给外婆钱的，为了不伤老人的心，暂且拿着，过会儿多给她点钱就是。“好了好了，到手就是财，太外婆的金手送出来的全是财气。”我说着老人喜欢听的话，外婆果然是心满意足。为了让老人高兴，我搬来小凳，低低地坐在她对面，跟外婆讲起许多城里的趣事，外婆听得笑不拢嘴，我注视着日渐衰老的外婆，嘴上挂着笑，心里却甚是心酸：外婆真的老了，几年不见，她已经不再是春天的花，夏天的叶，秋天的果，而是冬天努力挂在老树干上的一片风干了的叶子，随时都可能落下来。
外婆的那张脸啊，使人想到岁月沉积的梯田，想到僵硬无晕的核桃壳，想到漫天的黄沙和无尽的荒原，你是无法从那里再找到一丝曾经年轻的痕迹，找到生命的青春与流动的激情，似乎就连鲜血也已经凝滞风化。
我一边给外婆讲着趣事，脑海里却在努力地回想小时候我眼中的外婆，连同外婆留在我心中的那片最柔软最心酥的记忆。
我想起了外婆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口口声声地叫我“宝宝”；想起了外婆生日时，我和二姐远远地尾随在母亲后面，躲在外婆的牛栏外被表哥发现时，外婆那一脸的慈祥和灿烂；想起了外婆听到自家山上有人偷柴，先是骂骂咧咧，骂到山上才知是我们时，却怜爱柔和的笑着说：多砍点，多砍点。
外婆啊，我的外婆，我的给予我母亲生命的外婆，我的给我酸涩的童年多少加赐了些许快乐的外婆啊，如今，她真的老了，老得就象她那幢已经放空的摇摇欲坠的木屋一样。
木屋？是的，木屋，对，就是木屋，这些年常在我脑海中闪现的，外婆住了一辈子的木屋，那个给我美好回忆的会唱歌的木屋。
“外婆，其实，这里才是最美的地方，城里是不能跟这里比的。”我突然转过话题，外婆正听得入神，听我这么一说，呆了一会儿，跟着笑了，有些不信任却又自豪的问：“儿啊，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我经常会想起你，想起这里的山，想起你的木房子，我最喜欢听你家木屋开门关门的‘依呀—吱呀—’的声音，就象唱歌一样。”我兴奋地说。“不会比我献儿的歌还唱得好吧？”外婆眼睛一亮，眼睛挤成了两条缝，她努力地看着远处，仿佛也在回味那久远得长了青苔的飘渺的歌声似的。“你家的木屋也会唱歌的呀！”外婆回过神来，冷不丁地将我一军。“我家木门发出的声音是直的，没有一点回音，外婆家的就不一样了，四面全是山，木门发出来的声音能拐弯，有回声，还会变调，长长的，颤颤的，一来一回的，就象是一男一女在山里对着情歌似的，很好听。”外婆颤着身子笑，头也摆得更厉害了，但看得出来，外婆很满足，甚至幸福。
啊，这静谧而悠远的大山，那依山而建的吊脚木屋，以及外婆常搬着小凳傍坐着木屋的悠闲恬静，构成了我记忆深处那充满童年甜蜜和向往的外婆家。
“妈妈，我想在回杭州之前去一下外婆家。”我对母亲说。
“去干嘛哦，外婆都不在了。”母亲说。
“想去再看一眼外婆家，听一下外婆的木屋开门关门的声音。”我无限深情，母亲似乎也被我感化了，眼望着大山深处外婆家的方向。
爬在熟悉的山间小路上，我仿佛回到了从前，再次听到了童年时越近外婆家就愈加兴奋的心跳。爬过那座山，就是一段平路，再穿过一条林荫道，外婆家就第一时间清晰地跃然眼底。哦，这种感觉真好，还是这些山，还是这座吊脚木屋，可是，少了依屋而坐的外婆，不觉添了许多凄凉，我在心中声声唤着：“外婆，我来了！”可是，外婆没有回答，那个慈祥地笑弯了眼的外婆，已经永远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了。
外婆家的木屋倾斜得更厉害了，几根吊脚木也已糊上了厚厚的一层山里头特有的黑泥和草木杂灰，这情景使我想到了离别，想到了荒芜，想到了冷清，我呆呆地盯着吊脚，见我发愣地样子，母亲知道我又伤心了，忙告诉我：“这房子，已经卖掉了。”“卖掉了？为什么卖掉？”我愣问，心突然间被象什么拽拔空了。“这木屋是分给你小舅舅的，他一直住在城里，要这屋也没用，外婆没后，他就卖给别人了。”“卖了多少钱？”“两千。”“两千？两千就把外婆卖了？”我很不解，甚至有些气愤。母亲忙说：“这破房子，也没人要住，人家不过是为买个块地基。”
卖了！外婆的木屋成了别人的了！不久，它就会被拆掉，就会跟着外婆一起消失了，也许，唯独不能消失的，就是我记忆深处对外婆家的那份深深的牵念和向往。
是啊，都没有了，连同木屋关门开门的唱歌声，也将永远消失在这埋葬着外婆的深山里。
我叹息着，想再推开门，却发现每一扇门都挂着一把锁，歌声是听不到了，那就从门缝里看看吧，看看外婆的灶台和水缸，还有那散发着木质香味地睡房。屋里暗暗的，但我能清楚地看到，灶台没了，水缸也没了，灶屋里堆满了杂物，睡房里也已没有了床，却放着几根锯断了的大木头。
“哎——”我深深地叹气，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在对母亲说：“什么都没了，就连想听一下木门的声音也已经不可能了，外婆家，也许是最后一次来了。”
“你真想听，我可以叫他们来开一下啊。”母亲见我很失望，忙说。
“算了，已经不是外婆的房子，就是听了，也不再是我心里那动听的声音了。”我转身离开木屋，大踏步走上了回程的路，母亲忙跟在我后面，一路小跑着。
是啊，还留下什么呢？可是，我真的好想外婆，想这山，想这屋，想这会唱歌的木屋，那声音，连同外婆拖着长腔叫我“宝宝”的声音一起，在我心里，凝成了一首凄美而悠长的历史老歌……
被遗忘的冤魂
湘西有种风俗，大年三十必须去给祖宗上坟。
这天，我跟着父亲去了祖坟山，十多年没来了，山上又添了不少新坟，原本是宽敞的坟地，如今却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只见满目坟冢，顿觉泪哽咽，无语话凄凉。当看到祖坟山边上一座孤零零趴着的荒坟时，我问父亲那是谁的，父亲说，是你老元叔叔的。其实，我在问父亲的时候，就隐约地感觉到了，老元叔是壮年暴死的，而且他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没儿子的人死了是上不了祖坟山的，何况他还是凶死的人。他能勉强地傍在祖坟山旁边，已经是村里人格外开恩了。没有儿子，自然也没有后代给他上坟，兄弟平辈之间，是没有义务给死者上坟的。所以，二十多年来，没有人来他坟前烧纸放炮，更不会给他坟上拔拔荒草，添添新土。
我注视着老元叔的坟，久久不能平静，一时间，悲痛、愤怒、同情与不安，这种种的情绪排山倒海似的横亘心胸，我还要继续沉默吗？我问自己，难道，已经有了能力的我还不应该给这个委屈了二十多年的冤魂评评理吗？想到这，我不安，深深地不安。
可我能这样做吗？是的，我想这样做。我想将这桩冤案诉上法庭，我要让凶手得到该有的惩罚，可是，我有证据吗？
二十年前，我刚上初中。一个周末，我例行回家。还在村口，就感觉村庄被一种不祥笼罩着，我意识到村里一定出事了，但我的潜意识告诉我，不会是我家的事。果然，一问村里人，才知道是在外县做砖瓦的老元叔死了，尸体被长途运了回来，七窍流着血，肚子胀得老高，我顿觉毛骨悚然，忙央求对方别再描述。那一刻，除了害怕，更多的是哀伤，那个不久前还在放学路上碰到的笑呤吟回乡的老元叔真的死了吗？怎么可能啊？我半信半疑、心存侥幸地快步往前走。越进到村子中，嘈杂声就越响，我的心也拎到了嗓子眼。当我看到自己家门，俨然停放在我家茅厕下面空地的灵堂也同时跃入眼帘。我只觉心抖得厉害：看来，这是真的了。我的泪哗然而出。
我只是看了一眼，并不敢近前，而是直接进了家门，因为我胆小。但仅那一眼，就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以至于到今天，还不敢在夜晚去茅厕方便。那一眼，我看到可怜的老元叔躺在几块木板上，他的身上被一块白布遮盖着，但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肚子的部位高高隆起，就象平地上突兀的丘陵一般。那情景，阴森恐怖。
家人告诉我，老元叔是被毒死的，而且就是被他最亲的人给害死的。
第二个周末回来，那块空地已恢复了原来的旧样，可我的心中，那块地已变成了一块凶地，那里，还隐约躺着肚子高高隆起的老元叔。
我虽然害怕，却又好奇地想知道，这件凶杀案后来怎么样了。二姐生动地对我描述说，后来，老元叔的同父哥哥老怀在叔伯兄弟的支持下，去了县里告状，县法院来了法医，把老元叔衣服脱光，然后开膛剖肚。法医的手法很熟练，不一会，胸腔和腹腔就露了出来，二姐补充说，剖猪你见过吧，就象那样。一剖开的时候，胸腔和腹腔里有很多血水，所有的内脏都红肿红肿的，特别是胃，肿得象个透明的大气球。法医切开他的胃，拨弄了一些东西装进带来的容器里，又割了一些其它的内脏切片后，再把打开的两腔粗粗地缝了几针便了事。那情景，很恐怖，也很可怜，人都死了，还要开膛剖肚死无全尸。
听了二姐的描述，那天的晚饭，我一口没吃。
第三天，老怀去县法院，带回了检验结果，说是自已喝酒喝死的。老怀满腹疑虑地回到村里，村里人却对这个结论不依不饶，有一点经验的老者都知道，喝酒是不会喝得七窍流血，更不会使得胃变成了大气球。可沮丧的老怀说，我没钱去告了，早有人做了手脚，就是告到天上，也是这个下场，不告了，反正人死了。可怜那老元的母亲，那个从贵州远嫁过来的女人，每天茶饭不思，好好的一个老太婆，没多久就愁死在床上，寻找他儿子的冤魂去了。
老元的惨死，随着日子的漫延，也逐渐地被人遗忘了。但是，我没忘记，每次，当脑海中出现白布下高高隆起一个恐怖丘陵的场景时，除了习惯性的害怕，更多的是不安，那种欲为冤魂讨回公道却不知从何下手的不安。
于是，我毅然向母亲说起，我想给老元叔鸣冤，母亲不由商量地说：“不要没事找事，又不是自个家的事，搞这些名堂做什么？”
见母亲反对，我没敢说什么。但我知道，如果我真做了，一定能做成。被毒死的人，就算过了多年，也一定能找到证据。
可我不能让母亲担心，所以，只能做罢。可我心里，更添了许多不安。
不知道，这份不安，还要延续到什么时候。
……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自己的笔很重很重，想接着写，却已是力不从心。只觉心中，已积满了泪，却不知，该如何排解、释放。
茫然地望着窗外，没有方向感的我，已辩不清湘西家乡的方向了。
“哎——”重重地一声长叹，带出了两串酸酸涩涩的乡愁。
2007年3于杭州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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