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默的诗和对汉语新诗发展的思考
张默的诗歌步履
张默的诗作，就语言风格来说，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的浪漫主义风格，主要是海洋题材的诗歌。1954年，在军在先后结识洛夫、痖弦，创办《创世纪》诗刊，受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感染，语言风格发生重大变化，较多地融入超现实主义的技法，探讨生命、诠释生命，此为第二阶段，前后大约15年左右。第三阶段从1970年创立诗宗社开始，强调并实践“现代诗归宗”的口号。主张中国现代诗人要回归中国传统文学，崇尚自然本真，追求清晰、明澈的诗风。新近出版的《张默诗选》颇多这种风格的佳作，尤其是《时间水沫小札》共86首“三行诗”，是其代表。
以上只是为表述方便而大致的时间段划分。实际上，无论题材还是语言风格，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张默的诗歌就呈现多元化的风格，并且提倡“新民族诗型”，也正是这种有预见性的思考，在他进行“切断联想系统”、“自动语言”等一系列现代主义实践之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把他推向预想中的“新民族诗型”之路，或者就是走上汉语新诗的成功路径。
关于汉语新诗发展的回顾
张默的诗，从平实、浪漫起步，继而进行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探索实践，融古今中外于一炉，最终达到自然澄明的境界。他的诗学经历，令人联想到汉语新诗发展的历程。
上个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白话文学，开风气之先的正是新诗运动。新诗由胡适进行最初的尝试，到郭沫若的浪漫“大诗”而正式奠定汉语新诗的基石。新兴事物的出现和西文文艺思潮的介入，很快就产生了汉语新诗的第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同时兴起了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等，汉语新诗的多元化格局也由此形成。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的新格律诗，戴望舒的印象加典象的语言风格，冰心、宗白华的小诗，冯至的抒情十四行，李金发的法国象征派表现方法，各呈特色，并立于诗坛。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诗学态度：求实、宽容、扶助。胡适的诗《你莫忘记》第九行，原稿是：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
康白情从三万里外来信，在后面加上了个“了”字。胡适觉得好，说这样才合乎白话的文法。三万里之外改一字，而且是一般看来并不重要的字。“成本”很高，然而，这种洞察入微和乐于助人的精神，永远值得提倡。李金发推崇法国象征派诗人，大量运用暗示性的隐喻，因而产生了可解又不可解的意境，被称为“诗怪”。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中说：“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这类诗可能有点像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词句好看，联想丰富，却本体难寻，难以确认要表达什么。并且不拘章法，比之李商隐的《无题》，更难揣摩。但朱自清的评论客观实在，不怀偏见，宽容大度，堪为文艺批评者的楷模。
这一时期，诗人在奋力耕耘，栽花种树；研究诗歌的、特别是像朱自清那样有影响的学者，护持着新诗这块开发区、试验田，无疑为汉语新诗的成长壮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也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四年代，汉语新诗称得上健步向前。七月诗派广泛切入现实社会，以人文关怀精神和明朗的语言风格，给人以心灵的震憾、精神的鼓舞。在胡风、艾青、臧克家、田间等诗人的影响下，共同把新诗推向了一个坚实的高峰。同时，大量“战斗诗篇”的产生，使诗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诗歌或语言本身。
在四十年代后期崛起的一支新诗流派——九叶诗派，是一支“现代诗风”十分明显的诗歌群体。他们学习借鉴奥登、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的艺术表现方法，丰富自己。在抒情素质上形成了一种流派色彩，而又各自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九叶诗派的语言风格不仅在当时标着中国现代派诗歌进入了新的时期，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八O年前后诗歌的“新的崛起”。
事物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诗歌也不例外。由于现实生活大环境的变化，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汉语新诗的道路在中国大陆越走越窄，基本上只有一种情调；政治抒情；剩下一种诗歌语言：叙事或白描。这个现象直到文革结束前夕，将近二十年时间。但是，这一时期的汉语新诗创作和新诗学研究却在台湾地区呈现繁荣的景象。诗作产量很高，学术讨论热闹非常，甚至常常以“论战”来形容。现代派的诗风不仅吹遍台海，还由于热心人士的穿引，台湾诗人赴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讲学，传授、交流汉语新诗艺术，把现代风吹向东南亚汉语人群。台湾诗人本身成就斐然，纪弦、余光中、痖弦、洛夫、张默、罗门、郑愁予等一大批诗人的著作颇丰，译成多种语言，其影响已超出汉语诗歌群体，月曲了、云鹤、伍木等东南亚诗人的诗歌语言明显有现代派的色彩。
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诗歌在沉默中爆发。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是个引子，随着精神枷锁的解脱，诗歌乃至整个文学都是向新的春天。艾青、李瑛、邵燕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等焕发青春，雷抒雁、叶延滨、叶文福、李发模等意气风发，有份量的诗作不断涌现。备受关注的是：北岛、江河、舒婷、杨炼、顾城、梁小斌等一批在当时艺术表现方式比较另类的青年人，也就是被称为“朦胧诗派”的约20位诗人。他们一直没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自我主张，但他们以具有现代主义技巧的方法、以一种埋头耕耘的精神，创作了大量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崇高意识的作品，把大陆的汉语新诗推向了一个高峰，占踞中国诗坛突出位置至少达五年之久，并被列入现代派的行列。
1985年，大陆的汉语新诗再次发生新的变化，逐渐生成一种反朦胧诗、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突破发展倾向，以“大学生诗派”和四川“整体主义”、“非非主义”为代表。1986年10月，安徽《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派群体大展》，集中推出70多个诗歌群体的诗作。这是一个比“朦胧诗派”迈步更大的现代诗歌革新运动，这群诗人被称为“后崛起派”、“新生代”、或“第三代”。他们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认为北岛、舒婷这一代诗人已经过时了，朦胧诗派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意识只有古董的价值。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北岛、反“崇高”，崇尚平民意识。与北岛、舒婷们不立山头、不树旗帜、埋头写诗相反的是，“第三代”诗人旌旗遍地、义旨鲜明。评论普遍认为，当时宣言大于诗的现象明显存在，创作实绩和社会影响都无法与朦胧诗人相比，但是他们的探索精神值得钦佩，主题的开掘与表现手法的创新是惊人的。至今回顾这一现象，笔者认为，他们对审美疲劳的快速反应也是惊人的。当一种艺术表现达到顶峰、或者说雪拥燕关马不前之际，第三代毫不犹豫切断顾盼，另辟新径，另觅山头。
“第三代”诗群大展的热闹场景很快就归于平淡，但20多年来，回响不断，一些实力派的诗人，如于坚、默默以及受其艺术主张影响的青年诗人江非、江一郎等在喧闹后的平静中默默耕耘，写出了《送朱小羊赴新疆》、《妈妈》、《老了》等一批好作品。
汉语新诗发展展望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比如天地，寒来暑往，春花秋实；日升月沉，潮来潮去；沧海桑田，成住坏空。又如股市，升跌调整，循环往复。以生命为实践主题的佛子道家均崇尚自然，尊重规律，随缘合自然，只因自然乃天理、大道。汉语新诗走过90年的道路，在不断的“打倒”、“毁灭”、融合、创造新气象新境界中循环，总的来说也在螺旋式上升。大陆诗歌经过二三十年的“深幅调整”时期，此时却在台湾地区和东南亚产生着“现代诗歌牛市”，汉语新诗依然没有停止发展的步伐。至大陆改革开放，诗歌“井喷”式发展，全世界的汉语新诗呈现整体繁荣。因此，在诗艺标准具有多重性或者说标准模糊混乱的当今，无须悲观，无须迷茫观望。也无须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新的标准有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一如现代新诗的自然归宗。台海诗人似乎先行一步，如张默的诗歌，先是与割断传统，横的移植，尔后伸向古典，加以纵的继承，逐渐融会贯通，走向又一村的境地。不管宣言、信条如何，纪弦、覃子豪、余光中、洛夫、张默等顶尖大家，后期的诗作均不乏典雅含蓄，澄明冲淡，这都是自然的回归。
当然，具体到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就会呈现复杂性，出现棘手的问题，产生没完没了的争议。比如诗人自身认知自我超越的问题，诗评家的自身认知自我超越的问题，诗人、诗评家的观念和各各之间的关系问题。但笔者的看法始终是乐观的，诗歌发展中产生的矛盾始终会在发展中解决。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要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实、宽容、扶助”。
作为诗人，是在第一线的耕耘者，是前沿战士，尽管去创新、实验，心里爱“打倒”谁就“打倒”谁，只要你能自圆其说，最好能真正的超越。作为诗评家，特别是权威人士，大可不必理解为这些“打倒”之说是要否定从前的一切，不妨把他们认为是为了着重创新而使用的矫枉做法，不妨看作禅家接引学人之中的峻拔凌厉的风格。如“非非主义”的“语言还原”说，至今有些费解，但不妨想象他们可能对汉语诗歌语言有新发现。一些诗歌或许费解，看不懂就姑且看之听之。以客观、求实的精神对待，以免发生“老子在前方忍饥卖命，你们在后方喝酒乱弹”的口水之争。
至于旗帜，宣言或信条，更是表象的东西，平淡、怪异并不重要，看其诗歌实践就可以。就像普通人起名字，人家要叫阿猫阿狗总是可以的。
诗人之间，也大可不必“肯定自己、否定别人”，摆出舍我其谁的姿态，这种姿态本身就产生所知障，阻碍自身发展。往往产生的不是争议，而是攻击、谩骂，弄得别人“日子”不好过，别人自然也不会让你过得好。造成这种局面，何来健康发展？我们提倡康白情、朱自清的探索、扶助、宽容的精神，提倡“肯定自己、包容别人”，提倡学术上的争鸣。事实上，“否定一切”，其实一切都没有彻底否定，“反理性”、“反抒情”也只是对僵化模式的反叛，理性的光辉仍然高照，抒情只是增添了新的方式，从直抒胸臆、委婉含著增加了《浪子麻沁》和《送朱小羊赴新疆》式的“冷”抒情。
由于汉语本身的特性，一些概念上的模糊必然存在，完全可以通过学术探讨解决。比如现代诗、现代派、现代技巧的内涵、外延，三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倒是从朱寿桐教授“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法受到启示，尽管要以“汉语新文学”涵盖中国现当代文学还存在多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必须论证概念的外延、内涵拓展的可能性，但“汉语新诗”和“汉语新诗学”却没有多种语言存在的障碍。笔者认为：当代人用汉语写当代心像的白话诗就是汉语新诗。也可以称为现代诗。在大的层次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象派、象征主义等等等等风格的诗作，都是新诗或现代诗，包括近年出现过的“肖宁体”，即广东诗人肖宁自觉运用唐宋近体格律体裁、用当代语言写当代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诗，都属汉语新诗范畴。现代派则是大量运用新的诗歌表现方式、技巧的流派。这一说法，不知各位专家学者以为然否？
1986年10月的喧闹之后，诗坛逐渐冷静地思考学术上的问题。不再以传统的方法解读诗歌之后，朦胧诗人的诗歌大部分作品变得可读耐读。忽略极少数的非诗成份，“第三代”诗人的诗歌大部分作品也被客观地对待。而于坚等人始终以先锋的姿态探索不止、耕耘不辍的精神逐渐获得广泛的认同，也闯出了一条路子。至少，许多口语化、日常化的诗作是成功的。
近年来，两岸三地的诗人、专家学者、以及东南亚华文诗歌笔会乃至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汉语诗人，都以务实的态度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实践，仅以东南亚华文诗歌笔会为例，2006年在福州成立并举行首届诗会，2007年又在广东韶关举行第二届，今年还将在湖南郴州举行第三届。笔会负责人每次都邀请两岸三地的代表出席，在信息沟通、诗艺交流上起到很好的作用。前辈专家、青年学者积极主动地活跃于诗坛，在诗体生成现代技巧理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广西诗人、青年学者刘春开设专栏诗评《好诗推荐》，推介优秀作品。并结集出版诗学专著《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介绍近20年来涌现的有成就的诗人和诗坛状况。可以说，这是1986年10月之后，对探索诗、实验诗的一次精选性的展示，为汉语新诗又一次展现了新的生机。其中的许多诗歌，引起普遍的关注，产生普遍的共鸣，获得普遍的好评，这就是好诗。
另外，请关注另一种现象，现代诗歌技巧已影响到汉语新诗的特殊品种：歌词，如《波斯猫》、《丁香花》、《叭》、《新疆的英孜》、《老鼠爱大米》、《特务小强》等作品，歌词的成功明显受益于现代诗歌技巧。诗、歌同根同源，这也是汉语新诗——现代新诗的幸事。
（本文是作者提供给在澳门大学召开的“汉语新文学讲堂系列第二届当代诗学论坛暨张默作品研讨会”的论文）
主要参考文献：
张默《张默诗选》
谢冕《共和国的星光》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
王幅明《中外著名朦胧诗赏析》
朱寿桐《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优势与实践价值》
王珂《新诗诗体生成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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