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春，我回到五十多年前上山下乡的清远市连山县太保镇龙颈村。
这个与广西、湖南相邻的小县，当年小日本兵在神秘险峻的鹿鸣关前望而却步，可见有多“山”。山村依然寂静，稀疏炊烟袅袅，蓝天白云，梯田碧绿，山林青翠，小溪叮咚。水泥路通到了村里，所有的泥砖瓦房不见了，一栋栋小楼错落有致，好一幅田野春光图，只是几辆小车“大煞风景”。
我把帽檐拉低暂时不想袭扰村民，穿过令人难于相信的干净街巷来到村后高处。眼前是那条熟悉的小溪，溪水清澈见底，十米左右的连廊式两排洗衣台，有水泥顶盖，溪水从中流过，有村民在洗衣，传来声声锤衣鼓点。稍远处，一块白底蓝字的警示牌庄严竖立，上书“水源保护区”。一条新修的水泥路从脚下蜿蜒伸向大山香兰木冲。香兰木冲，诗一样的名字，树木葱茏，巍峨锦绣。一位青年从身边经过，我问他洗衣台、水泥路是村民集资修的吗？他说都是政府修的。我又问他大山深处有村民居住吗？是否新建了村庄？他说没有人居住。
我半信半疑，回到村头驱车顺着弯曲的水泥路，直到香兰木冲山脚，里程表显示正好3公里。尽头，一个竹棚子空空荡荡，有一排竹子做的靠椅，与香兰木冲静静的享受安逸，我我明白了，水泥路是为了村民种植、经营这万亩山林。下车，近看远望，坐在靠椅，突然一个念头冲上脑门：我该申请入党了。
君可见，世界上有哪个政党，哪个政府如此细心思考、深入体察、根植民间关怀底层民众的所需所求，历史性让所有农村脱贫！
申请入党，是我一生的纠结。五十年前，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在广东省冶金系统的计划工作年会上，我唯一受到表扬，理由是只有我写了《黄岗钢铁厂计划执行分析》的分析说明，尖锐指出人事变动与关系是影响生产的主要原因。第一把手找我谈话：老实做事，“别上蹿下跳”！这一警告，让我拒绝了到地区冶金系统会议介绍经验。但是同事钟卓林成了我的第一位入党培养人。而我，委婉的拒绝了。不久一位姓聂的副厂长要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依然推辞了，不识抬举的结果是我被安排到轧钢车间跟临时工一起烧加热炉。一个月后，我被下车间蹲点的厂副书记抽调到车间办公室负责起草生产承包方案，方案中破天荒的提出裁员（编外）50人，实行超产奖金制度。结果第一个月产量翻倍，第二个月又翻倍了。车间书记成了我的第三位入党谈话人，我依然如故对待。接着我被调到党委办当文书，每个星期党委办主任都问我写入党申请没有，党委书记也找我谈话，依然是入党问题。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准备了一个月后，征求政工科长意见，答复是：看过我的档案，让我重新考虑。回家后，我烧掉了所有课本，把笔插入桌面。一个省重点高中品学兼优的66届毕业生（有奖品为证，免学费）永远与大学无缘了。
档案，也许有一段污点。那是我读高二时，团委书记李老师找我谈话：要又红又专，不入团当不了班长。于是我写了申请书，一个星期内入团了。但是，家庭调查资料回来后，团委书记大发雷霆，我差点被开除出共青团。我明白了自己注定能专不红了。
一九七八年，我看到新华社著名记者郭春玲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考场外的风波》，写的是湖南高考第一名考生，没有大学录取，原因是历史反革命子弟。我泪流满面，后来与郭春玲记者成了好朋友，在她的启发下开始了文学创作，有幸成为深圳作家协会会员。
我依然坚持自己可以“专”，努力工作，做过付主任、付科长、付厂长、付经理、付总，永远是付的。
我一生在思考：解放后入党的关卡，家庭出身、家庭关系有必要利剑高悬吗？
现在，我七十多岁了，还可以入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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