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五，原计划一家人去大姨家，临时收到信息，晚上有二十几号人吃饭，我在家备菜，波和孩子们去给大姨拜年。午后，正炸云吞，波在家人群喊话：大姨在人群中寻凤啊。没过几分钟，孩子又发信息来，姨婆说：好想你，一想到你就开心。
眼眶一湿，整两年没见大姨了。大姨今年应该九十有加了吧。自 八八年秋天认识大姨始，每年正月初几都会到她家去“收利是”，一直没间断过。我都是做奶奶的人了，大姨还是一如既往，过年必给我红包。去年因为疫情，不能串门，不知大姨是否一直在等我们。
那年，不知因为什么，年初十才去大姨家拜年。大姨说：我一直在等你，心想啊，你是回湖南了吧，也该回来了啊。当时，我心情特复杂。在乐昌，如此惦记着我的人，不多。打小我就不爱串门，爱沉在心底，讨厌显示在脸，时常不招人待见。难得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姨，却一直待我如亲人，如此牵挂着。
大姨祖籍陕西，年少在四川工作，后又随夫转业到乐昌，是婆婆认的干姐姐。听大姨说，婆婆年轻时和大姨是工友。婆婆刚到单位时，他人欺生，大姨仗义，力挺婆婆。怕婆婆再受欺负，和工友们说婆婆是她妹妹，且处处关照婆婆。因两人同姓，又都是外来人员，婆婆机灵一闪，顺势认了大姨做姐姐。
七十年代初，波年幼之时，婆婆生一场恶病，在广州肿瘤医院医了一年多。这一年多的时间，大姨一直带着波同吃同睡，视波三姊妹如己出。波小时候特调皮，有一次带着表妹做坏事，把人家鱼塘边菜地的菜全拨光光，拨累了，拿条棍子扫，整个菜地弄的稀巴烂。人家找上门来索赔，原本就缺衣少食的，哪有钱粮赔，大姨好话说尽，方求得人家谅解。钱不用赔，但是菜要帮人家种好，大姨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帮人家把菜一棵棵种活。大姨说：那个累哟，好气又好笑！我问打了波屁股没，大姨说：舍不得打，孩子已经够可怜了，再说调皮是孩子的天性，哪有不惹事的。
波兄妹三人年幼失聪，加上婆婆年轻时，也因药物过敏失了聪，不敢说婆婆有没有被人歧视过，几十年来，受过多少委屈，我想只有婆婆心里明白。我就曾听人当面说波：你又聋又哑，能做什么哦！但是，大姨对婆婆和波三兄妹，从来没有过任何言辞或行为上的轻视，每次见面都是笑呵呵的。家长里短，和她倾诉，她只开导劝说，不评说谁是谁非。七十年代中晚期，波的兄长，十三四岁就到石场打石仔补贴家用。打一平方石仔，有几毛钱的收入。对于一个失聪的小孩子，这是何等艰巨。大姨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减轻步行的时间和艰辛，送了辆紧俏又珍贵的自行车给波的兄长。
我抓一把云吞放进油锅，点开视频，喊一声：“大姨！”手机里人影一现，心里一酸，竟有想要拥抱的感觉。“等我！”胡乱包些云吞，关了火，拿起个手袋冲出门。站在门外才发现身穿睡衣，手袋也拿错了，锁匙什么的都在室内。从相识时的黄毛丫头到如今鬓如霜，三十多年了，这一份情感，早已溶于血液。
婆婆在世的时候，隔三差五，便能见到大姨。婆婆去世后，见面次数少了，再见大姨，聊的都是婆婆。说哪天哪夜，她又梦见婆婆了，梦里婆婆衣衫褴褛，在做苦力。见一次面，大姨伤心流泪一次。爱玲姐说：有时几天几夜都调整不好心情。我深感愧疚，一再提醒下次见面，小心说话。再见时，把持不住，聊的还是婆婆，如此周而复始，大姨不知伤心了多少回。
推门而进，大姨一见到我，踩着小碎步，急忙忙的迎上来。孩子在旁惊叫：看啊！看啊！姨婆好有精神了啊！前面给我们发红包时，移步都好艰难。闻此一言，我竟无言以对，想哭却又哭不出来。
大姨拉着我的手坐下，说：“不管内心怎么伤心，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去年差一点你就见不到我了，中了两次风了啊”。我好想说点什么，但终是忍泪含悲，说一句：您要好好的！一边暗自懊恼，什么时候才能改掉深居简出、不爱串门的坏习惯。
也许是因为新年的原因，大姨很快就转了话题，问我是不是明天就要回深圳了，然后抖动着手，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我，满脸怜爱：“你今天不来，我也会帮你留着。”爱玲姐在旁边说：除夕夜就在数要包多少个红包了，说凤家里要准备几个。
接过红包，紧握在手，把被呵护、被惦念的幸福，握紧。大姨递给我的是真诚的祝福、真挚的爱。她把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浓缩在一个小小的利是封里，在她和婆婆之间代代相传。一年复一年，这封利是，和利是封里沉甸甸的真情，一直被我及我的家人贴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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