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老兵，排行老大。退伍又退休。嘿！别以为成了小老头，就无所事事，那就大错特错了。长兄如父，父母不在了，大家庭几十号人，谁有事，不管巨细，先呼老兵。在老家的，直呼：老大！快来出谋划策。远居他乡的，高喊：老兵出来，排雷啦！
刚退休那会，哥哥怕闲得慌，跟別人学养蜜蜂。等采了蜂蜜，拿来和家人分享。大家庭里的成员，你拿一瓶，我拿一杯。家人们嘴里喝的是润肠、养颜的蜜糖水，手里端着的是幸福。正当大家脸上荡漾甜蜜的笑，心里美滋滋的时候，自以为哥哥分享的是劳动成果。嘿！又错啦！哥哥说：这一杯甜蜜之水，来自勤劳。我用手中的蜜糖与家人们共勉，学勤劳的小蜜蜂，在欢快中勤勤恳恳，努力工作……
我喜欢兰花，不管迁居何处，必养兰。家人效仿，但是不得养兰要领。每每看到兰花草夭折，我惋惜之余，颇有微词。哥哥知道后，那股韧劲又上来了，说哪有种不好的兰草。拿出军人的气势，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于是上网学习兰的种植技术，了解兰花的生长要素等等。并亲自体验，种了不少不同品种的兰花。待兰草开花了，转头却和家人说，种兰也好，喜欢兰也罢，不仅仅只是闻兰香、赏兰叶哦！要学兰的高尚品质。女人如兰，兰质蕙心。君子如兰，清雅、高尚。你看，又来一句与家人共勉。
得知我拾旧梦，学涂写。哥哥先说支持，立马却来个约法三章，首先要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自洁自律，传播正能量。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防期间，哥哥约束家人，不聚堆、不信谣、不传谣，坚信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新年伊始，家人哪有不聚会的。我在兄弟姐妹群里吵吵闹闹，好久不见。见见呗，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谁知哥哥来一句：一切行动听指挥。嘿嘿！老兵是不是把家人群当操场了，时时以身作则。
从新闻中得知，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冲突事件。哥哥喊：若有战，召必回。喊得我和家人们热血沸腾，含泪笑问：老兄今年贵庚啊！能回吗？老兵眼泛泪光回答：一朝当兵，终身是战士！若有战，召必回！
我曾经问哥哥，当兵十八年，有没有遗憾事。哥哥回答：“有！”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提升军官的哥哥，离开连队，到沈阳军区通讯大队集训。哥哥写好遗书，写下誓死保家卫国的决心，做好血染疆土的准备。哥哥所在的部队还没有开拔，我军已经胜利。哥哥因为没有上战场，没有到前线冲锋陷阵，而感到有点遗憾。然而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万家灯火是每一个军人的心愿。哥哥为祖国强大而自豪。
十八年的军营生涯，哥哥练成了坐如钟，行如松的良好习惯。家里永远保持干净整洁，该直的绝对不能斜。长年保持抬头、挺胸、齐步走的姿势。最好玩的是吃饭的时候，从端起碗开始，到放下筷，坐得端端正正。可爱到目不斜视，筷子不拖泥带水。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美食，从来不去挑肥拣瘦。我们偶尔会逗一下：可爱的老兵，吃饭也这么规矩，累不累啊！
虽然经常觉得老兵可爱，忍不住要在他面前撒娇。但是在守时守信方面，我再也不敢和哥哥开玩笑了。有一年夏天回家，我还在高速路上，就告诉哥哥一个小时到便江北大桥见。结果我迟了一个小时。哥哥头顶烈阳，在桥头等了一小时。从这一刻开始，我知道军人的时间观念，决不会迟到一分钟，也不会早退一分钟。在军人眼里守时守信和守原则一样重要。
有时我们故意笑哥哥，当兵这么辛苦，后悔吗？哥哥说：当了兵，后悔三年，磨炼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是的，不当兵，无法体验军人的威武军姿，无法体会军人的家国情怀，更无法理解军人的至高荣耀。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想要问哥哥在部队有哪些荣誉，哥哥不会说的。越不告诉我，越想知道。老兵同志，唐山大地震救灾中，你具体是做什么呀！老兵，你带连队到吉林抗洪救灾那次，是怎么立的三等功，和我说说呗！老兵笑而不语，问多了，应一句：早忘了！
家有这么个哥哥，可爱可亲，还可以时不时撒点娇。家有老兵，不仅光荣、自豪，更有幸福和安全感！
*母亲的手*
母亲手巧？我似乎没这感觉。
从小家里经常有乡邻来找母亲，来者或是受亲朋之托，或是自己要做外婆了。女儿初嫁人，这些准外婆们要母亲帮忙绣些绣品。比如虎头鞋、虎头帽、背带、口水兜什么的。物质匮乏时期，送这些实用的绣品，既是祝福又可以间接显示手巧，无形中帮自家女儿提升形象。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嘛，选媳妇先看丈母娘，谁都希望娶回家的新媳妇儿有双巧手儿。
接了活，母亲开始张罗，丝线、布料这些墟市能买到，但是做虎头帽的白绒毛，母亲却要大费周折。母亲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绣的特别艰难。下雨天、农闲时，母亲坐在厅屋后门口，先用铅笔在绣棚上轻轻描，描出要绣的图案，然后再一针一线仔细的绣。丝线在母亲手中穿来跳去间，不是一朵花儿悄然绽开，就是一只小老虎活泼可爱。
这个时候，我家里的厅屋最热闹。村里的大姑娘、新嫂子都爱聚在母亲身边，七嘴八舌的，或议论、或讨教。母亲一会教这个怎么起针，一会教那个怎么描图。回头一看这头又绣错了，悔针，重来。一位新媳妇羞答答的说，别净绣小老虎，绣鸳鸯戏水呀。平日里母亲从不高声大气，这会儿，居然和大家一起哈哈笑，笑声撩过屋檐，惊得屋檐下午睡的雀儿皱起了眉头，吱吱喳喳叫，仿佛在说：再吵，我就飞到绣棚上去睡觉。
我偶然撞见这一幕，绣棚上这只虎头虎脑的小老虎，确实可爱。母亲没上过学，不仅认识些字，还能描能绣。居然还有人跟着学，忍不住独自偷笑。母亲八十岁那年，有人来寻母亲定绣品。我暗自寻思，如果把刺绣和制衣相结合，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有心想学，可是母亲年事已高，而我也远离故土。如今事过境迁，母亲带着她的手，去了天堂。村里村外，再也寻不到那顶虎头帽的踪影了。世上没有后悔药，我错过的，只是母亲的手吗？
和母亲的女红相比，那些出自母亲双手的食物，更是稀奇古怪。且不说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如何利用红薯、菜叶解决一家十口人的饥饱，单是黄豆，母亲就能物尽其用。
如何把每一粒豆子用到淋漓尽致，母亲可是费尽心思。母亲听说脱了皮的豆子做的豆腐细腻嫩滑，如是用脱稻谷壳的农具，把豆子碾一遍。碾过后的豆子收集到簸箕里，母亲张开双臂，双手握紧簸箕边框，簸箕在怀中上下颠抖，豆瓣和豆壳在空中扬起，又落在簸箕中。说也奇怪，豆子随着母亲的节奏，飞扬，降落，豆瓣和豆壳听着指挥，唱着歌，跳着舞，乖乖的分开了。豆壳落在地上的器具里，豆瓣留在母亲手中的簸箕上。
豆瓣顺理成章做成了豆腐。本该丢弃的豆壳，却没有到该去的地方，而是被母亲用点油盐水煮熟，加上辣椒粉葱花，成了餐桌上的一道菜。儿女们的筷子夹着豆腐的时候，母亲的左手端着碗，嘴里咽着豆壳。虽然在我的记忆里，我并不爱吃这豆壳，现在却特别想吃，想尝一尝母亲的灵感，再回味一次母亲的独一无二。
煮完豆壳，母亲的手，伸进了装豆腐渣的竹框。豆渣被母亲洒上一层酒药，搓成团，像一个个棒球，挤满铺着禾草的竹框里。一块干净的毛巾，披在竹框上，把豆渣捂得严严实实。几天后，豆渣发酵成功。掀开毛巾，豆渣球上一层细绒绒的毛，长像有点难看，气味还不是那么友好。回想当时那一框毛绒绒的豆渣球，我竟然有一丝伤感，为那些禾草。同样是禾草，别的禾草盖的是珍珠，落在我家的，捂的却是豆渣。可是那个时候，用一颗珍珠换一个豆渣球，母亲会答应换吗？再说母亲那时也接触不到珍珠吧。
取刚发酵好的豆渣球切成片，煮成汤，谈不上美味，但是至少不难吃。好过趴在饭桶边缘，在红薯丝里挑米粒。分享是美德，做了好吃的，左邻右舍少不得要分享，吃过母亲美食的邻居，自然要回礼，自古来而不往非礼也。只是邻居送来的豆渣，模样变得有点黑，味道也变得有点苦了。母亲说那是酒药的问题，和手没关系。我有点纳闷，难不成酒药也恋家，离家后还能患上抑郁症。
豆渣，豆壳都不怎么美味，但能裹腹。父母都是孤儿，养活我们八个儿女，春天不饿着，冬天不冻着，母亲的手除了勤劳，颇有点多功能室的味道。那个年代，女人生孩子不去医院，在自家生。邻近几个村的孩子，有多少是经过母亲的手接生的，谁也记不清了。为表感谢，生孩子的那家人会煮几个红鸡蛋送给母亲。母亲说她不喜欢吃，那几个红鸡蛋又顺理成章了，成为儿女的囊中之物。
母亲的手，和别人的手一样勤劳，但是又和别人的手不一样。这点自懂事开始就知道，也习以为常，并没有感觉母亲和别人有什么区别。可是母亲感觉不一样，当着儿女的面，在陌生人面前，母亲总会不由自主的缩手，把右手往袖子里缩，往里面藏。母亲说她手丑，不想给儿女丢脸。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正拉着母亲走在陀城的街道。也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母亲的手。
我不顾母亲的极力反对，卷起母亲的袖子，只见母亲的右手手掌不见了。大拇指、无名指、小手指和手掌粘成一个骨肉团。变了型的中指和食指虽然可以活动自如，此刻却显得异常孤单。母亲说她还是婴儿时，外婆不小心，母亲从外婆的手中滑落，母亲的手掉进了煮粥的沙锅里。
我放下母亲的衣袖，挽着母亲的手，大步走在街道上。那锅粥的蒸汽漫过我的眼帘，漫过街道，漫过遥远的时空，漫过故乡的稻田。稻田里，母亲左手握稻草，右手食指和中指夹住镰刀，在稻浪中浮浮沉沉。稻香沾着母亲的汗水，在田野飘扬、飘扬……
*蝴蝶牌缝纫机*
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听障者对自己的名字有独特的表述方式。她似乎从来没和我交流过，也许是她太过安静，安静得让人忽视她的存在。在这，且叫她一声福姐，如有来生，愿一切安好。
福姐送来一台缝纫机，蝴蝶牌的。送她来的三轮车司机，脸色不太好。望着呼呼而去的三轮车影，阿波告诉我，那是福姐的丈夫，以开三轮摩托车出租为生计。
缝纫机车头有些陈旧，衣车台面有的位置油漆已经脱落。压脚、梭壳和皮带有点老坏。面对这么个老古董，我有些哭笑不得。什么年代了，谁还用这种脚踏式缝纫机。既不能用，又占位置。与其送到店，不如送去废品收购站，兴许还能卖几个钱。
碍于阿波情面，我问福姐缝纫机多少钱。阿波自己有听力障碍，深知听障者的不容易，一直尽心尽力，无偿为身边的听障兄弟姐妹服务。一丝不悦划过福姐有些浮肿的脸，也不回我话，起身上楼去了，楼上工作间有她的好姐妹。 阿波叫我别小看了这缝纫机，它是福姐的嫁妆，意义尽在不言中。福姐原来是国有制衣厂的员工，后来下了岗。因为听障等原因，只好靠着这台缝纫机，做一些鞋垫，在街边卖。两元一双，三元两双，如此渡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现在福姐生病了，病得很重，在医院住了几天，就回家了。她知道自己的病情，知道从此再也不用车鞋垫了。福姐的家人想把缝纫机卖给废品收购站。福姐不答应，这是她的嫁妆，坚持要送给我们。
阿波还告诉我，福姐偶尔来店里拿一些边角料，都是选我不在店里的时候。这是她从不直视我的原因吗？我打开她的布袋，里面果然放着一叠长短不一的鞋垫。三元两双，鞋垫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消耗品，一天能卖出去几双？我自言自语，眼睛有些湿润，泪却掉不下来。以前很少看到福姐，就算在店里见了，她也是低头而过，直奔二楼，从不与我交流。有时聋哑人协会搞活动，她偶尔来一次，也是静坐一边，似笑非笑，看别人兴高采烈用手语交流，看别人眉飞色舞。我原以为是她没上过特殊学校，不懂手语。也以为她和我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不想和我交流。都不是，她只是不想让人知晓她背后的辛酸，不想让我读她那些不为人知的情愫。她就这么安安静静的，不诉不争，低眉顺眼接受生活给她的一切。突然觉得，这份安静是那么的让人心痛，痛得让我想喊，却又发不出音来。
最后一次见到福姐，是送缝纫机之后，相隔不到一个月。那天福姐手抱布袋进来，全身浮肿，我差点没认出来。还如以往，对我视而不见，直接朝二楼去了。我看她脸有喜色，有些好奇，看着她上楼。前面楼梯勉强抬脚上去了，快到转弯角，福姐把布袋挂在脖子上，手扶墙壁，慢慢蹲下、匍匐、一级一级的往上爬……
我怔怔的看着楼梯，许久，一阵特别的欢叫声打破楼上的寂静，我扶着茶几慢慢坐下。难道是帮福姐向政府申请困难补贴有了下文？如果是，那该多好，希望还来得及。正开心，一名听障女车工灿烂如花，从楼上下来，递给我两根香蕉。说是街上有人买了一袋香蕉给福姐，福姐专程送来和姐妹们分享。福姐匆匆而来，欢天喜地，手脚并用爬上二楼工作间，就为了和姐妹们分享几根香蕉？
我突然想笑，想哭，想骂人。可我不知道该骂谁，最后手指着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楼梯，对着眼前的车工吼叫：你让她怎样从楼上下来？车工脸上的花凋了，呆了。她不明白我为什么发脾气，因为什么发脾气。是的，我为什么要发脾气，她和她们的笑不是错。她们只看见福姐站在面前的那一刻，她们听不见、看不到福姐在楼梯上的挣扎。可我听见了，看见了，我无法漠视，正如我不曾冷血。身处其中，我既无法用闹市的热烈去安抚这无声的世界，又无法让眼前的无声世界变得如闹市，有声有色。我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错，是我、或者不是我，又或者原本就没有对与错。
没过多久，福姐走了。阿波没有去送她，我和店里的姐妹们也没有。我们把她的嫁妆修理好，擦洗干净。她活着的时候，上天似乎从来没有给过她选择的权力，她的喜怒哀乐有对缝纫机倾诉吗？这台缝纫机，是她情感的寄托，是她的陪伴，还是她的宿命？我一边擦拭，一边胡思乱想。缝纫机上的蝴蝶仿佛动了，泪眼婆娑中，它煽动翅膀，飞离缝纫机，飞向天空，飞向森林。森林里百花齐放，百灵鸟在歌唱……
*父亲的党费证*
2016年岁末，低温笼罩着小村庄，四周显得有些冷清。窗外，斜风细雨诉不尽悲哀，绕屋檐呜咽。似挽留，更似不舍。室内，灯枯油尽，老父亲要走了。
哥哥放下电话，俯身在老父亲耳边，一字一句告诉父亲，天亮后，村支部书记就来看他。父亲闭着眼睛，微微点了点头，手依然紧紧握着他的党费证。
望着气若游丝的父亲，哥哥几次想从父亲的手中取出党费证，但是都没成功。嫂子说，就让爸爸握着吧。
村庄静，夜寒冷，哥哥嫂子相视无言。父亲的举动，让同为党员的哥哥嫂子动容。傍晚时分，卧床不起，迷迷糊糊了多日的父亲，忽然变得清醒起来。叫哥哥扶他半卧，并示意取出他的百宝箱。箱里有儿女们给父母的零花钱和生活费，有记事簿，有儿孙几十人的通讯录….
哥哥一件一件问，父亲一直摇头，似乎百宝箱里的东西都无关紧要。一个手帕包映入眼帘，哥哥拿起，轻飘飘的。递到父亲眼前问：是这个吗？父亲点头，哥哥小心翼翼的打开手帕。里面包着的，是父亲的党费证。父亲嘱咐哥哥，一定要帮他交清党费。在得到哥哥的保证后，一直把党费证紧握在手中。
哥哥问父亲想见谁。父母生育儿女八个，儿女开枝散叶，有子孙四十多个，分居天南海北。除夕将近，路远且阻。哥哥心想，不能让父亲留下遗憾。父亲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村支书的名字，完全出乎意料。
天亮雨未停，村支部书记冒寒而来，在父亲的耳边喊了一声：“细外公。”（家乡的风俗，一种尊称），见父亲没反应，又说了一声：我是曹某某。父亲仍然没有反应。支书正了正身：老支委，我是村支部书记。父亲睁开了眼睛，努力的想抬起手来，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
父亲走了，走的很安详。从举手宣誓，到握着党费证离开，50多年的党龄。历经风雨，初心不改。父亲是一名基层党员，有自己坚守的信仰，入党介绍人是60年代的大队支部书记。离开的时候要见的人，是二十一世纪的村支部书记。一直以来，我自以为自己是父亲心中最有分量的女儿。父亲弥留之际心心念念的人，怎么是一个陌生人，而不是我。悲痛欲绝中怎么也想不通。
父亲生于1930年，童年很悲惨。一岁半时，爷爷突然离世。奶奶无力养家糊口，带着父亲改嫁，两个姑妈被送人做童养媳。父亲在养父家受尽了人间折磨。其间，四岁那年被继父活埋过。十岁那年放牛，因牛走失，父亲被继父和继父家的兄弟打得不敢回家，躲在田坝上。这一夜，谁也不知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第二天，好心人路过，发现了披着一身露水、躺在田坝下面的父亲。
父亲得救了。在好心人的指点下，从此立志，一定要回自己的家乡。十四岁那年，父亲在堂哥的帮助下，回到了自己的家。虽然这个家只剩一间房，房里唯一的物品，只有半只沙锅。
也许正是有这样的童年，父亲特别珍惜解放后的生活和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县城到镇上还没有公路。供销社销售的物品，要靠人力去县城挑回来。山路弯弯，肩上重担，中途要在半路上住一宿。那一年夏天，父亲和他堂哥挑着日用品往回赶。天热货重，父亲中暑了。人在货在，身为基干民兵的父亲，他知道肩上挑的是什么。父亲咬牙坚持，不让自己倒下，一步步终于到了正路一农户家。父亲堂兄在这家人的帮助下，寻来板兰根等草药，又借来沙锅，煲了救命保货的水让父亲喝。第二天，父亲坚持把货物挑到供销社，如期完成任务，才松了一口气。
五十年代中期， 石碧垅水库初修期间，当时还没有永安公路。修水库的“洋灰”（现在的水泥）经火车从衡阳运到耒阳，再用汽车从耒阳运到小塘甫。小塘甫到石碧垅水库工地，这中间有几十公里的山路，修水库的水泥等物质只能靠人工运送。劳工们背抗、肩挑、或几个人抬。沿途劳工如蚂蚁般运送物质，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父亲是第一批上工地的民工，工地上哪里最苦最累，哪里就有基干民兵和党员。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耳濡目染，被共产党员的精神所感动，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60年，积极向上的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队长，任职期间，任劳任怨，队上的收支明细账本分毫不差。并通过了组织的考验，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十年代早期，石碧垅水库二修加固。父亲是大队支委，带着大队的民工坚守工地，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日夜奋战。石碧垅水库大坝加固成功，经过二修的水库大坝固若金汤。水库大坝见证了那一代人无私奉献，万众一心跟党走的信仰，见证了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两次修水库，父亲在大坝上也烙下了青春和汗水的痕迹。
父亲是一个坚持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实干者，在生产中主张遵守自然规律，反对激进。比如当时工作组主张水稻密织法，禾苗间距缩短两倍，说用密度提升产量。父亲当了多年生产队长，凭经验知道此法不可行。禾苗失去了生长空间，发育、防虫害都成了问题，又如何能提高产量。因此反对。又如，当时工作组要在溪水面不够两米，落差不够一米五的涓流溪边建发电站。在两次修水库的亲身实践中，父亲学到了不少水利知识。面对不切实际的、不符合水利规律的提议，父亲不惜得罪工作组，再次极力反对。
父亲的坚决反对，改变不了工作组的决策。却因此得罪了工作组，不管是在卸任前，还是卸任后，吃尽了苦头。事实证明，父亲是对的。我不知道，溪边田埂上，那些劳民伤财后的残砖水泥墩，它们有没有为父亲哭泣过。
改革开放后，百姓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得益于父亲供我们几个儿女上学读书，儿女们各有所成。晚年的父亲享受着天伦之乐，依然不忘初心。每届乡、村两委的人名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又总把我和姐妹们的名字喊错。
作为一名党员，父亲一生平凡，无功无过。作为一位父亲，父亲一生伟大。父亲一直教戒儿女，要坚持做人的原则。尊老爱幼，不贪不懒。哥哥转业时，父亲对哥哥说：做人如吃饭，不贪不偏，筷子只能夹在菜碗中间，不可以翻到碗边去，更不能把筷子伸到别人的碗里去。在部队如此，到了地方更要如此。
父亲的追悼会上村支两委来吊唁，来送父亲最后一程。我明白了，这是一名老党员的荣誉，也是老父亲的心愿吧！也许是我忘了，父亲不仅是我的好父亲，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父亲没有忘记，弥留之际，在父亲的眼里，他的党员身份是比亲情更有分量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