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没有上过学，却通晓事理，一辈子吃苦耐劳，是个最寻常也最不寻常的农家女子。在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她用一副瘦弱的肩膀，把七个儿女都养大成人。如今每每回想起她的点点滴滴，我们做子女的，心头仍会涌起难以言说的酸楚与感恩。
她十六岁嫁入冯家。父亲那时是大队支书，整日扑在公事上，很少回家，也很少抱过我们。家里的半边天，其实是母亲独自撑起来的。可她从无怨言，只是默默地，用一双手，一颗心，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那些年，我们的吃喝拉撒、病痛冷暖，田里的播种收割，几乎全系于她一人身上。经年累月的操劳，让她的手早早结满厚厚的老茧，岁月也在她脸上犁下了深而密的皱纹。可这些，她从不说苦。
你听说过产妇自己接生、亲手剪断脐带的事吗？我的母亲，就曾这样独自面对生命的降临。那份孤立无援的痛苦，与咬牙挺住的坚毅，如今想来仍叫人揪心。等到父亲匆匆赶回，她已虚弱地收拾好了一切。你见过月子里的人没有一口肉吃吗？我的母亲，也曾经历。在物质匮乏的年月，能吃饱杂粮已是幸运，所谓的“好菜”，不过是些豆腐干、豇豆干。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还常抢着吃。母亲奶水不足，怕饿着我们，便把米和南瓜熬成糊，一勺勺喂进我们嘴里；或是磨了豆浆，一点一点喂给我们，她自己，却默默吞咽着剩下的豆渣。
她的心里装着我们每一个人，却唯独没有她自己。我患脑膜炎时，她心急如焚，背起我就往十二里外的土医生——我的姑父家跑。来回二十四里山路，她累得回到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哥出麻疹，反复发烧，她背着他求医，煎药喂药，日夜不合眼地守着。十来天后，大哥好了，她却憔悴得脱了形，脸上没了血色，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夜晚，她为我们几个的“拉撒”操碎了心，这个刚顾好，那个又尿了床。洗洗涮涮，永无休止。夏天蚊虫肆虐，她就点燃木屑，细细地熏过一遍屋子，才让我们入睡。冬天怕我们蹬被着凉，她一夜要起来好几次，为我们逐个掖好被角。
家里人口多，吃饭穿衣是顶天的大事。母亲却总能把清贫的日子，过得有温度、有盼头。丰年时，主粮掺着杂粮，勉强能接上下一季；若遇荒年，青黄不接，万不得已，才会让父亲出去借粮。借来的米，她数着粒下锅，十口人只放半筒米，熬一大锅稀薄的粥，再和着红薯分给大家。有时我肠胃弱，吃了红薯难受，她便悄悄把她那碗几乎见不到米粒的粥，换到我的面前。
她怕我们吃厌了杂粮，就变着花样做：薯粉蒸成甜糕，荞麦粉包成菜饺，高粱磨了做水糍……粗糙的粮食，经她的手，也仿佛有了细腻的温情。穿衣上，为了节省，她每年轮流给我们做新衣，自己那身粗布衣裳，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她常说：“不怕衣衫破，就怕人懒惰。”只要我们穿得干净、整齐，就没有人瞧不起。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穿着她亲手缝补的衣裳、纳的布鞋，一路长大的。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她那份沉甸甸的、从不言说的爱，早已烙在我们心底。时光会走远，记忆会泛黄，可母亲的故事，早已化作我们血脉里的铭文。她的坚忍、她的慈爱、她在苦难中捧出的每一丝甜，必将如不熄的灯火，在后辈的心中，永远明亮，永远流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