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拥挤的白天，黑暗中有人参悟格言
在心空中成为一颗圆润的汉字
光的道路是渐变的道路，先强后弱
先集中后分散，寻找一群走失的人
然后接上光源，从纸张漫出，愁发一样挑动岁月
那向着彩虹的天梯，合适思想攀登……
……
——节选于我的诗《文字生涯》
有人说，爱情与孤独造就艺术家。而我大约是属于后者。初到成都，《陈焕生上城》这活生生的文学经典就是我生活的翻版。
成都是休闲之都，茶馆多，麻将多，麻辣烫多。1994年至1997年，我却在那里挥霍着青春的孤独、奋发、无奈，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蜕变。
我是成铁运校中师941班的笑料。那是地道的广式普通话惹的祸。“你（机）知不（机）知道”，“我久（走）了”，“老（西）师，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等等众多日常用语，成为调侃我的专用名词。有时成为男女生聊天的调味品，有时成为我的特定称谓。当着大家的面，我一笑了之，一边苦练普通话一边积累着新词汇，暗暗练习着我治疗结巴的独门绝招“词语乾坤大挪移”。故乡信宜九年义务教育啊，事隔十多年了，至今大多数学校仍然使用着方言教学——正如著名系列短片《外来媳妇本地郎》中厨师阿娇引人喷饭、招牌鲜明的腔调。
五线谱不会。唱谱也不会。美术尚未进门。书写糟糕。生物没有学过解剖。物理没做过几次实验。课堂更不敢主动举手发言，至少在读师范前两年，我的身体在学校在课堂，而心早已四处漂流浪游。
自卑感逐渐减少。第一学期假期回家，身边是两位清纯美少女，从成都回湛江，在火车五十余个小时我竟然没和她们说过一句话。第二学期，乘火车回来，不过几个小时，我已经拿下了身边美女的姓名、地址、电话。
这师范的三年，是我孤独的三年。常常，我在晨跑中迎接第一缕晨曦，也曾进入了校运会短跑前三名；班干，只做过劳动委员，领导无方，很多时候是独自清扫着黄叶一样的冬季校园；三年级选修美术时，有点发狠地钉住国画，想洞穿宣纸与墨水背后的诗词意境……
这师范的三年，是我苦修的三年。苦练普通话，从声母、韵母，一个词一个词地咬字吐音，师范第二年，普通话的粤味少了，弱了，我基本过了语言关，别人听懂了笑声自然减少了，毕业后数年坚持着，涮掉了令人喷饭的“广味”；此外，练习画画，懂了一点卡通画、简笔画、国画，摸了几个月琴，几个月吉他，识别了五线谱上乌鸦的别名……
这师范的三年，是我苦读的三年。北岛说，沉默与愤怒足以点燃男人手中的一根烟。对于我，沉默点燃的是精神的饥饿感，从山区到大都市，从师生平时的言谈举止对比，我发现自己缺失的不仅仅是普通话、书写等显性差距，更多的是隐性的人文素养的缺锌缺钙。师范三年，每周三次以上到图书馆，读上一会，每次借两本，留下了十来本笔记本，从文学到佛教，从艺术到禅宗，从诗歌到科学，我的灵魂穿着草鞋，两只39码大的人居面积，在纸上如画的江山慢慢走，流连忘返。更重要的，读书成为我重要的生命方式，至今我保留着几乎每天读一本书，且做笔记的习惯。
这师范的三年，是我行万里路的三年。读一本本有字之书的同时，我还读着无字的生活之书。那里的师生，异城的风俗，巴蜀的风光，城市的风情，都让我惊喜得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小孩，屏住呼吸欣赏着神秘的人文之美。1996年暑假，我留校，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把以成都为中心的方圆50公里的名胜古迹都周游了一遍，白天或者凭吊，或者赶路，夜晚或伏案，或读书，折叠进了几十万字的草稿，至今还静躺角落等待着复活。
这师范的三年，是我走向缪斯的三年。成都是孕育艺术的摇篮，休闲的生活节奏催生着艺术的基因。读散文，读诗刊，乡愁缕缕无人倾诉，年少孤独的心事只好寄托于纸上家园。写诗，投稿，笔记，在成铁运校117号宿舍的书桌牧场上展开了我精神上漫长的苦旅，文字记载着我奋斗不已的青春与哲思……
这师范的三年，无形之中，我换了一种思维，换了一种倾听方式，生命行走方式，甚至在自然词汇的基础上生长了一整套词根，对接上了城市文明。从普通话中突围，从都市文明中展开，我一笔一划勾勒着青春的画卷与内心的商厦。
1997年6月毕业前夕，母校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有奖征文。我想，我该做点什么留在母校史册了。于是，取了四个别名：叶离离，草世木，曹宇，曹盛，以及原名，分散文组与诗歌组一起投了稿。6月20号征文揭晓，我傻呆了惊喜了，一共11个奖项我竟然占了5个。颁奖那天，我不得不收买几位朋友，冒名顶替我领奖……
1997年6月27日晚上，那位20岁青年背起三年在异乡折叠的行囊，挥一挥手，踏上了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香港回归的第二天，等待着的他，就是被羊城铁路总公司教育办分配工作的未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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