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突然去世，像一根訇然倒塌的顶梁柱，让原本幸福的家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从未下地干过农活，吃过苦的母亲，一夜之间，也换了另一个人式的，憔悴、苍老了许多！
那时，弟弟刚七岁，我和他都在村小读书，哥哥已是乡初级中学初三学生了。因为他的成绩一直拔尖，成为首批受县政府表彰的“三好学生”，是父母最引以为豪的。没想到命运就在这个时候开了有些过分的玩笑，——过早地为我们的人生铺下了苦难的底色，使我们比同龄的孩子更早懂事。争气的我们也因此成为母亲在那些日子里惟一的精神支撑。
其实母亲是一个有文化，个性要强的人，她曾在遭受亲戚落井下石时搂着我们发誓，就是自己砸锅卖铁，再苦再累也要挣钱把我们兄弟的书供出来！她说，她最咽不下的就是几个叔叔用下眼皮看我们，巴不得我们不读书。我真不明白，父亲的同胞兄弟，我的亲叔叔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想方设法欺负我们，说一些风凉话，挖苦和打击受伤的母亲。
好在，不是所有的人都那样无情无义。对于我们孤儿寡母的日子，邻居们从不看我们的笑话，依然像父亲在世时一般，收水插秧，点秋粮，主动过来帮一把。按当地的规矩，别人帮了你家的忙，你是要还人家的。否则，有了这次，下回再喊不到人了。可是，好心的邻居非但没要我们还过活路，有的甚至连饭都不吃我们的，干完活路就走了。每想起这些，母亲就会撩起围裙擦着红红的眼圈，用抽泣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长大了，一定要记得报人家的恩啊。”
为了继续供我们兄弟仨上学，母亲不再到社里的幼儿园上课，她回到家里养猪，收购鸡蛋，等凑得差不多了，就拿到巴中、南江城里去卖（城里的价钱比乡场上贵），除去来回一趟的车费，每个鸡蛋还能赚两到三分钱。母亲常常天不亮起来，煮好猪食和我们的早饭，就赶十几里的山路到街上去搭车，太阳下山前又急匆匆转来。尽管母亲如此奔波和操劳，家里拮据的经济面貌并未得到明显的改观，人反倒日渐消瘦下来。
过完春节后不久，在高小同学的帮助下，母亲去了南江城里一家中餐馆打工，干些择菜、洗碗、刷盘子之类的杂活，尽管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通常要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甚至更晚些，每月工资也只有百十来块，但包吃包住，收入稳定，母亲却感到十分欣慰和踏实。
转眼，田里的谷子就黄了，离八月十五也越来越近了。母亲从城里带信给我们，说过几天她就回来过中秋节。也许是很久没见到母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弟弟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合计，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迎接母亲回家？弟弟说：“我们把院坝扫干净吧，妈妈看了会高兴。”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像不妥，母亲不在家，我们也天天扫地，从小养成的习惯，没有什么新意。他眼珠子一转，又说：“那就到田里逮几只茄蟆（青蛙）回来炒辣子‘鸡’。”青蛙是人类的朋友，我们怎么能伤害它们呢？我还是不同意弟弟的建议。
八十年代初，大巴山农村还没有过中秋节的习惯，月饼对于绝大多数农家孩子可以说是稀奇饮食了。我们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总有不少吃到月饼的机会。那时的月饼只有苏式月饼，皮有很多层、薄而脆。我们对此一点也不觉得馋。这时，我突然想起去年中秋节前夕，一个背着背篓来村里收废品的外乡人。于是，我灵机一动：收破烂赚钱！这个主意不错。便赶紧去找我平时攒在抽屉里的零钱。
太阳照得人暖洋洋的，我和弟弟挨家逐户地问，我拄一根长长的竹棒，背个赶场背篼走在前面，弟弟手提一杆称跟在我屁股后面，我们兄弟俩一高一矮，一前一后，在村里转了半天，背篼就满了，背不动了。吃完晌午饭，我们将收来的废铁和烂胶鞋、凉鞋背到周家河，——公路边上一个专收废品和换铧的小店里卖了。一共换了五块八毛四分钱。在高桥供销合作社买了一支白兰地，激动地盼望着母亲回来。
那一年，我十一岁。
（载2007年第3期《巴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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