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当代新诗的边缘化处境
崛起于“五四”前夕的中国新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深刻的变革和重大的转折，是伴随着新文学产生而产生的一种文体形式，它对中国古典诗歌存在着显著的颠覆性。中国当代新诗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诗歌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黄金期”后，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和主体性凸现的局面。但是，自9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商品消费意识的确立，诗歌的中心地位渐渐丧失殆尽，原有的诗歌秩序也开始被瓦解——中国新诗自朦胧诗后开始逐渐走向晦涩化、低俗化和“口水化”等极端，直至被社会大众疏离而陷于边缘化的处境。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一）当代新诗边缘化处境的表现
1、新诗读者群体的的大量流失。
中国新诗在不正常年代曾经历过三次接受高潮：“五四”时期新诗的精神与启蒙救亡的时代主题相吻合，“自由体小诗”极受青年一代的欢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运动政治化，促使全民学诗写诗；20世纪八十年代大量年轻杰出诗人的涌现，社会出现了大量诗歌读者群体——“朦胧诗”热，“汪国真热”，“席慕容热”等，奠定了新诗的“黄金期”。这几个时期的诗歌文本销量可观，发行量大。但自90年代以来，新诗面临着读者大量逃亡的事实：新诗刊物订数急剧下降（如国内最好的《诗刊》，发行量由鼎盛期的54万份跌至目前的一二万份），许多新诗出版社在新诗市场销售不畅的情况下陆续宣布停刊，新诗刊物发表阵地萎缩，各地报刊杂志罕见新诗的“倩影”，各地街上的报刊亭很少销售诗歌报刊甚至几乎看不到有新诗集出卖，各大型书店主要卖台上也很少摆放新诗集，就连那些著名诗人的新诗集也被冷落等等。新诗已成为读者阅读的“瓶颈”，不合时宜的弃儿，艰难地徘徊在文学的边缘地带。
2、新诗作品品质下降，诗人旗手缺失。
新诗发展至今，涌现出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引领时代的诗人旗手。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冰心、冯至、闻一多、何其芳、卞之琳等，八十年代的王家新、舒婷、北岛、海子、顾城、于坚、韩东、西川等，他们给新诗诗坛注入了一股股清新的空气，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当时及以后诗歌健康有序的发展。但随着这些精英诗人的相继离世或转行，新诗原有的秩序规范被渐渐破坏。自90年代至今，随着出版业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网络诗歌的兴起，后起诗人数以万计，网络诗歌作品泛滥于世。网络在为诗人拓宽创作和发表的自由空间的同时，也为各种异样的诗歌形态的出笼提供了条件，“下半身”写作、梨花体、崇拜低俗、垃圾运动、废话诗歌等等纷至沓来，自由的滥用、语言的狂欢与伦理的越界等情形，使网络诗歌一时间呈现出一派乌烟瘴气。[ 1 ]新诗写作，逐渐成为诗人个人情感狂欢的工具，脱离社会大众主体文化和精神的陌生文体，导致了诗歌良莠不齐，精品匮乏。另一方面，很多诗人在无法靠新诗创作维持生计的情况下，纷纷改弦更张，由新诗创作转向散文、小说、电视电影、歌词歌曲等商业写作或从事其他商业事业。这些造成了诗人旗手的严重缺失，诗歌品质的加速度下降，新诗只能沦为边缘化处境。
3、新诗的研究与评论家数量在减少。
由于报刊少登新诗，社会新诗创作难成气候，以致一些文科学术性刊物很少刊登当前新诗人的评论文章，学者对新诗的研究并不能引起多数人的自觉关注，于是一些新诗评论家纷纷停笔去从事其它写作活动，导致新诗评论队伍在不断缩小。
4、教育体制对新诗的忽视。
当前的教育体制，在语文学科上虽然提倡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但教材入选的新诗数量有限，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新诗教学上缺乏科学方法，师生对新诗的解读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浅层阶段。特别是当前的高考作文中不少地方有“文体自选，诗歌除外”的定性规定，限制了应试教育下的群体对新诗的进一步关注，降低了对新诗的理解能力，加速了新诗与接受大众的隔膜，这种忽视促进了新诗的边缘化处境。
5、社会娱乐对新诗的排斥。
人民群众对新诗感到陌生，不理解新诗，宁可诵读古典唐诗也不愿意接触新诗。新诗被—些以音响与荧屏为表现手段的高科技领域排斥在外，处于信息化时代的边缘地带。现在的戏剧能与时俱进，港台泡沫电视剧、网络电影占领荧屏中心位置，成为群众生活不可缺少的消遣娱乐；流行歌曲抢占音响市场的制高点，—盘光碟上市就是数十万张。在电视与光碟领域，很少看到新诗的影子。新诗在互联网上近年有所发展，而一些新诗网站，大都局限在少数诗人圈子内，群众少有沾边。舞台上的歌舞比赛常有常新且观众可观，但新诗朗诵会则很少举办，即使偶尔举办关注度也不高，参加的人数都很有限,难以产生轰动效应。
（二）当代新诗边缘化处境的原因分析
我个人认为，当代新诗处于边缘化处境是形势所趋，是一种文学常态，原因如下：
1、从当代新诗的社会背景层面分析。
当代新诗只能在非正常年代（如战争动乱、政治运动风行、天灾人祸横行时期等）才有可能处于社会中心位置，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而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使新诗的地位受到其他文化潮流的冲击而逐渐动摇。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存在使文化产品被商业化，文化作品的创作、出版和传播都受制于市场，不少诗人受商业利益的影响而颠覆传统的诗歌精神，放弃严肃的写作姿态，瓦解传统诗歌的结构，由专业写作转向商业写作，破坏了诗歌原有的价值和品质，特别是当代诗歌的晦涩化、媚俗化和口水化等极端性发展，让读者大众难以理解和接受，导致新诗成为少数人坚守的阵地。一方面，物欲横流的社会造就了当代人浮躁的心态，追求艺术的人越来越少，追求享受和娱乐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更乐于接受通俗散文、畅销小说、肥皂影视、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而不愿意多花时间去研究意蕴深厚的新诗，加之一些秩序混乱、缺乏高品位的新诗的存在影响了普通老百姓对新诗的正确解读，于是曲高和寡的新诗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难以成为老百姓喜见乐闻的形式。当然，有不少人士一直在积极探索诗歌艺术，有创新精神的诗人也在不断崛起，他们致力于借助网络平台以复兴新诗和通过创新体制来繁荣新诗，但成效微弱，难以和大众流行文化相抗衡，举步维艰的新诗只能沦为边缘化处境。
2、从新诗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状况分析。
首先，新诗是一种高雅的文学艺术，它自身具备的凝炼、含蓄、精深、言简意赅的特征和丰富的意象、精深的内涵、跳跃的节奏等表现形式，决定了只有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知识底蕴的人才懂得鉴赏，一般老百姓是难以理解新诗的深层内涵的，所以，新诗在当代只能是少数人活动的文学圈子。其次，当代很多新诗，在内容上脱离了社会生活。很多当代诗人在新诗创作时要么“小我”意识浓厚，要么“大众”意识被扭曲变形，他们往往固守在自己创造的象牙塔里故作高雅，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纵深挖掘诗意，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程度、思考力度不够，新诗的人文主义精神严重缺失，导致诗歌内容流于单薄和无病呻吟，这样的诗即使是诗艺精湛也难以吸引广大读者。另外，一些新诗的结构形式背离了文体规范轨道。当代新诗在对诗体形式大力创新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传统诗歌的主体性。一些诗人为显其文学功底，过分追求诗艺，通过大量的暗喻、隐喻、抽象等艺术技巧处理新诗，或者是单纯堆砌奇异的意象，这种晦涩深奥的诗让一般人看不懂，又怎能使读者产生感情共鸣呢？而新诗普遍存在的意象跳跃性过强、韵律感的丧失、语言的陌生化，则直接造成了接受大众的阅读障碍，增加了理性认识的难度，成为新诗创作与读者群体的“瓶颈”。
正是以上这些因素的存在，使新诗始终难以入流但又永远不会消亡，只能退居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
二、流行歌曲的繁荣发展
中国流行歌曲，是人们喜见乐闻的一种声乐艺术，是一种谱曲可唱的音乐文学，它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发轫于上世纪20年代，复兴于80年代。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当新诗逐渐退居社会中心位置而沦为边缘化处境的时候，中国流行歌曲却以燎原之势繁荣发展，呈现出多元文化，此起彼伏的流行风席卷全国，昂首跻身于大众流行文化的前列，特别是庞大歌迷群体的存在使流行歌曲的市场前景炙手可热，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有人甚至调侃说：“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诗歌，只有流行歌曲。流行歌手就是当代的行吟诗人、文化明星。”[ 2 ]可见流行歌曲在当代旺盛的生命力和魅力四射的影响力。
（一） 流行歌曲繁荣发展的表现
1、哪里有流行歌曲，哪里有青少年。
在流行文化当中，青少年是推动潮流发展的中坚力量。流行歌曲的产生，正是由于有特定接受对象——青少年的存在。在科技高端发达的当今社会，随着电台、收音机、手机、MP3、MP4、广播、CD光盘、影视、网络、卡拉OK等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的大行其道，流行歌曲带给广大青少年群体在听觉、视觉、感觉上的全方位享受，它已成为青少年随时翻阅的“青春宝典”。由于青少年歌迷队伍不断壮大，对流行歌曲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流行歌曲已经逐渐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人们快速沟通的符号。可以说，流行歌曲已经成为当代青少年的心灵鸡汤，它在深刻地折射出当代青年乃至当代人隐秘内心世界的同时也展示了缓解压力、精神疗伤的功效，于是流行歌曲与生俱来的愉情悦性备受容易处于孤独困境的青少年一代的欢迎和追捧，以致流行歌曲遍地开花，经久不衰。
2、歌曲流行风此起彼伏，歌曲歌词创作者和流行歌手层出不穷。
80年代中期以来，此起彼伏的歌曲流行风不断席卷全国，西北风、港台风、亚运歌曲、摇滚歌曲、城市民谣、校园民谣、军营民谣、新民歌、申奥歌曲、韩流、日流、抗击非典歌曲、抗旱救灾歌曲、网络歌曲等等，推动歌迷市场日益繁荣庞大。歌曲潜在的无限商机，使应运而生的歌词歌曲创作者和流行歌手长江后浪推前浪，层出不穷。从80年代的乔羽、谷建芬、陈小奇、徐沛东、侯德建、李宗盛、李海鹰、黄霑等人到现在的方文山、林夕、金培达、梁翘柏、陈少琪、张俊以等人，创作队伍可谓庞大可观。在流行歌手方面，可谓群星璀璨，从八九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四大天王”、“小虎队”、“唐朝乐队”、黄家驹、张国荣、谭咏麟、邓丽君、徐小凤、罗大佑等天王巨星到现在妇孺皆知的“超女”、“快男”、“网络歌手”、周杰伦、“飞轮海”、“五月天”、SHE、陈奕迅、张韶涵、凤凰传奇、蔡依林等，已成为各时期人们的精神偶像，演唱的歌曲可谓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人们街头巷尾、公共舞台等场所广泛传唱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消遣和人文娱乐的重要方式。另外，流行歌手带动的明星效应以及唱片制作、文化传播，也繁荣了整个音乐市场。
3、流行歌词歌名带来丰富的大众文化。
流行歌曲作为一种大众的审美追求、文化载体，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歌词，就是一种被谱曲可唱的音乐文学话语。随着时代多元文化的碰撞，人们观念的开放更新，流行歌词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也不断被当代人所思考和发掘，于是一些经典歌词在被人们不断翻唱中被赋予了特定意义，在日常生活的高频率使用中逐渐形成既定的大众文化意识。譬如，“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已经成为人们向爱慕者表白的高频率用语；“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周华健、成龙的《真心英雄》）已经成为鼓励人们要积极面对挫折、学会坚强的耳熟能详的话语;“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陈红《常回家看看》）已成为广大游子想家的心事；“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已成为女性告诫心仪男子不要花心的经典话语；“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韦唯《爱的奉献》）更是早已成为人人熟悉的提倡奉献的社会公益性话语……另一方面，一些流行歌曲的歌名因其特定文化意义符合人民大众的审美价值，从而获得了广泛用以传情达意的机会。譬如《好人一生平安》、《龙的传人》、《明天会更好》、《终身美丽》、《祝你平安》、《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中国心》、《朋友》、《桃花处处开》等等。这些流行歌词歌名所衍生出来的丰富的大众文化，促进了流行歌曲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二） 流行歌曲繁荣发展的原因
流行歌曲得以繁荣发展，除了是市场经济下商品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外，更重要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消遣性、宣泄性、通俗性、感染性、情节性、意境性、指导性等特征，迎合了不同听众阶层的审美趣味和价值理念。
1、消遣性。流行歌曲自诞生之日就有着自身明确的美学定位：消遣。随着物质的日益丰富，人们面临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危机也越来越严重，人们需要更多的外在刺激来调节和缓解绷紧的神经，需要外界带给身心的愉悦和灵魂的慰藉。而流行歌曲作为谱曲可唱的声乐艺术，以其通俗的语言、优美的旋律和动感的节奏，赋予了人们更多的情感释放空间，满足了人们日常的娱乐需求，使人们获得全身心的放松和愉悦感。于是我们随处可见边戴耳塞听流行歌，边走路或边开车或看书、学习、干家务的人，再纵观交通车辆、公路园林、餐饮饭店等场所无处不见流行音乐的身影，这全是由于流行歌曲的消遣功能的存在。
2、宣泄性。流行歌曲道尽了社会的生活百态、人们的悲欢离合。它通过感情的强烈迸发，表达自己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评价和爱憎看法。如李娜的《青藏高原》、飞儿乐团《我们的爱》、卢巧音的《好心分手》、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周杰伦的《爸，我回来了》、范玮琪的《是非题》、范逸臣的《放生》、许茹芸的《独角戏》、SHE的《SUPER STAR》等等，歌曲娓娓说出心里话，让听者听了情感或为之激扬高昂或为之深沉凝重，不能自已，也愿意和歌者一起宣泄感情。
3、通俗性。表现在题材上选取百姓关注的人物与事物，利益上表现平民情怀与平民意识，风格上呈现俗文化特质。[ 3 ]它朴实地反映民生、关注民生，毫不掩饰地投合普通市民的心理意向和审美价值，从而获得广泛的欢迎和流行的机会。如陈红的《常回家看看》、《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彭丽媛的《父老乡亲》、孙悦的《祝你平安》、阿牛的《桃花处处开》等等。其中陈红的《常回家看看》自诞生起就深入人心，成为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名曲，原因在于歌曲与中国民众的传统观念相吻合。
4、感染性。真正优秀而且经典的歌曲都有一些共同点：真挚的感情、高雅的格调、和谐的旋律和具有人文主义特性。听众从中能得到深刻的心灵共鸣，与歌曲的主旋律融为一体。如王莘作词的《歌唱祖国》、宋祖英的《爱我中华》、董文华的《血染的风采》、张也《走进新时代》、周华健《朋友》、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明天会更好》、《北京欢迎你》等歌曲，给人高昂健康的的情怀，引起心灵的长久震撼和共鸣。
5、情节性。有些流行歌曲以叙事风格见长，歌曲娓娓叙述中给听众展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如朴树的《白桦林》、陈瑞的《白狐》、李春波的《小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清新的风格、生动的语言、深情的旋律，给人以别开生面的听觉享受。
6、意境性。意境的营造对提升一首歌的生命力和内在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类歌曲在当代歌曲中数量不多，但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强。如毛宁的《涛声依旧》、李海鹰的《弯弯的月亮》、叶佳修的《外婆的澎湖湾》等等，绝对是流行歌曲中的经典。其中毛宁的《涛声依旧》堪称典范，它化用了唐朝诗人张继名作《枫桥夜泊》并一改原诗哀愁的格调，营造出积极向上的典雅意境，而且感情奔放炽热，给人全新的体验和诗意的享受。
7、指导性。流行歌曲的指导性主要体现在其道德教化方面，以引导人们树立良好和谐的精神风貌。代表作品有：《真心英雄》、《水手》、《蜗牛》、《让世界充满爱》等等。
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流行歌曲比新诗更容易得到大众群体的接受。
（三）流行歌曲繁荣发展下存在的问题
1、流行歌曲精华和糟粕同在。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张和开放，传播手段的科技化、广泛化，特别是网络的存在为歌曲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一些优秀、经典的流行歌曲得以快捷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流行歌曲作为一种俗文化，泛滥的流行必然导致歌曲作品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商业效应使大量煽情滥情、庸俗媚俗等低级趣味的歌曲作品大行其市，它被某一小范围的人所欢迎，混淆视听，对盲目的青少年听众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正确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树立。同时，一些流行歌曲内容空洞如白开水，意义含混模糊，成为被听众“过把瘾就丢”的“快餐现象”，令人为之担忧。这些因素的存在，影响了整个音乐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不过，它已经引起一些人文主义者高度重视，相信流行歌曲的前景还是一片大好形势的。
2、流行歌曲的题材范围有待拓宽。
爱情、亲情和友情是流行歌曲的主要内容，另外涉及人生理想、环保抗灾、喜庆颂歌、商业宣传等主题的歌曲也不乏少数，但取材和发掘古典优秀文化的歌曲却少之又少，全面关注民生、反映民情的歌曲也比较缺乏。所以词作家应立足时代的高度，不断拓宽歌曲的题材范围，向传统优秀文化借鉴学习，多创作出真正反映生活的具有现实性的、具有文化底蕴的歌词作品，以促进流行歌词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和谐统一。
三、对于当代新诗和流行歌曲优势互补、加强整合的初级性思考
俗话说，“好诗不一定都能成为好的歌词，但是好的歌词，应当是一首好的诗。”由此可见诗歌和歌词是有着天然的区别的。但基于新诗目前面临的边缘化处境和流行歌曲的繁荣发展趋势，我们对两者进行一些优势互补的有益探索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从理论上说，诗、歌本同源，中国古代有“声诗并著”的传统，即以前的诗都是可以谱曲传唱的。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寻求到一些契机和突破口。纵观近年来的流行乐坛，从周杰伦的《东风破》、《青花瓷》、《千里之外》、《菊花台》，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毛宁的《涛声依旧》，邓丽君的《在水一方》等歌曲借用或化用古典诗词谱曲演唱也能产生不俗的艺术效果，从《外婆的澎湖湾》、《大海啊，故乡》等歌词诗化处理后能产生永久经典的效果，从之前先后入曲传唱的新诗《七子之歌》、《错误》、《再别康桥》、《叫我如何不想她》以及温家宝总理的《仰望星空》被谱成励志歌广为传唱[ 4]等所做的尝试来看，把新诗谱成歌曲的可能性还是具有一定的潜力的，把歌曲歌词诗化处理也是可行的，关键在于如何使诗性语言与音乐旋律达成和谐的统一。
（一）优势互补、加强整合的措施
要促进两者优势互补、加强整合，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落实。
1、当代新诗要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认识，必须通过大众化写作方式实现。
流行歌曲表现的是大众化的品位需求，它对于普通生活和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心理把握得恰到好处，一些优秀作品直击当代人的灵魂，道出了普通大众的心声，因而得以盛传不衰。当代新诗在这方面显然存在严重不足，所以新诗要从中得到启示，积极借鉴流行歌曲的优势，深入关注社会大众，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提炼写作素材，切实关注民生反映民情，创作出一些适合大众传播的通俗作品。当然，通俗并不等于低俗和拙劣，意蕴厚重而又深入浅出的作品，才是新诗的最高境界。如余光中的《乡愁》、臧克家的《老马》等新诗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2、鼓励诗人和歌曲词作者分别加强对于旋律和诗性语言的学习，创设更大的发展空间。
歌曲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它的音乐性文体便于在大众群体中传播和接收，比如它的歌词往往通俗易懂让一般老百姓易于理解和接受，比如它的旋律优美动听容易让听众产生心理共鸣和感情共振。所以，新诗诗人在继续保持其凝练简洁、抒情言志的优势基础上，应该多些学习和研究流行歌曲的旋律及歌词，自觉加强语言的通俗性和结构的韵律性，让新诗读起来朗朗上口，晓畅易懂，争取为新诗创设一定的发展空间，让其在大众群体中能获得进一步传播的机会。而目前很多流行歌词，质量过于肤浅庸俗，缺乏诗意和深度，精品稀缺，有些歌词甚至语法错乱、空洞无物，真正耐读的歌词文本很少，所以如果歌词创作者能加强对于诗歌中诗性语言的学习，并以诗化的语言作词谱曲，不仅可使歌曲变得凝炼简洁，充满诗意，而且意蕴深刻、富有文采，还提升了歌曲的高雅品位，为乐坛增添新的活力。像脍炙人口的《外婆的澎湖湾》、《弯弯的月亮》就是一首首优秀的诗作和歌曲作品，至今还被人们奉为经典。
3、利用市场效应，促进新诗向歌曲方向靠拢。
流行歌曲与高科技结合得很紧密，市场广阔。新诗可以努力尝试搭乘音乐翅膀，飞向广阔市场，以挽回新诗的颓势，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提高流行歌词的质量。让流行歌曲向新诗的凝练和诗意学习，让新诗向节奏和谐、结构规范的歌词学习，使新诗和歌曲都能够重新互补整合，克服各自的弱点，以新的面貌面向社会大众，以提高两者的地位与质量水平，减少大量糟粕的存在，尝试多出精品。这样，优秀的新诗诗人可以尝试和优秀的词人合作，让新诗和流行歌词优势互补，强化整合，尝试打造出更多的诗体歌曲精品，推向广大市场，面向大众传播，这样或许会扩大新诗与流行歌曲的阵地与声势，引起社会公众对两者的更大关注。
不管这种优势互补的整合效果在现实中是否具有实施的可行性，但对于新诗和流行歌曲的进一步健康、有序的发展，还是应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的。
（二）优势互补的意义
在当前市场经济潮流下，我认为新诗的边缘化处境和流行歌曲的繁荣发展，都是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一种正常的现象，是常态表现。但是，基于新诗和流行歌曲的反差，两者存在的明显的问题，我始终觉得在目前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适当的优势互补、加强整合，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1、优势互补有助于优化两者的质量结构，促进作品雅俗共赏。
时代并不需要晦涩难懂的“正离我们远去的诗歌” [ 5 ]，也不需要“越来越成为诗人自己的玩物而远离大众的诗歌” [ 6 ]，当然也不需要白开水一样或者低级趣味的流行歌曲。在保持两者原有的优势基础上，使新诗变得通俗而深刻，使歌曲变得凝炼诗意，是有助于优化两者的质量结构，提升两者的艺术生命力，让作品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的。
2、优势互补有助于取长补短，适度拓宽传播和发展空间。
鲁迅曾经说过：“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 7 ]显然,诗歌缺乏的是音乐性，而流行歌曲歌词由于和音乐水乳交融的关系，最完美地保存和显现了音乐性，可以更完美地传达情感，唤起读者的美感。若新诗能适当处理，加以谱曲让其以歌曲的面貌推向市场，也许可以适度拓宽新诗的传播和发展空间，同时也可以继续推动歌曲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而歌曲作为一种俗文化，大多数词作者缺乏专业的训练，词作大多数粗制滥造，其文化底蕴有待进一步提高，让歌词诗意化则有利于增加歌曲的文化厚度，不断拓宽其发展空间，达到有效抵制低俗文化横流和净化歌坛环境的效果，推动流行歌曲朝着更健康的轨道发展。
3、优势互补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提高社会关注力度。
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是：创作活动和接受活动是密不可分，而且是和谐统一的，只有这样，作品的审美效果才得以体现。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能给人深远的启示，能引起受众深刻的心灵共鸣和情感震撼。若新诗和歌曲在优势互补中能大力汲取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精华，共同创作出更多的精品，让大众在新诗、歌曲的文化滋养中得到潜移默化的美育熏陶，那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了。目前新诗处于边缘化处境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但要提高它在社会的地位，让更多人进一步认识、接受和关注新诗，我认为让新诗走向大众化写作也许会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而流行歌曲若与诗歌结合，提高其高雅品位，也许会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总之，优势互补是为了使两者能更加切合文化潮流的趋势要求，通过改进两者的创作活动，以让新诗通俗化、歌曲高雅化的方式来达到更多接受群体的认可，以此来推动当代新诗和流行歌词的同步发展和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当代新诗的高雅性、内容脱离现实生活和结构形式背离文体规范轨道等问题的存在使新诗处于一种边缘化处境，而流行歌曲自身具备的消遣性、宣泄性、通俗性、感染性、情节性、意境性、指导性等特征，决定了它比曲高和寡、晦涩难懂的新诗更容易得到大众群体的接受。鉴于中国诗歌同源理论、“声诗并著”的传统和前人对新诗和歌曲进行整合的尝试，基于新诗和流行歌曲的反差，以及两者存在的明显的问题，对两者进行优势互补、加强整合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在保持两者原有优势基础上，让新诗通俗化、与歌曲进行整合、走向大众化写作，让流行歌曲加强诗歌学习、尝试诗化语言入词、提高其高雅品位，创造出更多的适合大众传播的优秀作品。以此进一步优化两者的质量结构，促进作品雅俗共赏；以开放的市场为契机，不断拓宽两者的传播和发展空间；以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提高两者的社会关注力度。我想，如果这种初级性思考能得到诗人、歌手、词曲作者以及社会大众的响应和积极探索行动的话，也许，当代新诗和流行歌曲的同步发展将会给社会大众带来崭新的文化盛宴。
【参考文献：
[1]刘宗银.《网络时代的校园诗歌》[J].《创新诗刊》，2009(5)：159
[2]潘知常，林炜.《流行文化》[M].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187
[3]冬雪.《中国流行音乐的美学特征》[J/OL].http://hi.baidu.com/%C7%EF%D0%C4198
[4]《温家宝总理诗作被谱成励志歌曲在高校广为传唱》[J/OL].
http://news.cersp.com/JYSS/sDzfz/200710/3560.html
[5]谢冕.《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N].《中国文化报》，1996（ 4）
[6]陈四益.《背时的诗与行时的歌》[J].《词刊》，2000（3）
[7]鲁迅.《致窦隐夫》[M].《鲁迅全集》第1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5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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