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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为什么害怕美国记者?
  文 / 本网通讯员


    2010年8月20日至21日,温家宝在深圳考察,听取广东省和深圳市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讲话内容被海内外广为传颂。
    其中,温家宝说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笔者记得,这是温家宝再一次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在深圳,温家宝号召,要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并指出,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而在此期间,因8月18日《挟尸要价》以全票赢得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金镜头”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获奖人是刚进入媒体还不到两年的摄影记者张轶。可次日,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李玉泉在网上发表署名文章,指责照片作者张轶和刊发媒体“误读照片”、“制造假新闻”,建议组委会和评委会撤销该照片的获奖资格。围绕这张被称为“近乎残忍”的照片,引发的新闻职业伦理与社会道德危机这些话题,几近白热化。李玉泉张轶以及华商报等各媒体对此事做过报道的记者,甚至是“金镜头”投票的评委,都被裹挟着进入到“挟尸要价”的大讨论中了。8月21日,著名博客作家郎遥远在博客中指出,《挟尸要价》是一个道德空靶。因为挟尸要价不是杀人越货,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和中国社会许许多多“挟活人要价”的权贵霸道和江湖恶行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挟尸要价》被“金镜头”青睐,不过是评委们捡了一个软柿子捏罢了。
    他指出,中国社会的丑恶一桩桩,惨剧一幕幕,具有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的摄影作品,层出不穷。而一些优秀新闻摄影作品在国外屡获大奖,却在国内销声匿迹;自由摄影家卢广关于艾滋病的系列新闻图片,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大奖金奖,却在国内媒体刊载都没有机会。
     1972年6月8日,美联社著名摄影记者尤尼克拍摄的那张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在战火中奔跑的照片,真实地表现了越战的残酷,促使越战提前半年结束。——这是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使命。而“全球最有争议的一张照片”《饥饿的苏丹》,拍摄了一个非洲小孩因疾病和饥饿命在旦夕时,旁边一只秃鹫虎视眈眈等待美餐,该照片获得了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但是作者凯文卡特受到了“见死不救”的指责。最终凯文卡特在舆论争议和内心煎熬中自杀以谢天下。——这是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良知。
    出于新闻记者的使命和良知,美国新闻界一向秉持报道和评论负面题材的“曝光”、“揭丑”传统,秉持悲天悯人的基督教义,自诩为环境的“了望者”和“监测者”、公众的“看门狗”和强权的制衡者,试图通过消灭一个个罪恶和问题,抑制社会权势集团,来改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普利策在设奖之初就说:“媒体要有权利和勇气去关怀公众事务,要敢于监督政府”。历届获奖作品也都秉承了这一内容,这就是美国新闻界的“乌鸦文化”。
     而在中国,“乌鸦文化”难觅,“喜鹊文化”和“苍蝇文化”却遍地。上帝无言,百鬼狰狞。社会精英在自觉不自觉中,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甘愿成为权力的诠释机、传声筒,更多的知识精英进入庙堂,成为帮忙的忠臣、帮凶的幕僚和帮闲的戏子。
    郎遥远的评说,实际上已经完全超出了《挟尸要价》争议的本身,而将矛头指向中国政治体制下的新闻舆论,并从新闻媒体的表象揭示出中国官权文化的丑恶、肮脏与狰狞。
    因此,笔者以为,这是温家宝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不仅可以将言论自由的权利还给人民,而且还能从新闻舆论入手重建中华文明,并打造适应世界主流的文化。
    当今的中国新闻,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它们的底线就是一条:如何的为权力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愚民为导向,奉权钱为圭皋。和美国媒体比起来,天壤之别。
    试举一些例子:比如一旦连续发生假货泛滥、食物中毒等事件后,美国媒体必然反应就是:政府应当反省,加大整治、监管力度,不能推诿责任!而中国媒体,却貌似关怀地教导公民应该加强防范意识,提高识别假货的能力,不要购买过期变质食品。在这种情况下,乃至2008年引起全球公愤的三鹿毒奶,到2010年居然还能在中国大陆横行霸道。比如贫困山区的孩子上不起学,要靠乡村教师拼了老命捐助,美国媒体将万炮齐轰:这是教育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失职和耻辱。而中国媒体,却假惺惺地号召人们学习乡村教师,并将之打扮成时代的光荣和国家的骄傲!若在美国抓了一个大贪官,追回了巨额赃款,美国媒体将追究监督机制的漏洞,逼迫司法强化检查机制;而中国媒体却是一片歌功颂德,称赞监督部门及时发现问题,为国家挽回了巨额损失,成绩斐然。比如煤矿屡屡塌方、爆炸,美国媒体的做法是穷追猛挖政府机构的失职和疏忽,逼迫政府安全监管部门的官员引咎辞职;而中国媒体却是颂扬这个事故引起了安全监管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怒斥下级、亲笔批示、表示一定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等等。比如遇到穷凶极恶的亡命徒,美国媒体是提醒广大公民及时报警,避免与歹徒发生冲突;而中国媒体却呼吁广大公民见义勇为、冲上去与歹徒玩命。比如若辖区一贫如洗,村民们饥寒交迫、看不起病,美国媒体报道的是主管官员的支持率严重下降,民众强烈不满,并为沸腾的民怨火上加油;官方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到处赔罪;而在中国媒体的报道里,必然是主管官员政绩卓著,亲自下乡给农民“送温暖”,农民们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亲切地把这些官员称作好公仆、领路人、贴心者、父母官。……
    上述这些,还仅仅是表面现象。中国媒体这种犬儒主义,在深层上,还在于造成整个国民的精神境界的低下,是非观念的混乱和价值体系的腐败。比如对“爱国”的言说,如今不少国民就与世界主流文明的判断相对立。在他们眼里,真爱国的,就支持国货,勇敢喝三鹿;真爱国的,就坚持穷兵黩武,拥护金正日;真爱国的,就不断喊中国加油,油价比美国还高才好,同时要辩解比国际上便宜;真爱国的,哪怕是自己父亲被躲猫猫了,还有痛哭流涕地感谢国家;领导爽死在自己老婆肚皮上了,还有满怀敬仰地为领导写挽联;真爱国的,就抵制家乐福,去价格更贵的、服务更中国特色的超市;……。乃至到最后,凡是真爱国的,就要支持国企不断垄断,就要支持房价不断上涨,就要折腾青山,砍伐森林,这样就能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不少国民,已经变得只问立场而毫无是非、价值观颠倒不堪了。
     200年历史的美国,现在能“压迫”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新闻媒体的差异,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在美国,媒体人不为强权而只问使命和良知的传统,也是美国媒体之所以强大、成为所谓美国“第4权力”的原因。其中,海伦‧托马斯就是一个样本。
    在美国白宫的新闻中心,许多年来,只有第一排中央的一个座位上刻上了记者名字,而坐在这个专属座位上的记者就是美国新闻界经历总统最多并以提问尖锐著称的海伦‧托马斯。今年5月,90岁的她宣布退休。在海伦身上,不仅有着无数耀人的光环,而且还保持着美国新闻史上许多记录。但最有魅力的光环,还是她被人称为“总统折磨者”。
    1920年出生在美国的海伦,父母是来自黎巴嫩的移民。早在她12岁时就立誓长大后要成为记者。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华盛顿每日新闻》打杂,后凭藉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记者。不久后她加入了美联社为其撰写专栏,并从1961年起开始担任美联社首位驻白宫女记者。40多年来,美国人总能从总统记者招待会的现场直播中,看到她率先从前排站起来,直视着总统发问;而当海伦站起来时,各位总统的反应各不相同,像“卡特的畏缩”、“里根的低头”以及老布什的“哦不!不要海伦!”等。由于她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总统们追问,所以从约翰·肯尼迪、里根到老布什,从小布什到奥巴马都对她的提问、批评深感头疼,被谓为“总统折磨者”:“不用怀疑,40多年来,当这个女人走近时,总统们就会发抖。她有刀子似的舌头和利剑般的智慧。”
    比如像2006年3月21日海伦向小布什总统就伊拉克问题的发问就极具其风格。“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那么想开战?从你踏进白宫的那一刻开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说过不是因为石油,也不是因为以色列或其它,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并不想开战,想当然地认定我想开战,恰恰是错误的,海伦……”,小布什回应道。随着海伦步步犀利的紧逼提问,小布什的表现狼狈不堪。在海伦的笔下,小布什被认为是“史上最烂的总统,美国史上最差的总统”,是“谎言家”。但事实上,现在美军就要全部撤离伊拉克了,当初人们对美国是为了石油而打伊拉克的猜度,现在已经证明是臆想。如今中国,目前成了伊拉克石油的合作开采国。或许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将伊拉克从封建的恐怖主义中解放出来。
    但海伦,就是这样在尖刻、严格的提问下,贵为民选并有至高权力的美国总统,却不得不接受“第4权力”的监督。想一想,当身陷“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伊朗人质危机中的卡特、“伊朗门”中的里根和性丑闻中的克林顿,面对包括海伦在内的60名不友善的记者狂轰滥炸时,该是怎样的恐怖啊!而在美国媒体人看来,让人民了解事实,国家就会安全,而向总统发问是作为记者应有的权利。海伦说,“只有当总统面对新闻媒体,他才不得不对民众作出解释,没有其他公开场合可以就当天的议题向总统发难。”
     在其新书《民主的看门狗?》中,海伦写道:“多年来,我总有机会质问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公仆—— 美国总统。我承认,对这个职位我抱有敬畏,可并不是对占据这一职位的那个人……因为我们的职责不是去敬仰一个领导人多么德高望重,而是不时地把他们搁到聚光灯下,看看他们是否有负民众信赖。”她还在其自传《白宫前沿》中写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记者才被允许质问他们的领导人。”
     对于海伦的尖刻和严格,肯尼迪总统曾尖酸地说过:“如果她扔掉手里的笔和采访本的话,她会是个好姑娘。”但美国总统虽然害怕这位记者,却都十分谅解、尊重海伦的所为。1984年海伦获得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第4权力奖”时,里根在贺词中说道:“你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受尊敬的专业人士,你也已经成为了美国总统的一部份。”1995年海伦75岁的生日时,克林顿总统送给她的礼物是15分钟的独家专访;2009年89岁生日时,被她强烈批评控制媒体的奥巴马,不仅在生日前的记者招待会上为她唱生日歌,而且送了生日蛋糕。
     正是因为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美国才出现了像海伦‧托马斯这样敢于“折磨”总统的记者;而屡屡被“折磨”的总统们虽然心有怨言,但却懂得尊重记者的权利,尊重民众的权利。正是有这种民主社会的魅力,也才有海伦成为“总统折磨者”的魅力。
    也许,当中国有一天出现敢于“折磨”国家领导人却不必担心人身受到安全威胁的记者时,中国人民才会拥有幸福的日子。
    不过,中国媒体却可以从现在起,努力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尽力行使温家宝强调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力,不为威权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在这种不懈努力下,中国才有真正崛起的日子,中国人才会有真正的尊严。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媒体也就能够建立起国家“第4权力”的地位。

 
                     【本文原载2010-08-22 《凤凰博报》】
 

 
2010/8/30 23:29:31 发表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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