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一个富裕的国度，有着全球唯一的七星级酒店。在认知中，迪拜是用黄金打造的国家：金碧辉煌的建筑，加长型的劳斯莱斯的轿车，笔直的大马路，皇室气质雍容的成员……如果说，马可波罗眼中14世纪的中国遍地黄金，那么在我眼中的迪拜就是黄金底下没有黑夜的国家。
很可笑，很天真的认知。也正如到香港之前，将香港人格式化为荧屏中的明星，认为着他们的生活就是悠闲而舒适的。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周末的早晨，我们去码头公园吹风。北角码头公园离姑姑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爷爷奶奶几乎每天都要去那吹会风，看看海。去码头公园，途径人行天桥。在长长的天桥阶梯上坐满了包着头巾，穿着长裙的菲律宾人，他们或看着自己国家的报纸，或啃着面包，又或三三两两低头交流着什么。旁人告诉我们，这是菲律宾人在做礼拜。果然，刚走不远，就听到他们传来的歌声。即使我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却感受到歌声中那丝淡淡的相思情愁。“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乡思是不分国度的。歌声远了，码头也近了。总觉得码头的早晨，有着不同于都市的味道。在这里，生活似乎放慢了脚步。在码头，有间隔坐在长椅上看报的老人家；有动动手来，动动脚的做着远动的人；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走到海堤边，闭起眼，张开手，海风掀起衣摆，海风带着腥味扑面而来，离海的感觉很近。“隆隆”渔船的发动声吵醒了码头。睁开眼看到一只小小的渔船往岸边驶来。晨运的老爷爷说，那是附近的渔家捕鱼回来了，赶着开市呢。下意识看了看包里的手机，显示的是：8：00。抬头看向渔船，一个人只提着一网的鱼虾往岸上走。我不禁地想，他们是多早出海的，才赶得上这个时刻回来？
回到大厦。表妹赶着去练羽毛球，正站在楼下等着家里的菲佣送球拍下来。“怎么不上去，自己拿。”我让爷爷奶奶先回家，停在路边陪着表妹等。“赶时间啊，我已经打电话叫她送下来了。”表妹靠在一边的柱子上，一边玩着手机。我往大厦里看，菲佣拿着球拍，匆匆赶来了。表妹接过球拍，抱怨：怎么那么慢啊？我拍了拍表妹：还不走？抬头，偷偷望了望菲佣的脸色，一脸如故。我不知道表妹是不是一直对他们展示小姐范儿。我只是看到她在表妹面前的恭敬，面对表妹的指责还一脸平静。突然就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麻木的中国人。她的平静是不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表层，浓浓的悲伤是伪造的幸福的低层？还是悲伤成了习惯，也就没有悲伤了？
回到家，菲佣进了厨房。我进厨房拿点干粮。厨房有一排的橱柜，余下的是小小的通道，而她正坐在厨房的小通道里看着菲律宾的报纸，用手机听着乡音。见我进来，她站了起来，问我要什么。我笑着说不忙，自己来。她也回了我个笑容。直到现在，我才认真看清她的面容：小小的瓜子脸，比中国人稍黑的皮肤，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有两个小小的酒涡。很小的年纪，但却离家很远很远。拿了瓶酸奶，几包薯片，我退出厨房。爷爷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迪拜”听到这两个字，我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了。这一集的节目播的是对外输出劳动力去迪拜的一位中国女士。年过30，她失业，离婚，身无分文。对那时的她而言，离开似乎是最好的出口。当她了解到对迪拜输出劳动力的中介信息时，她犹豫了会，就决定向朋友借钱交给中介出发去迪拜。只是一个工厂，在那，她看不到迪拜的繁华，她见不到迪拜的金碧辉煌，她听不到迪拜那和谐的歌曲。她只看到迪拜那缺了角的圆月，是眼泪侵蚀了那月吗？每天每天她都要在工厂超负额的工作，可领到的工资却与付出极不符合。同去的中国伙伴走剩她，她也想走，却连欠下的中介费，甚至车费她都还没挣回。回家，是天边的月，遥遥而无期。她眼中的迪拜与我的认知的国度相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爷爷听到我的自言，笑着回答，傻女，每个地方都是有繁华与贫穷的，凡事都是有两面的。我默然。
叮，电梯开的声音。刚抬头，就见表妹推门进来。一进门，表妹就随地脱鞋，脱袜，将球拍随地放着。怎么弄得一地都是啊？我问着表妹。表妹将包包摔到一边，不在乎地说，怕什么，有工人啊。看到菲佣走在表妹后面收拾，我歉意地对着菲佣笑了笑。表妹毫不在意地边走边摇着手：表姐，别那么啰嗦了……
后来，听了我想象的姑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只要认清自己要走的路，安之若素，那也是一种幸福。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就是梦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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