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向死而生◆
接到朋友的电话，告知他母亲病重，我们马上赶到医院。老太太已经陷入昏迷，枯瘦如柴，只有唇齿间若隐若断的呼吸能够证明，生命和她之间还有一丝联系。近年来，这场景我已经历了很多，又一次目睹生命的消亡，依然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朋友的母亲患病多年，身体孱弱，但精神一直很好。记得去年春节到朋友家拜年，他母亲还可以起床走动，尽管进食少，话音却蕴着几分底气。她看见我就乐，打趣的叫我“坏孩子”。在她的眼里，我们这些已过不惑之年的人，依然停留在好多年以前，十五、六岁。她多少了解一些我和她儿子一起在少年时代干过的“坏事”，砸别人家的玻璃，偷酱菜厂的咸菜，去女生家的后窗张望等等。但在她的眼里，这些“坏”都可以理解为顽皮，并且是可爱的。朋友是独生子，我也是，独生子家庭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因为人口少，生活相对宽裕一些，做了错事也很少挨打。我经常去朋友家玩，偷喝他父亲的酒，炒他们家的鸡蛋，有一次把他们家的废铜烂铁都给卖了，然后去看电影。我记得那一堆废铜烂铁之中好像包括他们家的锤子、钳子等等。
我们都是干部子弟，我父亲和他父亲都当过兵，经历的事情多了，对我们的这些小过节并不在意，宽容、甚至有些纵容。尤其是他的母亲，几乎不用高音说话，总是那么细声细气。我常常把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比较，虽然我母亲死的早，我童年时期她就离我而去，但我还是保存了许多关于她的记忆。烫发、写一手漂亮的小楷、善烹调、热爱我和所有的小动物，我依稀记着母亲素描一样的轮廓。在那个冬天，我几乎没有弄明白她是怎么死的，她就被几个男人埋进了冻土里。我当时并没有多少悲痛，原因是母亲给我的太少了，或者，我对母爱还没有认识的能力，也可能我真的像朋友们形容的那样，属于“没心没肺”的人。但是后来我就很羡慕朋友，长大后还有一位母亲能时时牵挂着他。有时候我就想，我母亲临死之际，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到我长大，但她没有那么好的命运。
没有母爱的孩子，将来就是我这个样子，人生似乎少了一种支撑，做事情始终都是飘飘忽忽的，像断线的风筝。而他则不同，性格中的狂放只是在他少年时稍微闪动。然后他就变的一本正经，有模有样的在主流社会中找到他自己的位置，而且常常沾沾自喜。我想，他可能真的不明白，没有他母亲这根线系着，他也许会和我一样，把自己糊在几根竹子上，稀里糊涂的早就随风飘走了。
老人家最后才是断线的风筝，她心中的那根线并没有断，但是，生命的风却细若游丝，渐渐地静止。那一刻我想起她在中山街——党校后面的那个旧院落里，一个穿工装的、利利落落的女人，从她工作的车辆厂回家，给我的朋友准备午饭。我不知道朋友和他的妹妹们在想什么，对一个我尊敬的女性，一位长辈，我宁愿只记着她鲜活的模样，忘记她垂死的一刻。
我淡定的处理她母亲的后事，布置灵堂、进行遗体告别仪式、亲手把她的骨灰装进骨灰盒，然后把他下葬。这期间，我一直在想着我的母亲，她的骨头和头发早已和冻土粘在了一起，分不清哪是她、哪是土了。生命就是如此，向死而生，明白了这个道理，生活就会一帆风顺。因为，我们不会把痛苦和困难老是背在身上，顺其自然，就不会再悲伤。
◆之二、字 典◆
抽屉里珍藏着一本新华字典，是老式的那种，蓝色的硬纸皮，烫银的字，70年代出版的。25年前，父亲郑重地把他送给我，他在扉页上写下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并在右下角签下了我的名字。
后来十余年间，这本字典就一直跟随着我，偶尔我会翻出它来，我常不以为然地看着父亲的提词，对他们那时的思想观念不以为然，并时时因为思想的不同发生争论。父亲是慈爱的，但每当我们在所谓的“意识形态”中意思相左的时候，他就会勃然大怒，而且，争论的味道马上会变化，由大雅变为大俗，没准儿还会迸出几句特别不雅的。这时，我只有远而避之，这就是代沟之过，我认为，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固执，从来就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多年后，我到法院工作，这本字典显然对我的工作没有多大的帮助了，它就一直呆在办公桌抽屉的一角，渐渐被我遗忘了。
那年山里发大水，洪水冲倒了西边山里老百姓的房屋，孩子们无处上学，只有坐在露天的石板上上课。院里组织捐款捐物，除了捐款外，我又捐了一部分书籍，其中就有那本老式的字典。
又三年过去了，我参加了驻村工作队，到山里一偏僻小村帮助工作。
乡亲们给了我们很高的礼遇，他们组织了一帮小学生们载歌载舞，还打出了一个横幅“欢迎×××，×××到我村帮助工作”。鄙人的大名第一次被“大打出手”，当时，我真的有一种疼痛的感觉。
山里条件很艰苦，一日三餐只是粗茶淡饭，连饮用水都难以解决。下乡第三天，我们便和村干部一起到村外察看被洪水冲垮的路基，商谈修复的事，回来时已是后晌，爬山越岭跑了一上午，真是又累又饿。一进门便闻到一股香味，只见桌上放着两只大碗，一碗白白的米饭，另一碗是野香椿炒鸡蛋。见我迟疑，房东大娘说：“你的亲戚送来的，吃吧”。
“亲戚”，我一头雾水，“哪来的亲戚？”
“你不知道？”大娘也有些诧异，“中午时沟里虎生家的娃子送来两碗饭，我问他，他说跟你是亲戚”。
我越听越纳闷，我怎么也想不到在这还有一门亲戚。
这顿饭是我下乡来吃的最香的一顿饭，我知道这顿饭对山里人意味着什么，对这里的乡亲们来说，大米白饭简直就是奢侈的食品。吃完饭我想，不管是不是亲戚，我一定要打听个究竟，决不能白吃老乡的饭。好在沟里并不远，下了山坡，我沿着石板路一路打听着找到虎生家。门虚掩着，进门，屋里静静的，只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在桌上爬着写字，见我进来，男孩踞促地转过身来，圆圆地脸上涨满了红色。我突然发现桌上有一块熟悉的蓝色，我急忙上前，果然，正是那本我捐出的字典，扉页上父亲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还是那么醒目，右下角是我的名字，再旁边是工工整整的三个字：李旺只，这大概是眼前这个娃子的姓名，他一定是从横幅上得知了我的名字，然后就悄悄地送米饭和菜给我，这一切都缘于这本被我冷落的字典。
我来到他们家的厨房，看见锅里是山里人常吃的那种饭，黄面糊糊加些绿色的菜叶。我乘一勺吃了一口，咸咸的，淡淡的，远不如大米炒菜的味道，我心里一热，眼泪几乎流下来。我从衣袋里摸出50元钱，压在锅台上，起向跑出了房门。
后来的故事我就不必赘述了，旺只的父亲虎生执意要把50元钱还我，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暑假时，旺只还被接到我的家里，我专门给旺只买了厚厚一摞书。后来我们帮乡亲们修好了路，还架好高压线。
再后来，我离开了法院，过上了东飘西游的日子。越来越感觉到麻木，越来越感觉离现实拉大距离，我的心态在发生裂变，没有几件事情能让我满意的。但是，那一本字典的故事却时时让我感到温馨。这温馨一直是我生活中幸福的主要成分，而且在心里侵润着幸福周围的痛苦和不满。
我曾经埋怨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遗产，现在我满足了，他能给我留下记忆，就是我给留下幸福，我真的在感谢他，想起他，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平静。没想到，父亲那本破旧的字典，竟使我有了新的感触，最近我一直在想，我该给儿子留下点什么。
◆之三、 谢谢了啊◆
那天下起了小雪，我到对过楼洞的钉鞋摊上修皮包拉链，象往常一样，楼洞附近摆满了做生意的小摊。钉鞋的摊位有三个，其中有一位钉鞋师付是残疾人，他的脚弯弯的曲向大腿内部，膝盖上绑着一块胶皮，用两只手支着木块来来回回的走动。来之前我就打定了主意，残疾人做生意不容易，这两块钱就让他挣了。他伸手接过皮包很麻利地修好了拉链，我一边从兜里往外掏钱，一边对他说“谢谢你啦”。谁知钉鞋师付低垂的头和摆弄拉链的手突然雕塑似的静止了，我听见他用低沉的嗓音说：“什么？说声谢谢就完了？我这钉鞋机一动怎么也得给5毛钱。” 我停了一刻才明白他这话的含意，我的手象灌了铅似地怎么也无法把钱从兜里掏出来。最后，我急急忙忙放下两块钱，拿起修好的皮包逃也似地跑进冷风中，我一时失去了自信，是我错了吗？或者？我不知道这位修鞋师付在背后会怎么想，他要不骂我傻冒，我就会谢天谢地。
在公共汽车上让座，是要有勇气的，我相信们一个人都会有一番思想斗争。有时候起身让座会让出一种自卑或羞愧的感觉。一起身就后悔，埋怨自己干吗那么“另类”。那一次公交车上满满一车人，最后又挤上来一对抱孩子的夫妇，习惯让座的我不断告诫自己，“不让，让他们让”，但我观察了一会却始终没人让座，我肯定车上的人都关注着这对抱孩子的夫妇，站着的人想：“那些有座的人真不讲公德，怎么没人给抱孩子的妇女让座。”坐着的人想：“肯定会有人让座，干吗非要我让。”要命的是这对夫妇挤来挤去竟挤到了我的座前，看着他们东倒西歪的样子，我怎么也坐不住了，我站起身来想把座让给抱孩子的妇女，谁知我还没离座，那位丈夫就猛地扑到了我的背后，抢先占住了座位。我起身把座位让给他们，看见抱孩子的妇女把感激的目光投向他的丈夫，而让座的我竟连声“谢谢”都得不到，我的心里满是屈辱，心想，要是有人给我让座，我怎么也要说声“谢谢”。
那次儿子下楼碰上了门没带钥匙，而他又急着看动画片，无奈，只好在楼下小卖部打电话给我，谁知鬼机灵的他又接着给110打了个电话， 说家里煤气罐开着，门却打不开了。等我到家时楼下一堆围观的邻居，一民警小伙子从三楼窗户爬进了屋子，从前门下来时胳膊上划了道口子，领子也被扯烂了，一脸的汗水。我忙迎上前去想赔个不是，谁知人家倒是给咱敬了个礼，说了声“谢谢，有事请找110。” 在邻居们一片“啧啧”地称赞声中，我的脸简直没地儿搁，到底谁该谢谁呀？尽管我有一帮公安上的哥们儿，但我平时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印象。出了这一件事，我也只是愿意相信，他们之中还是有好人的。我拉着他的手连说了两声谢谢，过后的几天里，我的心情都很好，那都是因为我有了感激。
久违了“谢谢”二字，以后朋友们不妨也多说几句，找找感觉吧，有点返璞归真的意思，能让人年轻，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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