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来，他有两次沉痛的烧书经历。
第一次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烧了两本自己心爱的书。一本是《牛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两本“禁书”。那年头，偷阅“禁书”，被当局查到是要收监的。他听到消息，英殖民政府把他列入“黑名单”。他迫于无奈，只好忍痛，借中元节给满天鬼神烧冥镪时，偷偷在甘榜自家的屋前的椰树下，当冥镪对天烧了。他一边烧，一边咒骂自己：
“你真是蠢蛋啊，为何没本事把整本书背下来！”
如果能背下来，谁还查得出他脑子里藏有什么“禁书”？厚厚两本书就这样化为一缕轻烟，飘散在空气里，抓不到，寻不回。那锥心之痛，每当想起，真叫他欲哭无泪。
半个世纪过去，他没想到又会重蹈第一次烧书的覆辙。这一回，他烧的是自己的著作。
自从儿女成家立业，不再和他们一屋共住，他的老伴就对他说：“把这间五房卖了，换间三房吧。两个老人住五房，一是浪费，二是收拾起来费劲。再说，大换小，还可以留点钱养老过日子。”
他想想，说的也是。大房换小房的买卖房子的手续办妥之后，搬迁的事就迫在眉睫。
他的另一半突然抛了个棘手的问题给他：
“你书房里那些卖又卖不掉，送人又没人要的著作，怎么处理？”
提起书房里这些存书，是另一类令人欲哭无泪的感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交了几本书稿给出版社，出版之后也颇有销路。三千本，面世一个星期，就销售了千余，半年就几乎销清了。进入八十年代，华文在社会滑坡之日，他只得自掏腰包付梓自己的著作。每次印刷的数量也只是一千册。从八十年代初到上个世纪末，他前后自掏腰包出版了五六本小说，从半卖半送，到后期的慷慨大赠送，家里仍积存不少旧著，销售不了，也送不出去。粗略计算，每一本少说也有两百本“库存”，五六种，累积就是千余册。不提搬家，扔在书房里，也还相安无事。如今一说搬家，如何是好？
这第二次烧书就是这样引发起来的。
“交给收废纸的不就行了。”他的另一半说。
想起这一串串的方块字被废纸厂那把电动铡刀，铡得支离破碎，他就有一种被“五马分尸”那样的撕心裂肺的感觉。
“还是放把火烧了，一干二净。”
“用火烧不也一样撕心裂肺？”
“你没听说过火凤凰的故事么？”
“你还期待火凤凰出现？”
他花了四个下午在组屋楼下的焚化桶烧毁了一千一百零八册旧著。
“我成了半个秦始皇，”他一边烧，一边自我揶揄。
说是半个秦始皇，因为他也烧书，只是没有坑儒。其实，一千一百零八册著作化为一缕轻烟时，他也无可奈何地逐年逐月逐日跟着消失在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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