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列车为什么不应提速◆
作者： 谢宝富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像秦皇、汉武、唐明皇那样才干杰出、作为超凡的激进型政治家，大多没有好的政治结果；雄才大略、经天纬地的汉武帝、唐明皇恰恰是强盛的汉唐极盛而衰的转折点；而像西汉文帝、景帝那样才干似“非”杰出、谨慎温和、与民休息的稳健型政治家，却常有好的政治归宿。古代如此，晚近毛泽东与邓小平亦不例外。
之所以如此，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也无不与中国小农的经济基础有关。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小农的经济基础一向脆弱，即使汉唐盛世，百姓生活也不过是“温饱有余而小康不足”，承载不起上层建筑领域太多作为。强盛的汉唐正是由于汉武帝、唐明皇对西北少数民族用兵过度，过于提取民力，使貌似坚实无比（整体实力上）、实则脆弱不堪（微观小农方面）的经济基础崩溃，结果是：对西北少数民族的仗是不折不扣地打赢了，但也不折不扣地打垮了自己。
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经济基础，与汉唐盛世的小农相似，一个家庭若不买房、不生大病、不供大学生，则“温饱有余”；若有买房、生大病、供大学生——所谓新“三座大山”之一，则很可能破产，是为典型的“小康不足”！由此我常想，中国的孩子是最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的，若不竭力读书，是最没有良知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多是以几近破产的方式在供其读书啊！
●中国经济基础尚难承受民主●
政治家的笔是“在农民肚皮上写文章”，只要笔力稍重，百姓就会痛彻心肠。面对如上基础，如若进行民主改革是不能没有风险的。置身如此基础的农民及城市中低收入者，如何承受得起改革可能带来的深度阵痛，不能不令人沉思！
除了经济基础，中国未进行民主改革还在于民主本身。民主是好东西，但民主绝对不能包医百病，劣质的民主反而还是个坏东西。民主是社会舆论充分开放的系统，民主是社会被充分组织起来的系统，民主是所有问题都能被媒体和社会组织充分放大的系统，民主是所有伤疤都会在选举中不断被揭开的系统。从好的方面看，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强大的组织支持他，每种声音都可借媒体的播扬而不至于淹没在人海中，因而每个人的意见和权益，都能被空前充分地表达与保障，都可以对政府产生足够的压力。对于政府，每个人都像是嗷嗷待哺而又十分会哭的孩子。可是，在欠发达国家，政府资源有限，难能一一满足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与要求，当政府无法满足各种纷至沓来的利益与要求时，她会像贫病交加、别无乳汁的母亲，望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样感到无奈！这样就会产生所谓政府超载甚至民主崩溃现象。
然而，在威权体制下，高度强势的政府却能将社会要求有效管控起来，不让足以对其构成无法承受的压力的要求，得以充分表达，因而能集中精力谋发展。所以，威权体制下的贤能政府，较适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而民主则有点像嫌贫爱富的小姑娘，一国经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少、民主土壤越肥沃，她就越适应，越能推动其发展；反之，她就越难适应，越难推动其发展。这就是为何民主在发达国家总能舒卷自如，在欠发达的亚非拉老是磕磕碰碰的原因。
民主是高度开放、高度组织起来的系统，在个体感到空前有力的同时，群体自然更会感到空前有力。如若中国进行民主改革，在地区差异虚悬、台独及边疆民族分裂势力猖獗的背景下，如何防范地方分裂、民族分裂团体借机兴风作浪，也是一大难题。台独、疆独、藏独势力不约而同地“喜欢”中国民主改革，即足以说明问题的存在！
当然，中国迟迟未进行民主改革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这便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政治改革最好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和平进行，这样阵痛最小、代价最低；但由上而下的政改的最大困难，是改革的推动者又常是被改革的对象，让自己革自己的命，几人能够？
无论是从理性还是现实，目前中国都不可能开启激进的民主改革。执着于普世价值，提着一张大嘴对中国体制开骂，无异于犬吠火车，中国行进的列车，不会因为任何口水而真正变轨。既如此，那就该“少讲点主义，多谈点问题”，多一点建议、少一点批评。
威权体制的贤能政府宜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要建立该贤能政府，需要最高决策人物确属旷世贤能；吏治清明；法治完备；政府虽强势，但公民对其权力能有所制约，公民权利有一定保障，社会生活尚有较大的自由面。中国封建王朝之所以会出现兴亡周期律，原因是王朝早期皇帝大多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体恤民情、励精图治，国家吏治清明，社会矛盾缓和，所以执政效果较好；而皇位传了几代后，那些儿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大多不知稼穑之艰难，往往既无心、也无力挑起皇帝这副天底下最为沉重、最有风险的担子。
●中共需要借民调改善吏治●
同时，王朝延续一段时间后总是社会问题日积月累，官僚系统越来越烂，等烂到特定的程度，即使有好皇帝也无法收拾。此外，唯血统论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虽然简单、有效地解决了皇位继承问题，但也存在着极大的漏洞与风险，一旦某位皇帝的嫡长子是头“猪”，那么未来坐在龙椅上的很可能就是“猪”，如同连“寒暑之变”都无知觉却在位18年之久的晋安帝。可是，皇帝的宝座，那是“猪”最不该呆的地方啊！所以封建王朝不仅存在兴亡周期律，也难免人亡政息的悲剧。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中共领导的探索与自律，中国业已建立独特的接班制度，有效解决了领导核心的交接问题。不过，仅仅如此还远不够，吏治与法治同样不能忽视。历史发展一次又一次证明，威权体制下如无切实监督，官僚系统总会越来越烂，整饬吏治应属当务之急！在人民无法用选票教训官僚、所谓党内民主实际上仍然是书记做主的背景下，建议采用群众满意度测评的方法来加强监督。
具体做法是在中央设立国家民意调查中心，每年春节将有关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施政满意度的测评表寄至各家庭，各家以无记名的方式填好后，将测评表直寄调查中心，中心算出结果后将其交各级党委组织部。出于稳定考虑，测评结果可不公开，但须严格规定测评结果与GDP一样，是官员晋升的基本依据，满意度低于一定标准者不予提拔，凡升职者须公布其满意率。该办法若执行到位，庶可于无碍稳定的前提下，能对地方政府的强权与妄为有所抑制，使地方官员在朝思暮想GDP时，多一点聚精会神为人民。
当然，遏制官员腐败，仅从如上角度还不够，还须改革现行监察、司法制度。现行该制度颇为人诟病的问题是监察、司法区域与党政区域一体化。该制度不仅是地方保护主义的渊薮，而且使书记能够通过官帽子、票子的事实控制，得以在地方建立封闭的“张氏王朝”、“李氏王朝”，以至“想不腐败都很难”。中国封建社会固然谈不上法治，但在监察制度的设计上却常匠心独具，无论是汉武帝在郡县之上设立的十三部刺史、还是唐太宗在州县之上所设的十道，均是在二级地方行政机构之上另设大的监察区，使监察机构与被监察机构相互独立，且居高临下、以强制弱，该设计符合权力监督的逻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今日中国也应在精简地方层级、实行行政扁平化的基础上，在地方行政机构之上另设大的监察、司法区域，以遏制腐败与不公。
历史上“无为而治”确曾带来不错的政治效果，但“无为而治”不是没有前提的，这前提便是王朝早期皇帝励精图治，体恤民情，吏治清明，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等；待到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深重时，搞“无为而治”，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历代的庸君治国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为而治”，只不过其“无为”乃是真正的“无为”罢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原载2010年11月29日“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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