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
大姑是爸爸的大姐，大姑家在开封城里，大姑家离乡下的我家有50多公里，因此我小时候不常看到大姑。
对大姑最早的记忆，大概是4、5岁上。夏日的傍晚，院子里摆着一个澡盆，盆里放好了温度适宜的水，大姑把我捉住，把我按在澡盆里，给我洗澡。大姑人很漂亮，尽管那时已有四十岁的年纪，但脸上还很白净，皮肤细腻光滑，丹凤眼，高鼻梁，五官很标致，所以尽管小时候洗澡应该不止一次，但其他的我都记不得了，唯独单单记起大姑给我洗澡的事。大姑是城里人，提起大姑，大人们便会说：“你大姑啊，干净。一来家就拿扫帚，旮旮旯旯的，连床底下都得打扫干净。”随即，大人们又叹气：“你大姑啊，虽说是城里人，可她想不开，过的还不如咱乡下人哪。”
稍大了些，有一年，爸爸带着我和姐姐到开封看灯会。灯会真热闹，人们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向鼓楼广场集中。广场上张灯结彩，一排排小灯笼亮晶晶的调皮的眨着眼睛，撩拨着喜气洋洋的人们。更有那别具匠心的大手笔，如豫剧七品芝麻官、卷席筒、抬花轿等也被搬上灯会，戏中人物亮丽鲜艳的服饰，油墨重彩的扮相，通电后滑稽夸张的动作，再配以热闹喜庆的豫剧唱腔，逗引得人们捧腹驻足，流连忘返。看完灯会已经很晚了，爸爸带我和姐姐到大姑家住宿。大姑家离鼓楼广场很近，走几分钟路程就到了。大姑儿女都已成家另住，上下两间房平时只有大姑一人住，姑夫在洛阳工作，离开封有几百里路。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姑家，姑父已退休回来，大姑和姑父住一楼，楼上便空了下来，楼上的大床上堆着很多大姑没做完的针线活。大姑家没有用电，这令我很吃惊，那时即便在我们乡下，也是家家户户电灯了。大姑和姑父点了个煤油灯在等我们，昏黄的灯光下，姑父佝偻着身子坐着，看上去身体不是很好。
第二天，我看清了大姑的家。大姑家位于木厂街的一个大院里。院门正中央上方用楷书端正的刻着“红星大院”四个大字，字体已略显模糊，透着它已有些年代。这条街上有很多这样的大院，名字也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向阳大院”、“幸福大院“、“东方红大院”等等。走进大院，一条窄窄的路直通到底，路的左边又分出若干条垂直的支路，如一条不很粗壮的树干向一边分出若干条细细的枝桠。支路的两边密密的你挤我扛着两排有些陈旧的房子，仿佛争相伸展着要透口气。向阳的一排房子有上下两层，外墙半空中搭出一个个小门楼，上用油毡盖着，冬天凛冽的风一吹，油毡哗啦哗啦作响；不向阳的一排有一层，可能是搭出的杂物间。门楼和杂物间的搭建使得原本还宽敞的支路变得狭窄，仅能容一人通过。院子里住着很多户人家，这里的住户多半和大姑一样，在大院里生儿育女住了大半辈子了。大姑说，这些房子是公房，归属房管所，房管所只收取极少的租金。
后来，我工作了，分配到开封。单位没有宿舍，爸爸和大姑商量，让我暂时和大姑同住。姑父已去世多年，“让小艳和你做个伴”，爸爸说，我不知当时大姑怎么答应的，我搬到了大姑家。住进来之后，我才知道大姑是不欢迎我的。
大姑的生活极其清苦。大姑晚上用煤油灯照明，她舍不得用电。每当夜幕降临，大姑通常出去串门，很晚回来睡觉；大姑也舍不得用水。她在厨房的自来水龙头下放着一只盆子，水龙头开的极小，让水一滴、一滴地漏到盆子里，像是冬天薄薄的积雪融化后从屋檐滴落的水，一滴，两滴，积少成多，这便是大姑这天全部的生活用水；大姑极少买菜，通常大姑的女儿枝姐隔三差五给她送几棵青菜、萝卜，有时做了卤面、小笼包、蒸饺给大姑送来。有时邻居们买了芹菜，芹菜叶是不吃的，他们会拿给大姑，大姑便把芹菜叶洗净拌了面粉蒸了吃。大姑通常一天吃两顿饭，“不干活，不饿”，大姑说。
有时，大姑也给我讲她的一些经历。“每昨个逃荒”，大姑一开头总是这样说，他们那一代人对旧社会习惯称作“每昨个”。“每昨个逃荒——庄稼绝收了没粮食吃，吃野菜，吃草根，吃树皮，能吃的都吃了，饿死了多少人啊。路上到处是逃荒的人，拖家带口的，不留神我和你爷爷奶奶走散了，我跟着我的一个本家婶子走到开封，我本家婶子偷着把我卖了。”大姑唏嘘。
其实大姑运气不算很坏，她被卖给了姑父做老婆。姑父脾气好，对大姑也好，唯一不足的是姑父不在开封工作，而是在数百里外的洛阳。我不知姑父是一开始就不在开封还是后来才离开的，大姑一个人带着一双儿女，大姑因为养育孩子没有出去工作。
“那时侯真傻，工作多好找啊。”大姑经常痛心地说。“卷烟厂的人一趟一趟到家里来叫，让去工作，我就是不去。你枝姐小啊，没人带。你枝姐大了，又有了你保良哥，然后又是你枝姐的两个孩子，把他们都带大了，我也老了，退休工资也没有。原本指望着你姑夫那点儿钱两个人用用也够了，他又早早死了。人家有退休工资的，不但自己用，儿女也能贴补贴补，我倒好，净让儿女贴补我了，给他们添负担啊！”每当这时，大姑就会低下头，一副很愧疚的样子。有时大姑很晚从外面回来了，情绪会很不好，愤愤然地说：“显摆什么啊，不就是有退休工资，故意说给我听气我吗！”看得出，没有退休工资是老年大姑的一块心病，大姑一切苛刻的行为都缘于此。
其实表姐和表哥都挺孝顺的。表姐在开封工作，家离大姑住的地方虽不是很近，但隔三差五会来看大姑，常常给她带些自己做的好吃的。大姑后来用上了电灯，也得益于表姐的多次劝说；表哥接姑父的班在洛阳，做司机，一年当中也能来个两三次，会给大姑带些香肠啊、火腿肠啊什么的，说是单位发的，平时还会给大姑寄些钱。
大姑带大枝姐的两个孩子后，还到洛阳给保良哥带过孩子，大姑在洛阳带孩子的时间不长，表哥的女儿上幼儿园了，大姑就迫不及待地回了开封。大姑看不惯表嫂：“懒死了，早上不知道起床，饭做好了喊喊才肯起。”“保良白天出车，夜里还不能睡个安稳觉，蒙蒙（保良哥的女儿）要小便，你保良嫂睡着不动，要保良给女儿把尿，男人第二天还要出车，不睡好觉哪行”。大姑也不喜欢表嫂的坏脾气，看不惯表嫂和表哥吵架，“当初可是她追着吵着要跟保良好的。”大姑忿忿的说。大姑喜欢自己住，她说眼不见心不烦。女儿家她也不喜欢去，她心疼女儿整天像陀螺一样的围着全家老小操劳，也受不得女儿絮絮叨叨的唠叨。表姐很勤劳，表姐手脚不停的干活好像永远不知疲倦，表姐的嘴也不知疲倦，表姐说话别人就插不上嘴，她会不停的说然后问你“你说是不是啊，妹妹？”“你说是不是啊，妈？”，你只须回答“是”或者“不是”甚至“是”或者“不是”也无须回答，因为她很快又说下一句了。表姐对大姑的克己持批评态度，但又常常抱怨自己上有三位老人，公公婆婆身体都不好，下有儿子女儿孙子外孙，自己负担如何如何重。她说的是实话。每当这时，大姑就低下头一声不吭，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我相信表姐只是心直口快，只是女儿在母亲面前的口无遮掩，并无嫌弃大姑的意思。
我在大姑家住，但不在大姑家吃饭，这是住之前说好的。开始时我上街吃早餐，吃好后我会再买一份打包带给大姑，我也买菜给大姑。但大姑对于我的做法很拒绝，我买的东西她坚决不要，也决不吃一口，她严格地区分着和我的界限，几次三番之后，我便再也不买了。大姑不欢迎我来住，大姑说，我不要人做伴。早些年你姑父刚死，你爸爸带你姐有事过来，我好说歹说要你姐留下几天陪陪我，你姐死活不肯。大姑的“记仇”有些小肚鸡肠，姑父死时姐姐也不过十一、二岁，懂什么呢。
大姑的邻居和大姑寒暄：“你侄女来做伴了？敢情好，敢情好。”大姑不高兴：“好什么！没法儿。”，大姑拖着长长的腔，无奈的忧愁的说：“说是给我做伴，说的好听——给我弄个人过来，我不得操她的心么。唉！来个哀也！”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哀也”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这两个字应该怎么写，但从大姑的神态、语气，我知道“哀也”一定是个不好的词，大概是“负担”“累赘”“冤家”的意思吧。大姑一次又一次地和邻居诉苦，谈她如何不情愿又如何无奈，最后总是总结性的说：唉！有什么法儿呢？没法儿！来个哀也！大姑并不避讳我是否能听到，大姑嗓门很高很大，有时我怀疑，她是故意说给我听的。那时我太年轻，并不理解大姑的抱怨，只觉得自己多可怜，寄人篱下被人嫌弃，更何况的，大姑的邻居们也都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便觉得自尊心很是受伤。现在想来，大姑的担忧抱怨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那时二十岁，的确是个让人操心的年龄。我在大姑家很苦闷很压抑，便讲给了爸妈听。在一个下午，妈妈特地从老家赶来，吵了一架后我搬到了妈的姑姑，我的姑姥家。我终于离开了大姑，我长吁了一口气。
搬离大姑家后，日子过的平静而快乐。有一天，我正在上班，大姑来了。大姑是小脚，她是走着找到我们医院的，她说想我了，想来看看我。她没来过我们医院，路上问了好几个人；她还有腿痛的毛病，她说路上歇了三歇。她给我带来了小笼包子，用布包着，还热着。我知道这是表姐做给她的，她不舍得吃带给我吃，她心里还是疼我的，我很感动，血浓于水的亲情刹时复苏，我觉得大姑依然是我的亲人。我又常去看大姑了。
后来，我到了浙江工作。我常常想念大姑，想念她亲热的叫我“小艳”，叫我“乖”，想念她走着到医院去看我，想念她带给我小笼包而自己却舍不得吃。当然，我也时常想起她那种对自己近乎苛责的生活，我同情她，心痛她，于是我给她寄了一点钱。听妈说，大姑收到钱哭了，说以前她对我不好，对不起我。其实，我已深深理解了她，她独居惯了，也节俭惯了，另外她也一定有自己的苦衷，毕竟她没有任何收入，要靠儿女来养活，她心里一定也很苦。
后来，听说表哥开煤气自杀了，因为和表嫂的又一次吵架。大姑已80多岁了，她怎么受得了啊。妈说，瞒着大姑呢，骗她说表哥出国了，给女儿挣学费去了。
两年以后，大姑去世了。在大姑去世的前一年，我常常做一个差不多故事情节的梦。梦中我回到了开封，在开封的大街小巷中寻找，寻找香喷喷热腾腾的包子，寻找酥软可口的点心，我想像着大姑吃的开心的样子，大姑脸上的皱纹如菊花般绽放。可我找啊找啊，总也找不到，心里越来越着急，突然就醒了，原来是一个梦。我知道，我该回去看大姑了。
2007年的暑假，我带着女儿回了开封。再见大姑，大姑变化得让我吃惊，1米65的身高，估计体重不足80斤。一向白净的脸上生出些许的老年斑，手臂上裸露出来的部位青筋张牙舞爪，松松的皮如褶皱的纸覆盖在形状狰狞的骨头上，整个身躯如一尊移动的木乃伊。女儿看得害怕，我也吃了一惊。大姑仍是一个人住。她的步履比以前缓慢了许多，嗓音还洪亮。她忙着拉我女儿左看右看，忙着给我和女儿切西瓜，又说些对不起我的话，然后，大姑说到了保良哥，埋怨保良哥音信全无，全忘了她这个娘，说着说着，眼角就红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相信保良哥去了国外，但我宁愿她真的相信。此刻的大姑已风烛残年，好似深秋树上几欲凋零的枯叶，一阵轻轻的风都会被吹落，她经不起任何打击了。大姑的房间显得凌乱，靠墙的楼梯静静的立着，像寂寞的守寡的怨妇，我想楼上的大床上已积满了灰尘吧。我本打算陪着大姑住一个晚上，和她说些亲热的话，但大姑显然没有留我的意思，她没有精力留我了，她是一个凡事克己的人，不愿意让我受委屈。
我还了梦中的愿，给大姑买了些吃的，那个梦境从此不曾重现。临走的时候，我给了大姑一点钱，大姑和我拉扯着不肯要，她高兴的告诉我，表姐跑了很多天，把低保给她跑来了，她有自己的钱了。说着要我站在凳子上，要我把大衣柜最上面的一个塑料袋拿下来。我拿下来交给她，她哆哆嗦嗦的打开，里面是一个里三层外三层叠着的布包，她慢慢的一层又一层把布包揭开，最里面是一个小本本，大姑把本本翻开，急着给我看，她有低保了，每月有80元低保收入呢，不用再靠表姐了。她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高兴得像一个孩子。暑假过后不久，大概是冬初，就传来了大姑的死讯。
听妈说，大姑最后的时光，如油灯里的油即将枯竭，可大姑不肯闭上眼睛，大姑挺着，挺了一天一夜，气若游丝。外人看看已经不行了，但大姑偶尔还会抬起无力的眼皮，眼神在房间里游移，仿佛在费力的寻找着什么。所有的人都明白，大姑在寻找她两年多来音信全无的儿子。终于，她的道友（大姑晚年信奉天主教）伏在她耳边说：“保良妈，你安心去吧。保良已经走了两年多了，没敢告诉你，怕你岁数大了受不了……。”大姑终于闭上了眼睛。
大姑去了，走完了她苦难的操劳的一生，走完了她有量无质的一生。大姑的一生，只是城里的乡村的许多人的缩影，我相信还有许许多多像大姑一样的人。所幸的是，大姑在有生之年终于等来了自己生活的保障，尽管钱不多，离有质量的生活还差的太多，但终归还是等来了，这对于大姑应该是些许的慰籍。愿天堂里的大姑生活富足，也愿活着的大姑们生活都有保障。
大姑安息！
◆楼下这只鸡◆
也许是洗衣池位于阳台的缘故,我喜欢边洗衣服边欣赏外面的风景。这风景不单是楼下长势良好的花草树木，还有清早拎着拖把，提着一桶脏衣服到河边清洗的大妈；蹬着三轮车，赶早到小区吆喝“报纸硬纸板要不要卖”，走马灯似来来往往的小贩；沿着窄窄的小区道路小心翼翼开出的汽车…..。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只鸡，很是有趣。
这只鸡已经成年，浑身黄色的有光泽的羽毛，红红的鸡冠，和菜场里我们通常看到的鸡没有两样。这是只母鸡，很肥，看上去营养不错，精神头也很足。它是楼下那家挂牌为“社区家政服务部”的鸡。挂牌为家政服务部，并非真的做家政的。我走进去过，这是一家拥有两台机器的小作坊，生产什么的不得而知。老板娘瘦瘦的，很精明利落，老板是一个大胖子，剃着光头，人高马大的样子。他们每天8点钟左右到，一般5点多关门。生意忙起来时也会在“服务部”吃晚饭。这只鸡小时候大概是他们儿子的“宠物”，不想竟慢慢养大了。
鸡已经“起床”很久了，我估计它是耐不住寂寞从开着的窗口飞出来的。它出来已经很久了，还不见主人来。鸡咕咕的叫着，焦急地在紧闭的大门前走来走去，它已经饥肠辘辘了，急于得到早晨的第一餐饭。深红的大门紧闭着，里面没有丝毫动静，鸡显得越来越焦躁，它一会儿跳到窗下的花圃上再很快跳下来，一会儿又跳到门口放着的空箱上，时而侧起脑袋静听，时而伸长脖子张望，试图想飞进房再去看个究竟。大约有十几分钟的光景，这只鸡放弃了徒劳无益的努力，它要“自力更生，丰肚足食”了。它越过门前那条窄窄的小区道路，来到对面的绿化带，低着头用尖尖的嘴巴在土里刨着，但显然，它没有找到美食，因为它很快沿着绿化带向前寻找了。
女主人来了，看到它有些惊讶。女主人没有理会它，而是先去开了门。鸡沿着绿化带继续寻找，这时来了一条狗，是一条瘦瘦的个子高高的花斑狗。花斑狗看到鸡，飞快地扑过来。其实花斑狗并不想吃它，只想和它玩玩而已，而鸡却吓坏了，没命的逃，还夸张地“咯咯”叫着，吓的满脸通红。狗觉得没趣，不再追，顾自走开了。危险没了，鸡又恢复了镇静，慢慢地往前踱，淡出了我的视野。
今天，我在洗衣服，又看到那只鸡。鸡屁股上被绑着一根小竹竿，竹竿上插着小红旗，那样子，像是被游街示众，又像是被欢迎凯旋。这情景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看到过，不禁忍俊不禁。
记得小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养鸡有的为换钱，有的为自家吃。有鸡就有鸡蛋，农村孩子过生日，没有城里人通常有的蛋糕，煮两个鸡蛋吃吃就是最开心的事。在几个孩子里头，通常只有过生日的孩子才享有这个待遇，其他孩子只有咽口水的份。当然，家里最小的孩子由于最受宠爱可以破例得到一个。过年了或家里来客人或遇到开心的事了，“杀鸡”，家里的主人一声令下，孩子们立刻高兴着雀跃，仿佛鸡的美味随着主人的话音刹时落进了肚皮。老家吃鸡很少吃整鸡（街上卖的烧鸡除外），农村人一般喜欢把鸡剁成一小块一小块，和着面糊，放在油锅里炸酥，叫“酥鸡肉”，炸好后盛在一个大盆里，熬菜的时候把它扔进去一些，大人小孩都喜欢，好吃又容易存放，可以吃好几顿。
杀鸡通常最先杀公鸡，因为母鸡要指望着下蛋。母鸡多，有一样比较麻烦，一群母鸡里偶尔有一只会母性大发，想要做母亲了。母鸡能不能做母亲不是它自己的事，关键得看主人愿不愿意家里再添一窝小鸡。主人愿意，就会挑出一二十个可以孵出小鸡的蛋给母鸡孵，过不了多久，母鸡就做妈妈了；若主人不愿意或母鸡天性大发的时间不对，主人就会拒绝母鸡的心愿。怎么拒绝呢，就是用一块红布，鲜红鲜红的那种，很亮丽，绑在小木棍儿上，把木棍儿绑在母鸡尾巴上。尾巴上多了一面高高飘扬的“红旗”，就像被绑上了战斗机，母鸡就会拼命奔跑。奔跑一方面缘于屁股后面木棍儿沉甸甸的难受；另一方面，鲜红鲜红的红旗也给它视觉以强烈的冲击，让它惊恐。它拼命跑向伙伴，想寻求安慰，也想给自己壮胆，但昔日一起并肩找食一起亲密嬉戏的伙伴再也不欢迎它了，它们见它唯恐避之不及，“咯咯”叫着胀红着脸四下逃窜；村里顽皮的孩子也欺负它，追着朝它投掷石块。这只可怜的鸡，它只不过想要做回母亲，就遇到了这样的境遇！它整日生活在惊恐万状里，不出两日，想做母亲的想法就被抛到脑后了。生存与发展相比，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在这种“非鸡”的生存环境下，它彻底缴械投降了。
小时候，每看到这样因被“插竿示众”而惊恐万状的鸡我都很同情。但眼前这只鸡，虽也正被“插竿示众”，但显然看不到它的惊恐。它悠闲的踱着步，偶尔会偏着脑袋，往它屁股后面的“红旗”好奇的注视一番，再偏着脑袋发一下呆，仿佛在思考“这是什么？”，便又踱起步来。也许这只鸡经过被“示众”已经“改邪归正”，不再有其他想法。但即便它有，我想它也未必就如老家的鸡一样处在长久的惊恐中。在它所认知的范围内，它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甚至，它不知它还有许多同类。它总是独自，独自找食，独自栖息，独自喜怒哀乐，独自和它完全不同的异类相处。它没有群居的体验，没有被同伴躲避排斥时的恐惧，也没有被顽童追逐投掷石块时的魂飞魄散，它完全无法体验老家想做母亲的鸡那种极度的惊恐。它尾巴上插着一竿红旗，虽然会使它不安，使它恐惧，但这不安、恐惧只发生在最初，一旦它意识到这奇怪的、不舒服的东西不会危及它的安全时，它就会慢慢适应了它。也许，此刻这只鸡已经适应了它。
我同情老家那些想做母亲却不能做的鸡，我也同情楼下的这只鸡，不管它想不想做母亲。
【后记】好几天没看到这只鸡了，今天又看到了它，它是被男主人拎着翅膀扔出去的。我一时吓了一跳，以为它被杀了，被扔到外面做垂死前扑腾。定睛一看，它仅仅打了一个趔趄，继而抖抖身上的羽毛，又站立起来。稍息立定，它又试探着想进屋，仿佛屋里对它有莫大的引力。男主人把持在半开的门口，高高大大的，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鸡逡巡着，徘徊着，试探着步子想溜进去，男主人抓起门口放着的一只拖把，做出要打的样子，鸡不情愿地离门口远了些。我看清了，这只鸡还想抱窝。它庸庸懒懒的样子，身上的羽毛膨开来，仿佛羽毛下面有很多小鸡雏正受着它的呵护，它小小的脑袋因了羽毛的膨开而益发的小，几乎缩在脖子里。尽管主人拿拖把在赶它，但它决无离开的意思，仿佛扎着架势要打持久站，一旦瞅准时机，它会飞快地一溜小跑地要溜进去。主人发现了再赶，它瞅准时机再溜，整个一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略思想。为了做母亲，弱小的鸡可以变成机智的军事家，伟大的母爱！人和动物都一样。
我不免替这只鸡担起心来。鸡呀，你还是放下你的母性，做平时的你吧。你知道你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主人手里吗？惹恼了主人，你性命不保啊。人们常用“手无缚鸡之力”来取笑某人力气之小，可见对付一只鸡，对于人类来说太容易了，鸡呀，你乖乖的吧，保全性命要紧。
于2010年10月27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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