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7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上高一，刚刚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的少年作家班，并且发表了几篇散文。算得上是少年得志，青春正好，但也难免有一些年少轻狂。
有一天自习课，我一次又一次地翻阅那本发表了我作品的刊物。中间还夹着老师点评我文章的信，那是很美妙的感觉。语文老师进来了，和我一起看了文章和信，又看了看我杂志的封面。跟我说：“不仅仅要看同龄人的作品，眼光还要放得更远。要多看名家名著，比如课本那里面的文章。”当时我们正在学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老师像说悄悄话一样地问我：“《我与地坛》写得 好不好呀？”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好像应了“好”，又好像没有应“好”。但是我从心里的回答是“好”的。老师充满希望地对我说“好，就要多读几遍，争取以后会超过他！”然后她就去看别的同学自习了。
许多年以后，每次写完长篇的作品，我都会想起那个场景。然后翻出语文书，像一种宗教仪式般的，阅读这篇文章。
当然我现在没有一篇作品超过他的，我也知道就算我读无穷多次，也是超不过他。但是每读一次，每写一次，只能在水平上跟他接近一点。但是史铁生，还有《我与地坛》，成为了我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典范，一部经典，一个朴素的信仰。
一
和作家一样，我也有我自己的“地坛”。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古园，实际上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院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当然那不是“古园”现在旅游业发达了，但仍然没有被“开发”。不过那一样是野地，一样很少被人记起。
那是铁路边的一片空地。原来是一座村庄，现在也是，不过搬得离铁路远了一点。有几幢空房子，中间有几株没有倒掉的枯树，在那里还可以看见铁路桥。
然后我记得那句及其辩证的句子“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那个地方里我学校很近，我的学校离那个地方也很近。那是我放学经常去的地方。作家说地坛等了他四百年，但是我知道那屋子不会有400年，铁路不会有400年，铁路桥也不会有400年。到那里只是因为曾经去过，然后有了一种留恋。
初中时候我就开始写小说。其实也不能算小说。无非是日记一类的东西，写在了稿纸上。但后来想出版想发表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好了。怎么改也改不好。于是就到那个地方烧掉了。在那里又见到了铁路，还有火车，好像作家说的那样“资产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走进了这园子，就再没有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我是骑着自行车道那里的。放学早的时候就去旧房子里。放学晚了就到铁路桥上。旧房子里很长一段时间好像都还有纸灰的痕迹。但是后来房子拆掉了，我就天天在那里发呆。想那些现在忘记了的事情，构思在创作中的文章。有时候会看看过往的火车，看孤单的铁路和寂寥的电线。偶尔也到铁路上走一走。
铁路上是有草的，有虫子，有鸟，还有匆匆赶路的行人。没有人会停下来看我，所以我可以很安静地想我所有要想的东西。和作家的地坛一样，“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作家坐着轮椅到地坛，不能到殿堂和祭坛上去。我骑着自行车，自然也不能到铁轨或路基上。走铁路的时候，车放在铁路边，也有怕被偷什么的。脚步匆匆忙忙，大多数也是远观。
我想那些被我烧掉的稿子，像作家开始想人生与生死。稿子是有生命的。在烧掉它们的那一天，带着火星的纸屑卷起角来在空中翻滚，好像要逃避无法忍受的灼热；还有的纸灰在地上翻滚，好像被烧伤的人在地上挣扎翻滚，找到一丝水滴以求生存或者镇痛。我突然觉得好像自己杀死了一个人。但是那些稿子好像又是我的另外一个自己，所以觉得那里应该是死去的自己的坟地；而烧它的人又是我，我是自己杀掉了自己。于是开始纠结起来。我既是杀手又是死者，然后又自杀了，后来又凭吊了。每次火车来的时候，汽笛和车轮的声音敲打我的心灵。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演那一幕一个人的喜剧。在极度分裂的精神世界里，寻找一个统一的答案。我找不到。我想当初我“应该”耐心地修改，“应该”保存自己的足迹，哪怕写出来的不好，改也改不好。后来又想到“如果”没有烧掉，我现在或许可以改好一点。但是既没有“应该”也没有“如果”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想“如果”的永远没有如果。也许是那些散落的纸灰，教会了我如何去思考生死和命运。我意会而不能言传，只能引用作家好几年才思考的答案。“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像多久了，就像是班尼终生的魔鬼或恋人。”
我在想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魔鬼还是恋人呢？我希望是恋人，但是感觉像魔鬼。我当时立志每次写完作品都要到那里去，算是铭记，或者祭奠。后来我捡起一些纸灰，藏在一个盒子里，算是自己过去的一个坟墓。然后写了一段话“永远生活，永远思考，永远学习，永远写作”，算是对过去的墓志铭。
我是学生，学生是没有行动自由的，到了时间就要回家。所以早放学的时候我只能在那里想一个小时，晚放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时间想，匆匆地，路过了就回家。学生也没有思想自由，所谓的思想，都禁锢在老师钦点的课本里但是唯一留给我的自由，就是那本书上面有那么一篇我喜欢的文章，文章里有我能接受的思想。可以多读几遍。
夏天放学的时候，我在铁路桥上看到过夕阳；冬天放学的时候，我在桥上看到过月亮。月光下的火车，灯光格外明显；客车的车窗更加明显。我想里面是超过我想象的生命，在那基本上没有生命的地方驶过。生命被人当做了一种物品。时间久了，我习惯了走过去那边，然后再走回头路，回家。
但是我对我的地坛，我不能和作家那样长叹说“十五年了！十五年中，十五年来”之类的话。因为我倒现在也没有去过那里十五年。我的生命也没有超过哪怕是两个十五年。不知道我还能有几个十五年。
二
作家说：“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然后写到了作家的母亲。写到当初如何从家里出来，到园子里整天地思考；又如何中了魔似的，从院子里回家，什么都不说。母亲又是怎样地目送，怎样地在门前等待，怎样地道园子里寻找。然后猝然离去，引起“我”无比的痛苦和悔恨。
作家的笔触不是只写到母亲的去世就戛然而止，作家开始感叹：感叹自己的不幸福，艳羡别人的母亲运气好，作家更深刻地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对自己的过去，发出了强烈的拷问。作家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作家的母亲是一位不幸的母亲。母亲的不幸不仅仅是来源于孩子的不幸，还有孩子的不冷漠与倔强。那是不幸中的不幸。
在作家第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作家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日子里，母亲已经去世两年了。他无法告慰自己活着的母亲，只能在地坛里几点，在文中追忆。听到了“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了，就召她回去。”的上帝的声音。不止作家在想广域生与死的事情时，有没有想到母亲的一声。母亲那个“必然降临的节日”还有母亲“恐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多久的问题”，是什么答案，什么结果。
“母行千里儿不愁，儿行千里母担忧”。即使只是在地坛里，时间长了母亲也是忍不住要到园子里寻找。却不愿让孩子发现。于是在许多年后，作家用母亲的悲剧，如老先生一般现身说法，提出了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已经来不及了。”
作家的的地坛离家里很近，或者说作家的家离地坛很近。但是我的“地坛”离学校很近，或者说我的学校离“地坛”很近。我去“地坛”的时候没有出过走。我是从学校出去的。我向来是一个没有人注意的孩子。所以从学校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不知道妈妈如果知道我放学没有回家，会不会说我是逃学了呢？
同时我在妈妈眼中也应该是个乖孩子。我没有作家的不幸，也没有作家的倔强。也许是看了作家的忠告吧。我心中无数次地冒出邪恶的想法，如果哪一天我残疾了，我要死了，不知道妈妈会想什么？如果哪一天我不见了，妈妈会到哪里找我呢？我相信所有的亲情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我如果和作家那样了，我妈妈也会难过；我如果出走了，妈妈也会到处去找的。那时候即使我妈妈的眼睛不差，也会端着望远镜，在更大的“园子”里面寻找。
不幸中的万幸，是作家的地坛，不仅仅有自己的车辙，还有母亲的脚印。两个人的脚印，不再是孤立的两个人。而是两代人，两个有亲情的人。两个生活在一个家里的人。于是除了生死，《地坛》还有了作家的家，还有了作家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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