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我在天津见到刘新瑞，听她提起当年她在潞西中学学习时，省体委要抽调她到昆明加入舞蹈队受训，我极力反对，认为她应该留在学校学习，为日后上大学深造做好准备。她说，我当时做她的“思想工作”竟然做到她家里去。她母亲因此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说真的，这事我都记不起来了。刘新瑞告诉我，她母亲也不同意她去体委舞蹈队。当时她母亲还对她说：“瞧，老师都关心你，反对你去。”时隔四十年，偶尔提起旧事，刘新瑞的母亲还会叨念起我来。二零零七年，我听说当年十二月底她要回昆明过年，顺便给老爸九十岁生日祝寿。我就对她说，他日我到昆明一定去探访他们两位老人家。
二零零八年，我约定刘新瑞在昆明会合之后一道飞往芒市。她七月五日飞抵昆明。我是订了七月六日飞往芒市的机票，第二天我就和她启程飞去芒市，因而没有时间去拜访两位老人家。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我抵达昆明。一月二十五日我就约张吉岚陪我走访刘新瑞年迈的双亲。张吉岚在二十四日晚代我打电话给两位老人家，说我隔天会去他们家拜访。老人家很高兴，一早就在家里等候。由于老人家（刘新瑞的令尊高龄九十二岁，令堂也八十多了）脚力不济，平日也不下楼，所以吩咐在家看顾他们的小姑娘在楼下接应我们。老人家见到我就一再表示歉意，因为行动不便，未能陪我出门或是上街吃顿饭。我一再说明，我来是看望两位老人，看望学生的家长，其他的都不重要。刘新瑞早些日子从天津挂电话告诉老人家，她会在过年前回昆明向两位老人家拜年。老人家一心期待女儿能赶得及回来代替他们陪我这个老师逛逛昆明。谁知后来她又挂电话告诉老人家，她刚提升为处长，工作忙碌，拿不到假期。老人家感到很失望。老奶奶告诉我，一早爷爷就很紧张，催促她挂电话给女儿女婿，要他们回家陪我外出吃顿饭。老奶奶对爷爷说，女儿女婿有工作抽身不得。老爷爷还是叫照看他们的小姑娘挂电话到女儿工作的医院，电话没人接听。老人急了，心里很不安，说是我从国外回来看望他们，哪能这样亏待我。我宽慰两位老人家说，我来云南主要目的是探望大家，不是来游山玩水，做客吃饭，能见到两位老人家，我就很高兴了，到不到昆明的名胜游玩，那是次要的。老人家一直说，招呼不周，亏欠我很多。听老人家这样说，我的到访令老人家感到负疚，我也感到很不安。我一再宽慰两位老人家，千万不要这样说，有机缘再见老人家一面，是缘分，也是福。屈指一算，我和两位老人家真有四十年没见面了。
老奶奶很健谈，谈起四十年前的旧事，她还记忆犹新。当年我力图说服刘新瑞放弃到云南体委舞蹈队，在她家呆了多长时间说服女儿，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她说难得见到一位老师对学生如此关心，所以当新瑞四十年后在两老面前提起我，他们都还有印象。谁也没想到，四十年后，我们还可以在原来的轨道上重逢。从心里说一句，十年文革，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劫后余生，能幸存，而且还能重逢的，真是命大福大。
我提议和两位老人家在一起拍一张照留念。我们在两位老人家的客厅里，由看顾两位老人家的小姑娘操起数码相机，拍了这张相片（《点点滴滴在心头》书中附有相片）。
老奶奶心脏安了起搏器之后，健康一般没有大碍，只是不能接听手机电话，会影响心脏的起搏器。老爷爷有点耳背，两人的脚力较弱，上下楼梯较为不方便，所以平日都不下楼。值得欣慰的是，两位老人家精神奕奕，思维敏捷。回返新加坡后，我给刘新瑞发了电邮和相片，告诉她，我见过两位老人家了。她再三向我道谢，也再三致歉，老人家挂电话给她，一再提及我难得到他们家里一趟，他们招呼不周。
似乎我这次到昆明没有择对良辰。因为春节前夕，大家公务私事俱忙，我错过了和很多人见面的机会。二零零八年我有幸见到的一批老师学生，这次几乎都没有见到。诸如原潞西中学的老师徐世信、李长、戴文龙、邱锺英、包允玲；前潞西中学学生赵继红、甘霖、刘胜秋、张萍、张俊新、郝海英、沙青、陈华建、杨培生、和利等，实在感到遗憾。我想日后要和他们见面不该选在春节前后这段大家公私两忙的日子。
张捷新自担任金辰中学校长就忙得不可开交。我离开昆明到芒市前夕，她因操劳过度，血压急升至一百八十度而入院。为了让她好好休息，我没去打扰她，心想等我由芒市折返昆明再去看她。一月二十八日，我乘内陆机飞往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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