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从芒市申请出国到香港的侨生，我认识又记得起姓名的只有几个。其中一个是潞西中学的英语老师胡文河。他是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六五级毕业生。我于一九六八年分配到潞西中学，他已经在潞西中学执教两年了。他的大伯胡超球（已故）是我就读新加坡中正中学时，教过我的语文老师。潞西中学当年只有三个华侨老师，一是胡文河，来自印尼；一是许百均，来自缅甸，另一个是我。单身未婚的胡文河住在教学楼二楼，我在楼下。文革期间，学校还没复课，晚上我们经常在一起打扑克耍乐。另一个到香港的是，州医院的关医生，也是来自印尼，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依稀记得好像叫关煌灿，或是关灿煌。州医院离潞西中学只是一箭之遥，他也经常到潞西中学和我们打扑克。再一个是华侨农场的李医生。
在香港和我联系最多的是胡文河和关医生两人。胡文河是一九七二年到香港。关医生好像是一九七三年初到香港。我是一九七三底年到香港。当时，胡文河和关医生都住在九龙观塘物华街，我住在观塘瑞宁街。胡文河是向业主租用楼梯底下只够安置一张睡床的地方，拉起一块布帘，权充宿舍，月租一百五十元。关医生是住在一个住宅单位的阁楼，也是一个床位大小。我在香港第一份工作就是胡文河介绍到他工作的漂染厂当拉缸工。
我在漂染厂做了三几个月之后，辞了职。应新加坡一个朋友的要求，我注册成立一家空壳公司，专为他们与大陆联系订货当跑腿。七十年代，大陆对外的贸易还没有开放，只依赖每年广州春秋两季的交易会和外商接触。我白忙了几个月，做不成一宗生意，公司最终撤销注册。我回去一家铝制品厂打工。那年头，大家忙于讨生活，工作时间又长又累，难得在下班之后走在一起。房东即使安装有电话，也是不随便让住客使用。要见面，只有亲自到对方的住处串门子，但由于住房面积小，房东也不欢迎住客的朋友串门子。一九七五年，我由朋友介绍到中业中学执教。由于不在观塘区工作（学校是在九龙城寨附近），我和胡文河也就少联系了。后来听说他到上海娶了一位教授的女儿。不久，他也申请获准将太太接到香港。之后，听说他生育了两个儿子。不久，我又听朋友说，他的太太和他离婚了，改嫁给一个有钱人。法院将孩子判给女方抚养，他只获准一个月探望儿子一两次。本来有家庭妻儿的他，一夜之间变成孤家寡人，已经够凄凉了，后来前妻连孩子都不让他探望。最后听到的消息是，他当仓库管理员时由高处摔了一跤，跌伤腰部，被老板解雇了。粗重的工作，他无法胜任，改任保险营业员。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从事保险业没有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是招不到生意的，显然保险这一行业并不适合他做。没办法，他向关医生学习推拿。他本是一介文弱书生，这类抛头露脸的行业，也不是他能够胜任的。再说一路来，他就是体弱多病，也没有足够的气力为人推拿。他无法依靠推拿为生。以后的日子是怎样，我就无从知道了。说句真的，他应该在八九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后，折回芒市潞西中学执教。那年头，英语老师奇缺，这总比呆在香港有前途。如果他当时能选择回潞西中学执教鞭，今天退休之后，他还可以享有一套住房和领取国家颁发的一笔足够他在芒市轻轻闲闲度过晚年的养老金。除非时来运到，要不他想在香港度过晚年谈何容易！
关医生就是一个足以借鉴的例子。早年在德宏州医院，关医生是被人誉为“一把刀”的外科医生。到香港之后，他这“一把刀”，英雄无用武之地。虽说他曾和李医生在九龙城寨挂牌行医（九龙城寨是个三不管地带，即使没有当时英政府认可的行医文凭，也可以挂牌行医），但你不是九龙城寨的地头蛇，同样无法营生。后来我见到他时，他已患上肾病，得定期到政府医院领取药物自己在家洗肾。我回新加坡定居之后，回香港见过他三两次，我发现他的脸色很差，呈现褐色。我心知情况不妙。我后来听到的消息是，他已经离开尘世了。此一时，彼一时，往事如烟，何堪回首话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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