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千里之约”始于二零零六年“滇西之行”。那是我离开滇西潞西市三十三年后，第一次前往探望前潞西中学五十一班的学生所引发出来的。这是一次令人兴奋，倍感温馨的约会。返回新加坡之后我写了《心之所系万千千》一书。之后又有二零零七年专程到天津与北京看望刘新瑞与常晓明的“津京
之行”的“千里之约”。
今年的“千里约会”路程比滇西与津京还要长得多。先是滇西潞西市、保山、昆明，后是武汉和华东的苏州、上海。
一九五七年六月，我由新加坡到大陆升学，从广州到北京时，路过武汉。那是五十年前的旧事了。五十年，我没有踏入武汉一步。四年里，我却到位于滇缅公路上的小山城潞西市三次之多。那是因为潞西市有我的一批学生在那儿工作与生活。有我心中怀念的人在的地方，再远再偏僻，我都会去。五十年后，我才兴起念头去武汉，就因为武汉有石葳大姐在。认识石葳大姐，是〈香港文艺家协会〉会长王一桃将石葳大姐点评我的拙作《一粒荔枝》的有关信件，转发给我。我们就这样通起信来，但素未谋面。我决定趁今年请了半年长假，特地约会去武汉拜访她。石葳大姐患有冠心病，因健康问题没能到机场接
我。我不知道她家离机场有多远，只好就近在“机场宾馆”下榻。
安排就绪，我挂了电话给石大姐，告诉她我明天才去府上拜访她。
在这之前，石葳大姐知道我要到武汉探望她，深表欢迎。但又担心自己健康问题，不能陪我到武汉的名胜浏览观光。我告诉石大姐，我去武汉，主要是去探望她，不是去游山玩水。能和她见个面，促膝谈心，这才是此行的目的，也是我此行的心愿。
第二天，我到机场接机大厅询问去武昌区的机场巴士，才知道巴士没有经过新河街，只好“打的”去。我到新河街却找不到华兴里，只好挂电话给石大姐说明在新河街的“海底捞”餐厅前等候。据知，石大姐行动缓慢，路上车子多，她不敢轻易过马路。我等了一阵，问了一个路人，才知道兴华里在“海底捞”对面的小巷。靠着一张嘴巴问路，我终于找到华兴里第九幢。我到得太早了，石葳大姐刚起床，要我在屋前的小憩处稍候。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接触的第一眼，大家就认上了。无需开口问，我们都在第一时间伸出手来。
在石大姐的小客厅里坐下，我们的交谈很快就进入大家关心的话题。石大姐送我一本二零零七年一月作家出版社为她出版的诗集《命运de浮雕》。也让我翻看了她入编《二十一世纪中国诗人大辞典》、《二十世纪中国人物大典》的诗作。石大姐赠诗集请我批评指正。我羞于启齿，因为我是诗的门外汉。怎敢班门弄斧？我们谈了诗人的人生，她告诉我的是一段，漫长的一段人间少有悲惨生活。我认识到诗人的倔强意志与绝不低头的性格。用她的话来说，她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找回了自己，从此将生命注入诗篇，挽回了自己的尊严，找回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这个约会，在没有第三者在场，我们坦诚
地交换了各自的内心世界。这就是知心朋友的心声。
我们在武汉的“艳阳天餐馆”共进午餐。石大姐特地点了武昌的名菜“清蒸武昌鱼”。餐毕，侍应生拿了本子要我们对提供的菜肴提意见。石大姐指着我向侍应生说：“他是新加坡来的客人，请他提吧。”我提笔，信手写道：“武昌鱼味道鲜美。”石大姐建议和侍应生合照一张相。
石大姐因为有冠心病，不能陪我上黄鹤楼。在武汉我们没能去一些名胜地方走走看看。石大姐觉得有点亏待我。我告诉石大姐，名胜可以不看，我不会感到遗憾。没去看望知心朋友，我反而会觉得遗憾终生。为了不过多打扰石大姐，影响她的休息。我没敢再去惊动她。虽是匆匆见一面，留在心中的是永恒的记忆。没有这一天的会面，我又怎能记下这段温馨的回忆。有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那么人呢？人之相处不在日日夜夜，坦诚才是相处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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