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在中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声称为“史无前例”。这确实是史无前例。是否后无来者？作为一场惨痛的教训，应该是“后无来者”。
在千禧年的今天（二零零七年），我坐在电脑前写这篇回顾，不能不感到这四十一年的人生旅途，实在是过得稀里糊涂。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乃因我在二零零六及二零零七年先后到云南、天津和北京探望阔别三十六七年的学生所引起的感触。他（她）们给我观看了三十六七年前和我合照的相片，男同学外形的变化还不曾令我有太大的震惊。女同学整体的变化就叫我大为吃惊了。当年她们多半是梳着两条小辫子，在操场上跑步，一甩一甩的，好不天真活泼，就是个小孩嘛！二零零六、零七年见到她们，一个个都过了不惑之年。我也早已年逾古稀。由不得惊觉这四十年是怎么过的？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四十一年前的事。这场革命结束至今也三十一年了。我好像还是幽魂一缕，四处漂泊。这漫长的四十一年，我到底做了些什么？谁来评说？
二零零七年八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与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了一次“文化座谈会”——文革故事：两个新加坡人的体验。我在会上发言，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四十余年的岁月，就如山洪暴发时被冲走的物体，流入大海或纳入湖泊，最后不知所踪。有一天被历史的老人捞起时，已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
一九五七年我赌着一肚子气，也怀著一丝希望，离开新加坡，投奔大洋，北归去了。刚踏进国门，一切都新鲜，我直奔首都北京，正好遇上全国反击右派的斗争。右派是什么？我还没有弄懂，也还没有摸清底细。在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诱使下，全国几十万条“蛇”被“引出洞”来，一一扑杀。在新加坡被划为“左派”而被驱逐出境的人，来到祖国却成了“右派”，定为五类专政对象的其中一类。我开始有点困惑与害怕。我这个在海外不知是属于“右”或“左”的人，何去何从？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华侨补校度过一个雪花飘飘的严冬，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日子，随着大跃进的号角，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洪流，我打起背包直奔西南边陲的云南高原，落户于西双版纳，实现把文化送入边疆的宏愿。我很天真地庆幸自己找到了“文艺的方向”——文艺为工农兵。
三年来我与荒山为伍，同风雨做伴，与胶林为友，我有似脱了一层皮，换了一身骨。但“文化”没有在农场落户，我自己也把文化忘却了一大半。尚幸，我在一九六二年能有机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校园学习。于是我开始做着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的梦想。但我没有给编入中文系，而是编在我最不喜欢的学科英语专业就读。五年的大学生涯，我只读了三年，一九六五年，我第一次介入政治运动，到农村参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运动进入尾声时，我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初由农村调回学校，提前参加毕业分配，面临到省内的中学执教外语。我的教书生涯还没有开始，同年五月中，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入打倒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邓小平”，之后发展成为全国两派群众武斗，人命如蝼蚁，尊严如粪土。我三次与死亡擦身而过，在心惊胆战与屈辱中，度过了两年余。一九六八年我往西走，在滇西滇缅公路边的小镇芒市的民族中学执教鞭。在风风雨雨里，我在潞西民族中学执教五年余之后，于在一九七三年，慌不择路，倒流到“满街美蒋特务的香港”求存。在香港一晃二十三年，我当过漂染厂的拉缸工人；受新加坡友人所托，注册成立一家贸易行，当了半年的“空头经理”；做过小贩，卖过椰汁冷饮；在中学里当过两年“走鬼老师”（即没有正式拥有教学文凭）；我在一间小五金店，开车床，开三噸半的货车到全港的建筑地盘送货。我也做过香港中环一家贸易行的“超龄老后生”（也就是过去称为“洋行里的boy”）；离开香港前夕，我在一家华文杂志当过营业经理兼发行主任及助理编辑。一九九六年，我重返新加坡至今，四十一个春与秋，犹似东流水，稀里哗啦流走了。
二零零六年，在潞西市遇到昔日一众学生，他们惊叹：“老师，我们三十五年没见面了。”我这才知道自己已是“鬓发衰”的人了。
“老师，这些年你都在哪里生活？日子过得好吗？”
日子过得好吗？谁来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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