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戊子年前夕，我收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王韵凤从云南寄来这帧弥足珍贵的相片。这是一九六九年期间我在滇西芒市潞西民族中学执教时，和王韵凤一家在风平小学大门口拍的一张相片。当时她们一家暂时栖居在风平小学校里。这是
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校门口的石柱上还可以清晰见到“砸……”的字样。
啊，白驹过隙，一晃就是四十年！
王韵凤在信里写道：“当年你是那样的年轻秀气，端庄的中山服，俨然一副庄重的教师派头，应该是教师的形象。”那年，我是三十四岁，是昆明云南大学六六级（即六六年）毕业生。因碰上文化大革命延迟至一九六八年才分配到潞西中学执教。王韵凤的两个妹妹是我的学生，她不是。一九六八年，她早已是个下乡知青。
我在潞西中学执教那五年的日子，我和她的父母亲过往甚密，星期天我经常到她家里和她的双亲闲聊家常。由于我手上拥有一架上海牌照相机（使用的是一二零胶卷，现在这类胶卷已经被淘汰了），因而和她一家在一起拍过不少相片。据她告诉我，我替她老爸在小草房里拍过一张老人家弹吉他的照片。可惜底片没有保存妥当，发霉了，冲洗出来的效果不好。听说她的七妹韵楠手上还保留着这张相片。我给她回电话时吩咐她将相片放在电脑上扫描后，传一张过来给我收藏。她老爸是前魔术杂技团乐队里一名出色的敲击手，也擅长弦乐，拉得一手好二胡，也会弹吉他。老人家在生时没有和我提及他的学历，我也没有问过他。但直觉里感到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表演家。在魔术杂技团里当过空中飞人，也招生教授过“踢跶舞”。风华正茂的年龄，老人家随着魔术杂技团到处巡回演出，四海为家，是个典型的卖艺维生的江湖人。但他没有江湖人那张三寸不烂之舌。
一九六八年，他已是七十二岁超逾古稀的老人。照讲，他有很丰富的阅历，但他很少提及他那些经历。我之所以能够知道一点他的过去，都是他的女儿王韵凤讲给我听的。他是一个沉默，不愿多言的人。但和我在一起，他就不拘言笑了。大概因为我们都是华侨背景，一如他乡遇故友，真情多几分。他是菲律宾华侨，我是新加坡华侨。印象之中，我不曾见过他的亲笔字。要不然从他出手写字，多少也可以窥探出他的文化程度。倒是有一次我在他的小草房做客时，他兴之所至，从案头拾起一方纸片，用铅笔勾勒画出一组英文空心字体。时隔久远，一时想不起那组英文字的内容，大概是节日的祝语，诸如新年快乐，或是圣诞快乐，或是生日快乐之类。足见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不是文盲。在那个拥有越多知识就被视为越反动的不可理喻的年代，我们见面自然避而不谈文化修养，只谈身边一些无关痛痒的事。亲情是有阶级性的，我和老人家的交往也曾经被人认为是“很有问题的”。话虽如此，我有个藉口，我是老人家两个年幼女儿的班主任，家访是我的责职。所以，我在芒市潞西中学五年，我和老人家一家的往来是没有间断。
一九七三年八月份，我在慌不择路的情况下，离开芒市前去香港。在向老人家辞行时，我没敢表达出内心依依不舍的情怀。为的是，我要去的地方曾是被宣传为满街美蒋特务的香港。到了香港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和王韵凤一家人失去联系。老人家九十六岁高龄谢世，我人在香港。因为与他家没有联络，我也没有前往吊丧，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虽然我心里感到有些歉仄，环境不允许，奈之何？那段日子，大陆还没有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还是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主导国家的一切。我不想给王韵凤一家增添政治上的麻烦，所以没有主动和她家取得进一步的联系。
二零零四年大陆改革开放已经推行二十多年了，国内的政治也跟着相对松绑。同年八九月间，我从新加坡前往云南瑞丽探望王韵凤的八妹王韵梅（我的学生）的第三天，王韵凤的老妈终老。本来计划在瑞丽旅游的七天，变成在王韵凤的五弟王韵龙的家为老人家守丧四天。王韵凤从保山赶到瑞丽奔丧，这是我们于一九七三年话别以来，三十一年后首次重逢见面。说来也是我和她老人家的缘分，老人家走时，肯定没有想到我会千里迢迢赶来送她最后一程。我想老人家在天之灵多少也可以感到宽慰了。老人家走时享年八十五岁，算是高龄了。
日前，王韵凤寄来四十年前这张弥足珍贵的相片，勾引起我一连串回忆。我想这回忆也是珍贵的。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王韵凤的五弟王韵龙不幸于二零零六年丙戌狗年初三脑溢血猝死，享年仅得五十四岁。
王家几姐弟，我和韵龙的交往较浅，乃因，他初中没有毕业就下乡当农民去了。很少在风平的小草房生活。
一九七二年，我的小孩出世，当年大人缺乏营养，没有足够的奶水喂养小一辈。韵龙在瑞丽工作，我托他在中缅边界帮我买点奶粉回来。当时在大陆是买不到奶粉的。
韵龙帮我几次大忙之后，孩子渐长，可以吃米糊了，这才没有再劳动韵龙为我的孩子购买奶粉。没有他的帮忙，孩子是否可以顺利养下来，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我的孩子今年三十六岁，今年底准备成家，可惜，我的孩子没能请到王韵龙大哥哥前来香港喝他的喜酒。这遗憾可说是终生的。但愿韵龙在天之灵不要见怪。
是缘也好，是命也好，人算不如天算，这又是奈天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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